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高峰、学术师承及其他

忍　言

李学勤治学经验杂谈

在古文字学和考古界，李学勤是富于活力而又成绩卓著的。

古文字，是指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及缯书等。它们有的比起现存最古老的字书《说文解字》还要早一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在一般人眼里，这些都是“天书”，就是不少专攻史学的，也视为畏途。难怪有人曾说，搞古文字的“若射覆然”。当然，把古文字研究视如猜谜和押宝，这是出于无知的诳话，事实上它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仅从五四以后算起，在这个领域里就已经出现不少以此名家的前辈。他们辨认了许多文字，逐渐从一堆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的骨董、瓦片里，整理出许多令人信服的古史资料。也正是在前人开拓的这片斑烂绚丽的古史园地上，李学勤辛勤地爬梳抉择，终于获得了丰累的硕果。

一九五五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殷虚文字缀合》。它是把解放前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所收录的许多破裂的甲骨碎片，一一缀合复原，成为甲骨文研究一部完整可辨的资料。这部在甲骨文研究中具有总结性的著作，是由三个人编的，其中有一位就是李学勤，当时他才不过二十二岁。四年之后，李学勤的另一本专著《殷代地理简论》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它是采用地名考订排比方法，对有关的甲骨文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缀合》和《简论》这两部不同类型的著作，就已把这位年轻学者的才华和学力展现在人们面前了。前者表明了他的眼力和功夫，后者则反映了他匠心独运的方法。

除此之外，李学勤还陆续发表了单篇论文十多篇。内容有甲骨文字的考释、铜器文物的鉴别、社会制度风俗的探讨。不但牵涉的面相当广泛，而且在方法上也有独创的地方。比如他在二十四岁写的那篇《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虽然在甲骨分期上因为没有看到某些发掘记录，致使某些观点需要修正，但他肯定甲骨文中除了王卜辞以外，还有许多是“非王卜辞”，则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正确的结论。直到现在，它还是不失为一篇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又如对战国的器铭，过去人们只是就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等分别地进行研究，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则将它们贯而为一，作了综合性的探讨。这一点也是曾经得到学术界相当好评的。

这些成就都是李学勤在三十岁以前就已取得的。“三十而立”，笔者不了解历史或考古学界承认一个学者能够站住，是否有个什么标尺。如果我们现在说，当时已有这么多著述问世的李学勤，就已经在学术界站立起来了，恐怕不为过分吧。

或许有人会问，李学勤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在古文字学和考古方面有这样的成就，他是从哪儿探得的奥秘，出自哪位名家的指点？过去学界有所谓“京派”和“海派”的说法，这两派究竟如何区分，谁也不曾明确说过。据说“京派”的特点是重师承，守师法。李学勤生于北京，学于北京，但要说学术师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哪一位名家他也“高攀不上”。当他进行甲骨文缀合的时候，还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他到了历史所，一直是在侯外庐同志领导下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很长一段时期，他搞古文字和考古都是“副业”，只能零敲碎打地进行。当然，这绝不是说他是无师自通的“天才”。事实倒是，由于没有专门导师的指点，李学勤在长期治学的道路中，就特别注意对许多先辈名家的治学特点和专长，进行认真的揣摩，以期融而贯之，据为己有。事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学无专师，难免要走点不必要的弯路；但倘能博采众长，倒可以避免某些拘于师法、偏执一隅的固陋习气。这就正象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在实际使用中比起哪个有名的版本都更受人欢迎的道理一样。本来，师与生的界限就不是截然鸿沟，他们之间的区分，正象韩文公说的，不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因此，“学无常师”，倒是很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验过的事实。

那么，李学勤治学有什么“秘诀”呢？笔者未曾听过他谈起什么“秘诀”，也不相信真有什么“秘诀”。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体会，李学勤治学倒有他的几个特点值得谈一谈。什么特点呢？说来也极其平常，那就是：勇敢、勤奋和会通。

