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人啊，人！》

王行之

几个月前，我读过戴厚英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人啊，人！》，有特色，很不错。可是，我迟迟不敢动笔写评介，因为平时长篇读的少，生怕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来，总想等一等，先瞧别人的。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又常常感到抱愧，仿佛独自一人吃了一顿美味那样，没和别人共享，反而心中不安。终于，憋不住了，愿试着写一篇读后感。

丑话先说在头里。我不认为《人啊，人！》是一部好到不能再好的完美艺术品，我对它有褒有贬。

咱们中国人对小说创作的要求，历来讲究的是笔下应当出“活人”。人物愈是写得鲜明逼真，栩栩如生，读者就愈是喝采叫好，欣喜若狂。古老的《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现代的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小说大家的作品，所以印了一版又一版，使人感到常读常新，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有“长生不老”的活生生的人。林黛玉从降生人间到现在，算来已是二百多岁了，可她至今还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爱流眼泪、动不动就耍小性儿的“林妹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鼻子”能在中国吃得开，也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写出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外国人。如果用这样的尺度来看《人啊，人！》，它就显得还不很够劲儿。书中的十几个男女老少的身分、性格虽然已经写出来了，他们的苦辣酸甜也能感染人，人物的真实感也比某些流行作品好的多；可是，总觉得他们的面孔都还显着苍白，人物塑造没有达到名家名作那样过目难忘、呼之欲出的火候儿。

这样的要求是否太高了？我细细想了想，觉得应该这样比，必须敢于和已往的艺术大师比比高低。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优越性，不应该是上不得擂台的银样蜡枪头，而应当体现为产生出在各个方面(包括艺术上)压倒封建时代的《红楼梦》，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高老头》的当当响的精彩作品。在文艺领域里，最没有出息的思想之一，恐怕也是不敢正视现实的阿Q精神胜利法。

世界上的事情几乎都是相对的，得失权衡常常不能一刀切。《人啊，人！》的人物塑造虽然软了些，可它在别的方面又确实独创一格，颇多新意，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比如说，作品中关于“人”的思考和理解，就写得深沉真切，匠心独运，具有发人深思的魅力。

人的问题本来很复杂。在过去了的几千年里，为了认识人的价值，不少人为它皓首穷经，磨秃了数不尽的鹅管笔、毛笔和钢笔；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不少人甘心为它抛头颅、洒热血，捐躯牺牲，前赴后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正是为了最终的、空前的、完美的实现这一世界性的壮举——解放全人类。不幸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一度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嘲弄和摧残。这真是一场恶梦啊！如今，梦醒了，作家们在作些什么呢？

真象灾难过去那样，有的作品首先发出的是哭声，有的作品在展示受伤的躯体和血痕。这部《人啊，人！》，它发出的是一声深沉的叹息，是“人”在梦醒后的必然沉思……

小说中的一群小人物——五十年代的几位大学生，经历了二十年的沧桑浮沉之后，又在C城大学聚首了。他们之间曾经互为萁豆，互有恩怨，如今见了面，却既不哭也不闹，各自躲在角落里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检点自己走过的脚印。这是多么平淡无奇的情节呵，然而，就是在这近乎寂静的沉思里，我的灵魂受到了震动，我听到了一代思考者在和时代一起前进的脚步声。因为，他们是在为了未来而思考过去，为着体谅别人而反省自己。他们不愿为累累的伤痕再去痛哭失声了，而要在痛苦的思考中寻找出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负的责任，以便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再重蹈覆辙。那个受害重、思考深的“右派”学生何夫，较早地喊出了人的声音——

……应该学会独立思考了。我们的肩膀上扛的是脑袋，不是肉瘤子。脑袋是干什么用的呢？思考、分析、判断。

倒退若干年，我会把这看作是叛逆者的语言；事实上，我确曾参加过对这类“错误思想”的“斗争”。只是，今天，我的拳头真还有点份量了，如果一定要我把它举起来，那么，我决不会再去轻易喊“打倒”，而要敢于负责说“我同意”。是的，“思考”是个可贵的字眼，这一维护人的尊严的武器，是用惨重的代价再次换来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在思考中前进，就有可能在麻木中沉沦。《人啊，人！》中的这些小人物，用他们的坎坷人生，为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注解。

