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读者

舒昌善

××同志：

信悉。你在来信中说，当你读完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之后，发现小说的内容本身并不象我国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兴亡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你说，小说似乎只是把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作为陪衬来描述，从小说中怎么也看不出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资产阶级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典型。于是你问：这部名著究竟表现的是什么？

我学识浅薄，不敢唐突地回答你的问题，这里我只想给你介绍几个外国人的观点，请你有暇自己研究。

民主德国研究托马斯·曼的学者英格·迪尔森在一九五九年出版过一本书：《托马斯·曼研究》，之后，她又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了一本新的论著：《托马斯·曼——作品、世界观、生平》，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对照阅读，你就会发现英格·迪尔森对《布一家》的分析和解释，先后恰恰是截然相反。例如，她在《托马斯·曼研究》中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客观原因是跟不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这个文明的、商人市民阶级分崩离析的背后，表现了一个作为进步阶级的市民阶级没落的客观历史过程。虽然布登勃洛克一家在政治上从来不是进步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属于保守的上层市民阶级，但是尽管如此，总的说来，他们的道德与经商传统还是根源于这个阶级处在进步时期。不管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保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中的)自由、民主—革命的布克一家一样，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发展的上升阶段；而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和(《臣仆》中的)赫斯林一家则相反，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后期阶段。所以，《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方面表现了在汉撒同盟的贸易自由城吕贝克的特殊条件下，一个贵族式的市民阶级被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帝国主义开始时期的‘新的资产阶级所取代；另一方面表现了革命时期的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时期的反动的、国家主义的资产阶级所取代。”(27至28页)请你特别注意，英格·迪尔森在这里是把《布一家》中的哈一家和《臣仆》中的赫斯林一家都视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

可是，她在《托马斯·曼——作品、世界观、生平》中完全改变了自己在一九五九年的论点。她说：“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不是赫斯林一家，不是额上带着征服世界野心的印记、预兆着灾难性没落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哈根施特罗姆一家的真正历史地位似乎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是俾斯麦时代‘具有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是在汉撒同盟的贸易自由城吕贝克的特殊条件下，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的大资产阶级。”(37页)

应当说，英格·迪尔森在《托马斯·曼研究》中所阐述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五十年代民主德国文学史家对《布一家》的基本看法；她在《托马斯·曼——作品、世界观、生平》一书中所作的新论述，则代表七十年代民主德国学者们对托马斯·曼的认识。这一点，你从她在自己的著作里旁征博引当代民主德国其他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们的言论中便可看出。她充分吸收了其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如，民主德国有一位对文学很有造诣的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库岑斯基，他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形象与作品——对德国文学所作的社会学研究》。库岑斯基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了解一个阶级在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那么这部书(《布登勃洛克一家》)对资产阶级的历史来说，全然是不典型的，没有代表性的。”(268页)看来，库岑斯基所作的详尽研究为英格·迪尔森对《布一家》作出新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英格·迪尔森在《托马斯·曼——作品、世界观、生平》中这样写道：“象库岑斯基所作的这些研究，有助于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避免一个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旧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著中并不少见——这就是要去寻找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现实主义因素。”(417页)恕我直言，其实，迪尔森自己在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中就犯有这种错误。

《布一家》的故事情节始于一八三五年，写到一八七六年结束。而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是在一八七○——一八九○年这段时间。德国更是一个晚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从客观的时间上讲，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所说的时代背景也是有出入的。就算这段时间正是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然而小说并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社会内容。既然说《布一家》没有反映出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面貌，那么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五十年代民主德国文学史家们(包括英格·迪尔森本人)对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所作的阐释。

