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风格典雅的女作家

屠　珍

“一个作家不能光靠灵感写作。他要写作，就要象一个做工的男人或女人那样干活。一个作家首先是个做工的人，象一个泥水匠那样卷起衣袖做工。”凯瑟琳·安·波特在谈到创作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时曾经说过这几句名言。

这位与威廉·福克纳、艾伦·泰特、罗伯特·潘·华伦等美国当代老一辈南方作家齐名的女作家，年前以九十岁高龄与世长辞了。在她那漫长的一生，她对创作一直采取严格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刻意求工，定稿以前从不轻易发表。她认为写作绝不应该是达到名利的手段，而是一种艺术，又是生活的一种锻炼。她一旦拿出作品，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许编辑改动。因此，她一生发表的作品为数并不多，但均具有独特的典雅风格和深远的寓意，篇篇都能保持较高的水平，从而使她在当代美国文学界赢得了很高声誉，有的西方评论家甚至称她为美国文坛上高贵的罗斯福夫人。

波特一八九○年出生在德克萨斯一个衰败的名门家族，祖代曾是十八世纪肯塔基州的开拓英雄；到了祖母一代，举家从肯塔基州迁到路易斯安那州，后又移居德克萨斯州。波特两岁丧母，由祖母带大，只受过很少正规教育，二十一岁起就开始在报界工作，当过记者、编辑和文艺评论员，还充当过电影里的小角色，一九二一年曾到墨西哥研究过那里的印第安人艺术装饰，并卷入了那里的一场革命，这在她的短篇小说《盛开的犹大花》中有所反映。她年轻时便喜好写作，出门时经常带着一箱子未完成的手稿，但直到三十二岁时才在《世纪》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修改过十五、六遍的短篇小说《玛丽亚·康萨甘》，描写的是古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村庄里妻子和情妇争宠，而最后正式婚配的家庭终于获胜的故事。五年之后，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他》才在《新群众》刊物上发表。她一直拒绝匆忙写作或为钱写作。后来，她一边创作，一边在斯坦福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英语系任教，并到处讲学，有人统计她一生曾在美国和欧洲两百多个学府作过学术报告。波特在文学上的声望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在美国文坛上享名。她一九五○——五二年荣任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协会副主席，一九六二年获欧·亨利纪念奖和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爱默森—梭罗”文学铜质奖章，一九六七年又获全国文学艺术协会金质奖章。一九六六年，她把二十六篇短篇小说汇集出版后，获得普利彻奖和全国图书奖。北卡罗莱纳大学等几个学府还曾赠予她名誉学位。

波特的主要作品有《盛开的犹大花和其他故事》(一九三○)、《中午酒》(一九三七)、《灰白马、灰白骑士：三个短篇》(一九三九)、《斜塔和其他故事》(一九四四)、《前此集》(杂文集，一九五二)、《圣诞故事》(一九六七)和一部长篇小说《愚人船》(一九六二)。一九七○年，她八十大寿时出版了《散文和随兴漫谈集》，其中收集了她五十年来所写的约四十万余字的随笔、文艺批评、创作谈、诗作和一部未完成的传记小说《柯顿·马赛》。

在创作上，波特师承霍桑、麦尔维尔和亨利·詹姆斯，她喜爱的作家是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劳伦斯·斯特恩，以及新西兰血统的英籍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因此可以说她同福克纳和费兹杰拉德一样，并没有同欧洲的文艺传统和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她那部花费二十年工夫才写成的长篇小说《愚人船》，就套用了十五世纪德国人道主义者和讽刺诗人赛巴斯蒂昂·布兰特一四九四年出版的那部讽刺和鞭挞当时社会的拉丁文寓言著作的书名。布兰特的《愚人船》描述一只大船上载满了各种愚人，驶往“愚人天堂”，愚人陈述自己的愚行或由作者来揭发他们。这些愚蠢的行为是：好时髦，好吃，好跳舞，好打猎，忘恩负义，贪婪，轻浮，骄傲，怀恨，嫉妒，荒淫，学者的空虚，僧侣的虚伪，以及同时代其他大大小小的毛病。波特的《愚人船》也同样是一篇针砭当代社会的道德寓言，故事以一艘一九三一年从墨西哥驶往德国的“维拉”(真理)号轮船为背景，叙述船上的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旅客在途中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纠葛。波特暗喻那艘轮船上所代表的就是人生，可是人生又因种族和国籍不同而有所差异，即使个人之间也不尽相同。书中还讽喻人的痴心妄想，无论是对种族优越还是对男女美满关系的妄想，都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人只要痴心妄想，就会变成宗教意义上的“愚蠢”。这部作品发表后，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认为是一部煌煌巨著，在深奥的哲理意义上堪与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最主要代表麦尔维尔的《白鲸》相媲美，后来还被拍摄成电影。但也有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故事性不强，线索松散，写得沉闷，人物也因过于庞杂而描写得不够完整。波特本人也承认这部书由于写作时间过长，时续时断，贴贴补补而出现了一些破绽。