可惜，思考的需要和能力，并不是恶梦过去后每个人都能具有的。在小说中，最需要深长思之的一个人，却偏偏迟迟不愿醒来。由于他的迷恋梦乡，给要前进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痛苦与磨难。这个人，就是C城大学的党委书记奚流。一九五七年，他作为锅下的豆萁煮过人；十年浩劫中，他又作为锅中的豆粒被人煮。难道真的熟透了吗？到如今，他反而成为害怕甚至仇视“思考”的人。他把改革与倒退的关系整个弄颠倒了，正如他的亲生儿子所形容的，他的“陈旧”等同于“前进”，“你说不出任何新鲜的思想和语言，那你就是最革命的了”。可悲呵，“奚流”近于干涸了，他障碍着生活的激湍奔腾向前。

思考的时代必然产生思考的人。二三百年前，法国的哲学家狄德罗说：“什么时候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数学家巴斯噶则说，“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如果跌倒后想再爬起，就要从这思想爬起，而不是从我们所无法填塞的空间和时间爬起。所以我们应努力好好地思想。”一部《人啊，人！》，提出并试图回答的，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人们在沉思后要站立起来昂首前进了，全书的最后一页上，赵振环面对生活说：“失去了应该失去的，找回了应该找回的……旧的已经结束，新的已经开始”！

我一直在嘀咕：这样的作品还算“小说”吗？它的故事很不联贯，既没有头绪清晰的“发端”，又没有交待圆满的“结尾”，所有的章节只不过是各个不同人物的暗自沉吟，又象是许多主人公的日记集锦。阅读《人啊，人！》，似乎双手捧起了一团乱麻，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感情领域里的交流或抗拒，都需要我们一边慢慢地阅读，一边细细地梳理。该打的作者啊，真不该这样捉弄人！可是我又想，《人啊，人！》中毕竟有人物，有事件，更有贯穿全书的感情的波涛和涟漪；它的语言又是那么清新隽永，诗意盎然，使人读来既能引人入胜，又可回味无穷。全书二十多万字，读来不觉其长，可以一口气儿读到底。如此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如果把它拒之于“小说”大门之外，那么它又算是什么呢？

啊，啊，捉弄人的不是《人啊，人！》的作者，而是我自己。为什么我要把文学的样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呢？“小说”一词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概念差异，姑且不说了；即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中外小说而言，又有谁能够给“小说的领地”划出一条明确的疆界呢？想起来了，莫泊桑的《小说》一文中对此有过精彩的答辩：“真有一些写小说的规则吗？而不按这规则写成的故事就不该叫作小说吗？”“如果《堂·吉诃德》是一部小说，那末，《红与黑》是不是呢？如果《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小说，《小酒店》算不算呢？能够拿歌德的《亲和力》、大仲写的《三剑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墨·阿·阜业的《加莫尔先生》、左拉的《萌芽》来比较吗？这些作品哪一部是小说？那些出名的规则又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谁把它们建立起来的？根据什么原则、什么权威和什么理由？”他认为，对待“小说”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研究那些和已经写成的小说最不相象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地鼓励年轻人走新的道路”。

是的，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的历史，一直是沿着“新”的道路走过来的，今后还将永远沿着“新”的道路走下去。文艺这玩艺儿，与生俱来就有那么一股怪脾气：标新立异时生，陈陈相因时死。突破，是文艺发展的“蜕变”；创新，是文艺繁荣的伴侣。古往今来的真正作家艺术家，不仅是时代思潮的先驱者，也是艺术形式的锐意革新人。如此看来，应当说，在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中较早采用“多元第一人称”手法的《人啊，人！》，敢于走新路、不屑落窠臼的《人啊，人！》不是对小说艺术的背叛，恰恰是开拓性的丰富和发展。实践表明，《人啊，人！》那新颖别致、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和作家的探索追求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为着寻找足以表现思考的时代和思考的人物的艺术形式，戴厚英的如下创新设想是值得一提的：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进行一些突破了。我不再追求情节的连贯和缜密，描绘的具体和细腻。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每一个人物编造一部历史，以揭示性格的成因。我采取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为此，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人物的灵魂的刻画上。我让一个个人物自己站出来打开自己心灵的大门，暴露出小小方寸里所包含的无比复杂的世界。

情节、人物和心灵的揭示，是否绝对不能溶合在一起，还有待于作家的创作实践去证实。但是，戴厚英毕竟使人物的心灵门户洞开了，她的这股闯劲是极为可贵的。

鲁迅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论睁了眼看》中喊出的这句金玉之言，如今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人啊，人！》，戴厚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