随之而来的势必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托马斯·曼是用什么观点，从什么角度来描述这样一个家庭的没落的；二、通过对这样一个家庭的没落的描述，究竟要表现什么，即《布一家》的主题何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英格·迪尔森在她七十年代的论著中指出：托马斯·曼是用一种兴衰交替、兴久必衰、循世轮转的宿命论来描述一个家庭的没落的。在小说中，作为这种兴衰象征的是那幢孟街的房子。谁家买了这幢房子，标志着他们正在走上坡路；谁家出售这幢房子，隐喻着他们正在衰微。小说开始时是布一家从拉登刊普一家手中买来这幢房子，这时正是布一家兴旺发达、而拉一家衰微败落之际；而当第三代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将这幢房子卖给哈根施特罗姆一家时，也正是哈一家欣欣向荣、而布一家日见萧条之时。所以，哈一家之取代布一家，基本上也无非象当年布一家取代拉一家一样。“走的人”比“来的人”好？或者说，“来的人”比“走的人”坏？小说并没有清楚地去表现这方面的内容。固然，小说描写了布一家对拉登刊普一家的惋惜与同情；又描写了他们对哈根施特罗姆一家的傲慢与反感。或许读者会觉得，布一家“善良”，哈一家“野心勃勃”。英格·迪尔森指出：未必见得。很可能当年布一家在拉登刊普一家眼里，也是一门“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事实上，老约翰确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冷酷”、“善于权谋”的人；再则，说不一定哈一家对布一家的没落也会有一种惋惜的同情之心哩。只不过小说没有去描写这样两个侧面，因为布一家是以曼一家为原型，托马斯·曼不愿意去伤害自己家里人对祖宗的感情。总之，小说中的三个家庭的交替更迭，只是“一个青云直上的市民”取代“一个衰微败落的市民”这样一种宿命论的轮转，而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面貌的反映。英格·迪尔森又说，经济上的亏损、社会地位的丧失、生命力的衰竭，直至肉体的死亡，一个家庭的没落过程，通常都是如此。然而在《布一家》中，读者应该注意到，小说着重描写了这个家庭成员们的体质上的羸弱和病痛，尤其是传宗接代的子嗣的寿命一代比一代短，死亡的来临越来越突然，死因也越来越古怪。如，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竟因拔了一颗牙而丧命；汉诺是从婴儿时候起就充满着疾病和痛苦，尚未成年就死于伤寒。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这个家庭的没落似乎不是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这个家庭传宗接代的子嗣相继死亡；而且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和汉诺之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疾病有多么严重，而实在是由于他们内心的厌世，缺乏生活的意志。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觉得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感到心力交瘁，“死”对他来说倒是一种拯救；年纪小小的汉诺对当时的生活也是厌倦透顶，欣然迎接死亡的来临。显然，这些细节的描写都是寓意深刻而富有象征性的。

这样，紧接着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英格·迪尔森指出：托马斯·曼以一个家庭的没落作为隐喻手段，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没落，通过对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和汉诺这两个人物形象内心那种精神危机的深刻描写，反映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时代危机感——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对于一部文学名著的主题的阐释，先后竟是如此不同，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有些学者在五十年代还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非常说明问题的资料。反过来说，象英格·迪尔森在七十年代发表的这些新见解，也正是来源于托马斯·曼自己的论述这种重要材料。这里，可以介绍几篇重要的文章。

一、托马斯·曼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哈根施特罗姆这个小说人物只是表现为一个‘青云直上的市民，只是用匆匆几笔，作为一个‘衰微败落的市民的陪衬而已。在这个人物身上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我表现的是心灵、人性方面的内容；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我仅仅是半意识地去涉及，而且很少关心。”(110页)

二、托马斯·曼于一九四七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一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大约记得，我原先在心中只是想到那个多愁善感的最后一代的儿子汉诺的形象和经历——本来也只是想写这一章的内容。从我自己最清楚的回忆中，从作家的自我观察中来写这一章。这样，基本上也就符合我当时几年的情况，符合当时德国作家的创作传统，即从来不想作过多的社会批评。但是，一种叙事的本能驱使我从最早的源头说起，而且把整个前面的故事都编写进去，这样一来，产生的就不再是一篇和我在德国时写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差不多的关于一个少年的中篇小说，而是一部以家庭传记作伪装的社会小说。”(参阅《托马斯·曼全集》第十二卷第465页)

