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装帧艺术漫谈（一）

莫志恒

几位年轻的初学书籍装帧工作者来访，我请他们在屋里坐，沏了几杯清茶作招待。他们来看我的目的是要了解一些书籍装帧工作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想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书籍装帧工作的情况，我就将自己所知道的答复他们。下面是客人提出的问题和我所回答的内容。

问：我国古籍装帧方式与现代书籍装帧方式有什么不同？

答：古籍，不谈写在竹简上的书籍吧，只谈用印刷方法印在纸张上的书籍。这种书籍都是单面印的，中缝空两行，印上鱼尾图形()，下印页码，然后以中缝鱼尾为中线，折叠起来，成为一页。若干页合起来订成一册，加上封面和底封，打眼四或六个，以棉线或丝线串起来成册。比较珍贵的书籍，往往采用蓝绢包角。磁青纸作底、封面，贴上腊笺纸的题签，就非常美观大方。这种古籍，内容文字都是直排的，切口与订口都在右边。如果一部书有四册或六册，还要用与书籍开本同样大的木板，用带子系起来，成为一函。或用硬纸板及青布裱褙，做成函套。几册为一函，几函为一部。历代大部头的史书都是采用这种印装方式的。印正文的纸张，多数采择竹制纸，“五四”运动前后，又采用外来的油光纸(一面光洁，另一面粗糙)来印书。至于现代书籍的印装方式，同过去是有许多不同之点的：首先是造纸技术有了进步，西方各国有用木浆制的白报纸，纸质较厚实，一张纸可以双面印字而无损于彼面，这样印成的书页，折叠起来，切光后就变成单页，装订时，订口在右边，切口在左边。用有色的重磅书面纸或有色布纹纸为封面，封面上题字设计图案，封脊上也可以印书名。装订方式变成西式的了。

问：现代书籍装帧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请你谈一谈。

答：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除小学教科书仍用油光纸印刷、中式装订外，一般期刊和文艺书籍渐渐采用白报纸双面印刷、西式装订了。例如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革命前辈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用这种方式印制的。“新青年”三个字，开始用美术字，之下，还印有一行法文“LaJeunesse”。下面三分之二地位的中间画了一个图案边框，中排要目，这种形式的封面设计，在当年是很新颖的。一九二五年左右，鲁迅、韦素园等编印丛书《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时，就大胆地开始以美术字、图案进行设计封面，计划版式，改进装订方式。还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和开明书店等新文学团体、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形式都有了大胆的革新。这样，一些规模大的出版单位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等的出版物的装帧设计，就显得陈旧而呆板了。这是冲破旧的装帧设计框框，树立新形式装帧的时期，受到了广大读书界的热烈欢迎。

问：你能谈一谈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书籍装帧艺术情况吗？请举些具体的例子。

答：我的一点本来不多的藏书，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离乱和十几年“文化大革命”，都损失得光光的了。现在只能凭记忆说一说。