勇敢，在学术上就是不怕名人，不怕权威。科学殿堂不是帝王的寝宫，它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着的。科学上的名人和权威，都曾在它里面穿堂入室，为我们展示了世界许多奇珍瑰宝，他们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他们的一切成就，也只是指示后人前进的路标，不是让人停步的“红灯”；是后人攀登高峰的阶梯，不是禁止闯越的屏障。所以，尊重名人权威和不怕名人权威是可以也应该统一的。李学勤就曾同笔者几次谈起自己对许多学术界前辈的崇敬心情，但却未曾把谁当作只能俯伏崇拜的偶像。他从小就爱读书，什么书都读，就连《古史辨》，柏格森的《创化论》，卡尔纳普的《逻辑的语法结构》以及罗素等人的哲学专著，他都曾啃过。金岳霖的《逻辑》，他先后就读过多次，其中“介绍一个逻辑系统”一章，曾使他一度入了迷，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也还兴味盎然。当时，李学勤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敢去读这些相当艰深的学术著作？答案很简单：不怕。诚如他自己说的，那时他就是有这么一股初生犊儿的劲头。对那些能够启迪人们智慧，而又多少能给人一种神秘感，需要费一番气力才能看得懂的书，他就越是乐于去啃它们。他还同笔者发过这样的感慨，说经常碰到一些青年人问他，自己应该读什么书，最好先读哪一本？其实，只要认准了方向，什么书都可以读，先读哪一本都无妨。当然，对刚刚踏上学术征途的人，循序渐进是重要的。但假如你还没有找到行家指点，与其徘徊观望，不如自己先抱一本有用的书读起来，不是更好吗？路，固然有弯路和捷径之分，但走点弯路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往往走过弯路的人，对于捷径的好处，会有更深切的体会。

读不懂怎么办？其实，懂与不懂都是相对的。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要求人们要象小学课本那样背得滚瓜烂熟。既然已有一定知识基础，选定了方向，就要敢于去闯去碰那些难关。有的书即使再艰深，总会看懂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李学勤对有的书，当时也并不是全都读懂，可贵就在于不管多难的书，他都敢于去啃它。啃不动的地方肯定会有的，如果你连碰都不敢碰它，那些即使你能懂的地方，不是也无缘去领略它吗？实际上要是你已完全懂了的书，也无须再读，甚或不值得再去读它。笔者借李学勤读书发的这番议论，并无意于倡导好高骛远，而是觉得这种精神，体现在治学上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要敢于去闯难关。如果一旦抓住了真理，还要敢于冒犯权威，敢于顶住传统的偏见。

勤奋，这是每个成功学者的共同特点，李学勤当然不会例外。不过，同是勤奋，学科不同，经历各异，甘苦也不会完全一样。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古文字学算是比较艰难而又乏味的，可是李学勤与它的缘分似乎特别的深。还是十一、二岁的时候，当他从一本书上知道了科斗文，就曾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找了专门的书来看，还在砚台上摹刻起来。十六岁以后，李学勤就正式钻研起古文字。后来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间是充裕的，家境也还可以，又正是年轻气旺，唱歌跳舞，游山玩水，爱打爱闹的年龄。但是，李学勤从来没有把时间耗磨在这些事情上，游乐场所找不到他，很多娱乐活动他都不会。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整个假期成天泡在图书馆，读那些枯燥的甲骨文、金文，并且从此结识了在金石部工作的曾毅公先生。靠着曾先生的帮助，李学勤更是乐而忘返，几乎把北图所藏金石甲骨资料全都浏览一过。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这话是有道理的。无论什么事，只要你爱上了它，就会从中感受到常人不易体会到的乐趣，研究学问尤其如此。但笔者总觉得，研究古文字与其他学问，总有点不同。文艺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研究哲学的即使写不出鸿篇巨著，也会从中观赏到无数思想智慧的异彩。而研究古文字学，它的欢乐只有当你拼对了几片甲骨、认识了一个字的时候，才会涌到你的心头。这就如同品味上等的名茶，那甘香欲醉的滋味，总是在你满饮一口苦水之后才会领尝得到。李学勤对这一点该有更深的体会。当我们翻阅那一厚本《殷虚文字缀合》时，不免要惊羡编者巧于发现的眼光，可是有几人曾经想到，不到二十岁的李学勤，为了编这本书，在考古所的一间矮小房间里，在一堆破片烂纸里足足翻腾了两年呢？当我们翻检李学勤“文化革命”前写的那些论文目录，不能不钦佩他的多产，但可曾想到它们大都是利用业余，甚至是业余的业余时间撰写的呢？笔者曾说大胆和勇敢是李学勤治学的一大特点，如果没有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勤奋努力，大胆和勇敢不但不能成为你闯过难关的美好品质，往往倒是表现你无知的鲁莽和狂妄。美与丑，成与败，在这里是什么决定了它们的界限呢？是学业上的功力和水平。孟子曾经讲过射箭，“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能不能射到箭靶，正中其的，就不是光凭勇气，而必须靠功夫和智巧才能达到。但功力和智巧，没有天赐，也不能巧取，只能靠勤奋钻研的积累和磨炼。李学勤治学经验难道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会通，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就特别推崇的。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会通”之法。不过，封建时代学者讲的“会通”，主要还是指的考镜源流，会合贯通，方法上始终停留在直观的经验论上。我们今天讲的“会通”，则是指掌握唯物辩证法，将自己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历史上众多现象后面的规律。它不但是一种治学方法，还体现了一位学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土文物上的文字。有人以为只要抱住一本《说文》就可以应付裕如，因而不但轻视理论，甚至连历史学的ABC也很茫然。对这一点，李学勤最近曾经发了一通感慨。他认为考古与历史，本来就不应该分家。学考古的人，如果没有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就会目无全牛，最大的能耐不过摆弄一些坛坛罐罐而已。对于出土的文物只有从一定理论高度去认识，从文献角度去印证，才能把一堆死的物变成活的社会。现在历史与考古，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不贯通，这样考古学难于发展，历史学也不能深入。就古文字学来说，它是一门边缘学科。要真正有所成就，还必须懂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不然的话，就连认字也很困难，何况认字不是研究古文字学的目的。以为抱住一本《说文》，就能成为古文字学家，那识见还在清代学者的水准之下，充其量也只是个文物鉴赏家，等而下之，甚至不过是一附庸风雅的假古董罢了。