三、托马斯·曼于一九五○年五月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我的时代》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在我二十三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时期写的作品，它恰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出版。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年间的英国的、俄国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小说，瓦格纳的乐剧，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尼采的颓废心理学说，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的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好大一部分低地德语的幽默文学作品，都是构成我这部小说的要素，有助于塑造这部小说的形象。这部书，就其节奏和规模来说，都是旧式过时的，是文人们‘不屑于一顾的，但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市民阶级，在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接受了它，并且赞赏它。不久，这部小说也就翻译成了各种的欧洲文字，因为小说里那种普遍的时势感使他们回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时势感。我还记得，当我正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我曾以自己的方式，用一种令人不快、生硬的语言，回答一个慕尼黑文学家提出的问题，我说：‘唉，这是一部无聊的、市民们的玩艺儿，但它讲的是没落——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所在。”(参阅《全集》第十二卷第588页)

我觉得，托马斯·曼的这一段话是对《布一家》这部小说的内容及其主题明确扼要的说明。

那么，托马斯·曼这里所说的“普遍的时势感”，所说的“没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真是说来话长。如果你手头有历史、哲学方面的书，不妨回顾一下德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同时最好了解一下尼采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简单地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种历史的急剧转折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使人更加“社会化”，一方面又使人感到孤独寂寞；金融资本的统治掩盖了社会矛盾中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本质。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具有军国主义的传统。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德意志帝国正在为掠夺殖民地而积极准备战争，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一八九○至一九○三年间，欧洲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破产、倒闭、失业、入伍……那真是一个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果然，一九一四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之前的十几年里，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各国，由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危机，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的压抑、窒息，预感到灾难将要来临，尤其是一些原来的市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不能从历史的本质上加以认识，只觉得一个“和谐”、“美好”的时代算是过去了，眼前看不到出路，前途茫茫，于是普遍存在着一种徨、苦闷、忧郁、绝望的情绪，甚至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哲学乘势泛滥，尼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风行一时，各种颓废文学应运而生。这就是由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时代的精神危机，也就是托马斯·曼所说的“普遍时势感”、所说的“没落”。

你看，在小说的第十部第四章中，托马斯·曼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托马斯·布登勃洛克阅读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一书中的一章《论死兼论死与生命本质不灭之关系》时的心理活动(参阅《布一家》中译本650－659页)。这就是对当时不少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

托马斯·曼在他一九二六年所作的题为《作为精神生活形式的吕贝克》的演讲中这样说过：“没有想到，这部作品(《布一家》)的贡献在于它同时写出了一部分德国市民阶级的精神史。作为一个第三者，我很少作这样的梦想：对这部书在精神方面的兴趣客观上要超出德国的国界；我没有梦想过：《一个家庭的没落》的历史竟会触及到外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深为所动，使他们在书中重新看到自己的过去；总而言之，就形式和内容来说，我写的完全是一部德国人的书，但它同时又是一部超出德国国界、欧洲人的书。我写出了一部分欧洲市民阶级的精神史。”(参阅《全集》第十一卷第377页)

这里姑且不论托马斯·曼是否写出了欧洲市民阶级的精神史。但是在《布一家》的主人公们身上所表现的那种精神危机却确是德国和欧洲的市民阶级曾经亲身体验过的，因而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也是《布一家》一直成为托马斯·曼最受欢迎的小说的原因。用艺术形象把当时具有历史特征的精神危机载入史册，这是托马斯·曼的伟大功绩，正因为如此，他在一九二九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由于《布一家》，而不是由于当时已出版的《魔山》。

概括起来说，《布一家》不是一部表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小说，而是一部用象征、隐喻的手段反映精神危机的小说。这就是民主德国研究托马斯·曼的学者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先后解释不同的症结。

我觉得，后一种解释颇有道理，因为它符合作品的内容本身，符合托马斯·曼的世界观，符合他在文学创作上自然发展的过程，也说出了小说在欧美深受欢迎的原因。而先一种解释不免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嫌。

(《布登勃洛克一家》(共两册)，托马斯·曼著，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重印，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