夜读漫笔

陈　沱

著名的美国现代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的最主要理论代表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是这样的：它由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两大部分所构成。这两个部分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我们不要把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同我国常讲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等混同起来。加尔布雷思所说的计划系统，是指有组织的大经济，即一千家左右的大公司，它们有权力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实行的是“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采取的是“操纵价格”，所以可以称做“计划系统”。市场系统则是指分散的小经济，即一千二百万个小企业主、农场主、个体经营者等等，他们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反而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听命于市场，所以可以称做市场系统。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由“有权力的”计划系统和“无权力的”市场系统这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

加尔布雷思又认为，由于一方是有权，另一方是无权，在双方的交易中总是有利于有权的一方，即大公司。无论是大公司向小企业主等买或卖，价格总是由大公司控制的。因此存在着大公司对小企业主等的剥削。计划系统是生来不稳定的，它会受到衰退或萧条的影响，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这都不会自我纠正。市场系统则大体上是稳定的，产量和就业的下倾波动(衰退)或价格的上倾波动(通货膨胀)未尝不会发生，但最后会自我纠正。计划系统中衰退或通货膨胀的后果，会带着破坏性作用，流向市场系统。

加尔布雷思这样重视大公司和小企业主的关系，但对大公司和工人的关系，或者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则并不重视。他承认，“当利润分配发生冲突时，劳资间的对立会非常尖锐”，但他认为，“近年来由于专家组合(指经理等)已经把工资和其他要求让给工会来处理，并且还能够把工资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去，于是劳资间的冲突大大地趋于缓和。这一点又转过来使得受雇者与专家组合之间有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心理上的一致。后者已不再是无和解余地的阶级敌人。同时专家组合的积极性目标同工会的目标已经没有抵触。高速度发展意味着就业稳定，加班费或者甚至晋升机会大量增加，而这些是对工人和专家组合都有好处的。

加尔布雷思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社会方案，他把他的设想叫做“新社会主义”。他认为，“要彻底纠正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这两部分经济间权力的均等开始”。为此，他作了一系列的建议，诸如规定农产品价格，支援小工商业者，支援集体议价，大幅度提高最低限度工资，保障小企业的最低限度收入，制定新的反垄断法，极严格地执行累进制所得税，等等。其实际结果，至多是大公司的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掌握(事实上这也还难办到)，小企业主的地位得到一些改善，所谓“公共目标”也被重视起来(政府扩大了它的“福利措施”)。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则丝毫也没有触动。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何况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又指望着政府及其首脑，能够真正重视所谓的“公共目标”，而不要把计划系统目标当做了“公共目标”(现在的美国政府就是不惜为计划系统目标使用大量资金的)。这种指望，可以说近乎天真。谁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呢？

倒是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确到处生长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虽然加尔布雷思说不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主要是些什么，却还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好多方面已经成熟了。

《陈垣史源学杂文》

(人民版，0.29元)

本书收文三十篇，皆陈垣同志在北师大等校讲授史源学时所为范文。

这位老史学家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本书就是教我们追寻出处、考证讹误的。

从前的文章，大部分不注出处；而且文中人名、故事等，往往也因注不胜注而从略了。追寻出处，有时竟如大海捞针，是很困难的。出处找到以后，就要看文中所用史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判断这一点，要列举我们的根据，不能随意妄说或臆断。发现了有错误，还要找出错误的原因。这当然也不能逞臆乱说。

例如本书58—61页《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文，记李勉百衲琴事等之出处，摘出桐丝系桐孙之误等，指出王鸣盛这四百多字的一条中竟有四处错误，且第一行第一句就错了。通观王鸣盛这一条，的确是“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凡所指摘，都有充分的根据，使人信服。

又如《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一文，对济南究竟有没有刘豫墓的问题，认为全谢山论据第一点本弱，论据第二点与《齐乘》相反而实相成，然《齐乘》主张济南有刘豫墓，也不能说完全无理，“《齐乘》所载，其意并不在墓，而在斥遗山之党豫”。“人至为子孙所羞称，则亦已矣！”这个结语是很能表现陈垣同志的求实精神的。

读本书，是很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