总的来说，波特象她的远亲欧·亨利(原名威廉·悉尼·波特)一样更擅长于写短篇小说，素材大都取自她在美国南方、墨西哥和欧洲亲身经历的生活经验，波特就在这些经验中探索人生特殊和微妙的意义。她有个习惯，就是经常把自己想起来的往事和感触随手记在笔记本里，开头总写上“记住！”这个词，随后慢慢把它们酝酿成为一篇篇的小说，她承认自己的写作全凭记忆。一般评论家认为她的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米兰达这个女人就是波特本人。波特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思想比较开明，她在作品中把正统基督教和革命、旧教和新教的态度、欲望和责任、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区别，处理得非常细致。她尤其注重刻划光怪陆离的世界中的人类处境，探讨善与恶的斗争、灵与肉的斗争、以及社会的新旧秩序和道德之间的斗争，但她总是带着同情心描绘她的人物；有的故事虽然写得有点怪诞，却能令人信服，且哀婉动人。

她的每篇短篇小说也都富有深刻的寓意，例如她那篇被西方评论家公认为佳作的《坟》，乍一看情节十分简单，说的不过是兄妹两个小孩在荒坟里探寻宝藏，而细分析起来却包含着几层涵义。它暗喻人从幼年的纯真到成年懂事的过程，而探寻宝藏也就是在探寻知识；小说中的墓地的废弃使人联想到作者自己家族的几次迁居和家道中落，以及美国南方家族强烈的家庭观念和南方人的思想感情；女孩米兰达捡到一枚戒指而发现了自己女性的天性；男孩保罗枪杀一只怀孕的母兔而使米兰达思考到令人困惑的生死问题等等。按照美国评论家小威斯特的阐释①，这篇小说的题目也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指的是三个坟墓：一个是那块真正的家族茔地，一个是米兰达哥哥埋葬那个无辜被害而令人哀怜的生灵——母兔的坟墓，另一个是米兰达心灵之墓一一知识和记忆的宝库，它被“成千成万累积的印象堆压”起来，直到有一天童年的情景又冷不防地从埋葬的地方跳出来，跳进长大成人的米兰达的心灵里，通过回忆使她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此外，波特主张作家应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她十分厌恶美国流行作家在作品中充斥露骨的下流污秽语句。她也对那些强调人的孤离感和生活无意义的作品表示异议，她说，“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得要领的，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只要艺术家正视它。他需要面对它，而无权回避。人的生活本身也许近乎一片纯粹的混乱，但是艺术家的作品——他唯一值得做的事——就是把那些无联系的混乱事物，那些看来势不两立的事物，聚集在一个框架里，赋予它某种形态和意义。”但是，她认为艺术家不应该追求时髦；而应按照自己独特的风格写作，也不要担心自己是否伟大或者是不是天才，因为那会使他犹豫和害怕而最终一事无成。“我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一个作家的智慧，他抓住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就应该毫无顾忌地把它写出来……一个作家的价值应该用下面几点来衡量：对他所感觉到的、看到的、听到的、经验过的事物，是否能有足够的才能把它们表达出来，使其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波特生前已把她的全部手稿、信札和藏书捐献给玛里兰大学收藏，并拿出自己的储蓄成立一个凯瑟琳·安·波特基金会以资助和奖励年轻的美国作家。

“我的终身是献给写作，它并非其他任何事物所能代替的，而是高于一切事物，这项工作直到我死都与我同在。”波特女士一生确实实践了这一理想。她对文学的卓越贡献无疑将永载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册中。

一九八○年十二月

①见雷伊·B·小威斯特：《凯瑟琳·安·波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