二十年代中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书籍装帧设计突破了传统的框框，开始了以绘画、图案配合汉字书法、美术字而设计封面。装订形式，因社会物质条件关系，多采用平装，即以普及本发行，精装书比较出的不多。这一时期，装帧艺术工作者还未形成队伍，人数也不多。在北京，有司徒乔、陶元庆等。司徒与陶，原是学西洋画的，他们的画风，竭力注重中国民族化，是主张洋为中用的画家，只画封面画，其余的装帧工作(如：衬页、里封面、版面格式等等)都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手规划的。当时司徒乔设计的封面画有《柚子》(王鲁彦著)、《飘渺的梦》(向培良著)、《卷》(女士著)、《新都的赠品》(徐鹤林著)、《影》(李霁野著)、《苦酒集》(芳草著)、《争自由的波浪》(高尔基原著，《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版)、《白茶》(苏俄独幕剧集，曹靖华译，一九二七年版)、《浮士德》(屠格涅夫原著)、《饥饿》(塞门诺夫原著)和《未名丛刊》中的《蠢货》(契诃夫原著)、《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穷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原著)、《外套》(果戈里原著)等书。他的封面画，笔触如行云流水，活泼而有抒情意境，但因印刷成本和技术关系，出版者多以蓝色或棕色一个颜色印刷封面。陶元庆设计的封面有：鲁迅的小说集《徨》、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二书均系厨川白村原著)、《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原著)，鲁迅著述：《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朝花夕拾》。还有许钦文著的《鼻涕阿二》、《若有其事》、《蝴蝶》、《幻象的残象》、《赵先生的烦恼》、《回家》、《毛线袜》和期刊封面《语丝》(一九二八年)等等。陶元庆为鲁迅、许钦文著译设计的封面特多，其中尤其是《徨》的封面画，人物图案化，上有漫画笔调的一个太阳，极富装饰味，鲁迅曾赞不绝口；还有许钦文的《故乡》，封面画原来是陶的一幅题为“大红袍”的画(据许钦文说，这画是画在两个拆开的信封拼接起来的纸上的)，借来制版的，当年读书界对之评价很高。陶的封面画，后来渐渐以细线、淡色构图，鲁迅评之为：有新的形，新的色，东方情调，民族特性……。他是当时前途无限的青年美术家，刚刚由中学美术教师转至杭州西湖艺术院为教授，不幸年轻轻地病逝了(一九二九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一生同教育家蔡元培一样注重美育，提倡新美术(如编印版画集，指导青年木刻工作者)。但现在的青年们还不很知道，鲁迅又是一个全能的装帧艺术家——这话我在一九四七年就说过。所谓“全能的装帧艺术家”怎么解释呢？装帧艺术，不仅仅为一本书设计一张封面画，它还应为一部著作设计衬页(环衬)、里封面(扉页)、正文排版格式和版权页，还要关心纸张、印刷、装订等等。凡是鲁迅经手付排的书稿，对上面所说的装帧工作，都经过精心考虑。你们如找到先前出版的《呐喊》、《徨》等书来翻阅，就可以看到它们的正文页中，行距很宽(占一行字的地位)，字与字之间也有四分之一字的空白，天头地脚很宽，使读者不伤眼力，心神舒泰，容易阅读，便于眉批。鲁迅自己设计的封面，如《坟》(外封可能是陶元庆设计)、《呐喊》、《奔流》(同郁达夫合编的文艺理论刊物)等都是如此。记得《坟》的封面设计，图案是荒野上有一口棺木，旁边有几株小草，里封上画了一个小方形的题饰，方形以花边组成，内容包括：雨、天、树、月、云和“1901—25”(标明此集内论文的写作年份)，小方框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封面是象征着：旧中国如荒野，死一样的寂静；里封上题饰似乎说明，旧中国如雨天一样阴湿，月亮是在月蚀时间，多么气闷的时空！那只猫头鹰，大概是比喻他自己，因为鲁迅喜爱猫头鹰(猫头鹰是钱玄同对鲁迅起的绰号)。“他曾自喻所写文章是枭鸣，会给正人君子们赞美的好世界带来大不吉利的消息，是专门给他们的好社会增添缺陷的。”(《新文学史料》第三辑203页)他反对封建思想，冲击黑暗社会。这个封面和扉页图案的构图，说明了鲁迅当时的思想，是在进化论阶段往前进。《呐喊》选用深红色的书面纸，中上方一块阴文横长的印版，字的笔划硬而有尖锋，单色黑墨印，书脊只用五号宋体排了四个字：“鲁迅：呐喊”。毛边装订，整洁、美观又大方。这是当年出版界装帧工作上别出新裁的新格式。《奔流》月刊，选米黄色胶版纸，字体用偏方头，再加双钩线，横式，下面以阿拉伯数字标明期数，庄严朴素。鲁迅为他自己的著作装帧，更为其他作家的著作装帧，当年的《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的装帧工作，都是经过他精心规划设计的。他特别欣赏陶元庆的绘画创作。许钦文的《故乡》一书，是他知道了陶有一幅“大红袍”的画，借阅后，肯定了是一幅好作品，才印在《故乡》封面上的。后来他经常请陶作封面，把书的内容提要告诉他，提出要求，提出用色套版次数，但也给作者有自由构思的余地。印刷时又竭力尊重作者，油墨色调要在开印前打样给陶元庆同意了才印刷。鲁迅对于印刷技术和照相制版技术又很熟稔，所以在规划、设计时，都能从多方面考虑。这样，出版后的成品质量就非常高超。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下册，是在上海美成印刷厂(专印开明书店出版物的印刷所)秘密排版制纸型，到日本去印刷的。正文中加了许多插图，装订分两种：皮脊精装和蓝色丝绒精装。其中丝绒精装烫金字，在技术上很费周折，据说，先用蛋清把绒毛压服，才烫上金字的。成书金璧辉煌，落落大方。但下册出版时，鲁迅先生已经逝世，没有看见他最后费尽心血编辑、装帧的书籍的全璧。