笔者对于古文字和考古完全是门外汉，但对李学勤这番议论却深有同感。因为他讲的不光是古文字研究中的问题，也是一般史学研究中史与论、博与约、学与用的关系问题。现在有的哲学史著作，就是既没有历史，更没有哲学，究其因盖源于此。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是很难观赏到它的奇观异景的。有人把读书当作学问，其实，读书只是学问的准备，并不就是学问本身。清人章学诚曾把学与功力作了一番区分，说：“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所以他认为即使象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只能算是“纂辑”，而不可称之为“著述”。如果不吹毛求疵，实斋夫子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书读得再多再熟，如果没有创造，终究不能算是自己的东西。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曾把那些只会收集材料而不会消化加工的经验论哲学家比作蚂蚁；反之，那些完全脱离实际，凭空杜撰整套“体系”的唯理论哲学家，则象一味从自己肚中吐丝织网的蜘蛛；真正的哲学家应该象蜜蜂那样，既能从广阔原野的奇花异草中采粉，又能将它们消化加工成甜美的蜂蜜。其实何尝只是哲学家应该象是蜜蜂，其他学科也同样应该这样要求。李学勤上述那些近乎牢骚的议论，笔者体会也是对有志于从事考古和古文字研究的青年学子们，提出的一点勉励和期望，要使自己成为蜜蜂，不要象蚂蚁，也不要象蜘蛛。

李学勤的这些议论，还是他亲身经历的甘苦自白。他虽然很早就曾在古文学上显露了才华，可是却没有能进考古所，而是被侯外庐同志看中，成为他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诸青”中的一位成员。爱的是古文字，搞的是思想史，不矛盾吗？确实矛盾。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专长。但是，现在回想那十几年走过的路，李学勤却不后悔，因为他从侯外老那儿学到了许多过去未曾学过，而对于一个青年学者又特别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观察问题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艺术。李学勤是善学的，经过侯外老的陶冶，未曾几时他就成了思想史研究中相当得力的一员，先后参加了《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五卷的修订和第四卷的撰稿工作。不久以前，丁伟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张载理气观析疑》。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说到张载思想评价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时，加了一个说明性的注：“侯外庐同志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对张载哲学的评述，富实事求是精神，且蹊径独辟，创见迭出。”并说他“这篇文章深受早年读此书的启发和影响，也可以说，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是在该书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利用了该书的成果而写成的。”伟志同志这番话当然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谦词，而是一个郑重学者对学术上相互发明的感受，也是对侯书关于张载论述的评价，它要远比某些长言空论亲切实在得多。又如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在《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之后，报章上陆续发表的文章也有十多篇，个别问题的论述也确有深入，但在总的路径上，还不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框架。笔者绝不认为，《中国思想通史》是什么不可超越的高峰，举出这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说，这部巨著在研究方法、特点和学术水平方面，都多少具有时代标志的研究成果，即使将来有新的著述出来，它也不会从学林中消失的。这个功绩当然主要还是侯外庐同志，但作为侯外老主要助手之一的李学勤，也应该承认他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中国思想通史》从关学以下的宋代理学部分，大部分是由他执笔撰写的。上述两个事例不也说明，他对侯外老的思想和方法，还是体会入微，表述也相当准确得体的吗？假如我们说李学勤在思想史研究中也是一位成绩可观的人，大概不能算是过誉吧。

李学勤曾不止一次同笔者说，自己的兴趣和专长主要还是在古文字和考古这一方面。确实，他同时跨在思想史和古文字两个领域，但从他的主要成果和治学特点看，古文字学方面是更为突出得多。近几年来，他几乎每月都有论著问世。从一九七五年起，他又一直参加马王堆汉代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整理、注释工作。为了配合一九八○年在美国举行的青铜器展览，他还写了一本《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的有两部著述，一本是《战国文字的研究》，一本是《青铜器分期研究》。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考古学、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熔为一炉，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期待着李学勤这些著作及早问世。我们相信李学勤的宏愿一定可以实现。

一九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