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爱国主义的口号

侯广峰

“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出自西汉霍去病之口:“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汉书·霍去病传)。时至今日，许多人都把霍去病这句话当成了爱国主义口号，甚至以“正气歌”相标榜。这样评价是不正确的。

汉朝和匈奴的民族关系，除刘邦与冒顿展开过互相压迫和侵扰性的大战(平城之役)以外，历经惠、吕、文、景各代，双方都以和亲方式相维系。当时，我国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基本上得到正常的发展。“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但是，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与匈奴关系恶化，对此，《汉书·韩安国传》记载颇详。武帝伐匈奴的动机，在于“报平城之怨”。对于已经解决的民族既往矛盾，尽管当时还在互以“国”相视，也不应耿耿于怀，而轻率地以武力相攻。汉武帝远远没有汉文帝对匈奴“捐弃前隙”的那种政治家风度。

应该指出，对匈奴发难的手段，也明显的是歧视和倾轧，推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所以，“自是后，匈奴绝和亲”，咎在汉武帝。尤其是又一错再错地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民族大残杀，怎能视霍去病为爱国主义者?所谓“抗击匈奴奴隶主的侵扰”等等，恰恰歪曲了这一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是非。

武帝伐匈奴是否“正义之战”?社会效果是最有力的验证。请看:

一、粗略统计，汉朝杀匈奴人约十七万余级，匈奴杀汉朝人约一万余级，双方混战死伤约三万余级。“匈奴虽病远去”，“亡匿于幕(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濒于灭绝。而“汉马(指军需)亦少，无以复往”(均见《汉书·匈奴传》)。

二、“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疲)极苦之”(《汉书·匈奴传》)。汉朝“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汉书·食货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西汉有识之士，曾质问“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汉书·扬雄传》)夏侯胜冒着风险谴责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无德泽于民”(《汉书·夏侯胜传》)。司马光也曾讽刺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也，无不如意”(《资治通鉴》卷22)。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民族关系大倒退，连汉武帝也“深陈既往之悔”。若非“轮台罪己”并战侵转移——“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尔后西汉的“昭宣中兴”，将是不可思议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统一中国已成定局。远在武帝之前，汉代农业区已北移，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无阻，人事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针对此次伐匈奴而炫耀“武帝广土开疆”，那是没有实际历史意义的。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才是历史性的一大功绩。至于他见错认错，尚能悔改，仍不失为政治家的气魄。

霍去病征伐匈奴，劳而无功。至于说了一句效忠汉武帝的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必苛求的。当然，霍氏的治军之道，还是足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值得珍视。

(益民摘自1984年3月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