鲁迅提倡美育，不限于理论，他还见诸于行动：他以千方百计，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狗眼，把国产的高级宣纸陆续寄给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托他遍访苏联早期的木刻版画家，要求拓印这些画家的新创作。收到回件时往往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展示给国内青年木刻者观看，也开展览会，以教育青年。他选了不少好作品，编成一集，名《引玉集》，自己装帧，方脊精装。这是日本代印的。当“苏联版画展览会”(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展出以后，又为良友图书公司选定了画幅，写了序文，名为《苏联版画集》。又翻印了阿庚的《死魂灵百图》。此外，又编选了几种版画集：梅斐而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以上两种与郑振铎合编)和我国青年木刻工作者的习作选《木刻纪程》。这五种版画集都采用宣纸印刷，磁青纸为封面(《木刻纪程》是用棕色封面纸，白色标签)，腊笺纸为标签，由鲁迅自己题字，中式线装，或制做青布函套(如《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美观大方，到今天已变成稀世宝籍了。此外，还编印了四本意大利版画家麦绥莱勒的连环版画集，白纸黑色印的封面(良友图书公司版)。

自陶元庆去世以后，鲁迅在痛惜之余，凡装帧书籍，比较多地采用他自己功力很深的一手毛笔字题签书名。如：《二心集》、《三闲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和《且介亭杂文》等等。一方面，他感到一时找不到如陶元庆那样的美术家，没有如意的切题的图案可以应用；一方面，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黑暗环境中，如以斗争题材构思成的作品印上封面，反倒会引起反动派注意，出版物会马上遭到禁止发行。他说，一本马克思的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版，你设计一幅马克思的头像印上封面，一则刺激反动官僚、特务，招来迫害，二则读者阅读时也不安全。所以封面设计，一面固然要求有美感，一面也要密切注意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艺术”(战略)。有时将著作者名字“马克思著”改印“卡尔著”，“列宁著”改印“伊里奇著”，以避开特务的狗眼，也是一种巧妙的斗争方式。

我已讲过，鲁迅对于书籍装帧中的插图，是非常注意的。他以为：一部书，多加插图，一方面可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一方面，加了插图，可以重点突出内容，增加宣传效果。他参与主编的《译文》月刊，每一期的插图都是非常丰富的；他也经常给别的刊物，如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月刊介绍、推荐世界各国美术家的创作绘画(多系木刻版画)，使刊物增色，读者愉快，加强斗争意志；如《城与年》(费定原著)这部小说，非但推荐插图，而且亲笔以汉文题写说明；当他听到邹韬奋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时，就主动写信给韬奋，推荐有关的美术品，插印书中。他这种花时间，花精神的无偿劳动，目的都是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