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不可能为可能

〔日〕系川英夫

因循守旧的人，眼睛总盯着过去，凡是没有先例的事情，他就会习惯地摇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因此，不受先例束缚的“转变思考”，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思维方法。我们需要——

编者按:系川英夫是一位富于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日本著名科学家，他担任了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元首的顾问，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过重要的咨询意见。他的重要著作《一位开拓者的思考》，以漫谈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了改革者应有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素质，本文是该书中的几个章节。

先例为打破而存在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不改变思想方法就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难于生存下去。几年前，我写了一本《思考的根本改变》。这本书成了畅销书，这句话也成了流行一时的话。仅此就足以说明，人们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所谓适应变化，就是要有不拘泥于先例、陈旧的常识以及固定观念的“灵活性”。当然，这就意味着在前进时要冲破一切束缚。无论是先例也好，固定观念也好，都与陈旧的常识一样。过分拘泥于先例的人既不会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企业更是如此，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便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

今天，之所以能使黑夜变得象白昼一样光明，应归功于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在此之前，人们谈到照明，想到的总是汽灯。如果人们被只能用汽灯照明这一固定观念束缚住的话，那么，无论到何时，都只能用汽灯照明，就不会出现电灯了。

这个事例说明，用汽灯照明是当时的常识，是先例，而先例又不过是陈旧的常识而已。所以，所谓“转变思考”，就必须从不拘泥于先例开始。

爱迪生留给我们的启示

托马斯·爱迪生是位在一生中“将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他接二连三地实现了许多当时人们连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发明创造。因而，他终生都苦于同那些对他怀有极大反感并反对他的人周旋。

爱迪生自传中的一段话记叙了他的心境:“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法庭和审判庭上了。如果能再次转世人间，我就绝不再当发明家”。的确，爱迪生的一生是充满了纠纷的一生。

一旦要冲破旧的习惯势力，前提就是必须意识到将要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反对乃至造成混乱。从而，一切要改变旧观念、实行改革、以“变不可能为可能”为事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预料到将要与世人对立，与周围的人对立，以至遭到孤立和出现混乱。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何将这些混乱控制在最低限度。

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我们的词典上，没有不可能这个词。”如果我们撇开爱迪生当时的处境而看爱迪生的一生的话，他是一个经常高唱凯歌的、象拿破仑那样的男子汉。他举止潇洒，充满信心。

然而，爱迪生本人的心境又如何呢?恐怕是“放弃了和平、安逸的生活”，远离了太平的人生，充满了烦恼，怀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痛苦而艰难地生活的。

我们所做的事情与爱迪生相比不过是富士山上的一粒沙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变不可能为可能却不是靠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可以想象，要抗拒世界上的一些陈规旧俗，要打破一些习惯势力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对于我们来说，搞改革会给我们个人带来“苦难”，然而，要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人能不经历任何“苦难”呢?

改革是通向未来之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开始就要认识到，“改革传统的思想方法、打破旧有的习惯、变不可能为可能，这些都必然伴随着阻力”，提前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是重要的。只有预先充分估计到这些阻力，才会冲破阻力，才能成功。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进行得很顺利，那么，我们要感谢命运女神所赐予的这种意外的幸运。

然而，只有那些预先充分估计到将要遇到的阻力，并能以有效的工作克服这些阻力的人，才是大有作为的人，胜利者的桂冠将在这些人的头上放射出光芒。

不溺爱本厂产品

“虽然想了种种办法，但效益总提不高。最近，外界在大谈经营改革和技术革新，您能否来谈一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该怎么办?”有一天，某大企业来人请我去讲演时，对我这样说。这家大企业的工厂在伊丹市，所以，我决定到那里去。

讲演的当天早晨，这家企业从东京总公司派了一辆z型汽车来接我，把我送到羽田机场，然后，乘飞机飞往伊丹市，下了飞机后，工厂派来接我的又是一辆Z型汽车。

原来z型汽车是这家公司自己造的。这使我忽然想到，大概是这家公司的人只能坐自己生产的汽车；也许在大街上乘坐出租汽车时，也是看到本公司生产的汽车，才招手吧。

z型车是大型汽车。有人可能喜欢坐这种车。但依我看，坐这么大的轿车，只能多耗些油。而这家公司的人却不这么看，因为是本公司造的车，就越看越顺眼，就象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一样。做父母的溺爱孩子，有时还情有可原，但一个企业不能溺爱自己的产品，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搞经营改革。

应该知道，如果溺爱本公司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也就不可能进一步改良了。如果想搞技术革新，这家公司的人就应该尽量地不坐本公司生产的车。因为只有坐上别的公司的车，才能发现问题。你坐上去可能感到不舒服，觉得座位的形状也难看，这时你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公司绝不能生产这么坏的车子。这样，你就可以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

只是喜欢用本公司产的车，是不可能了解用户的心情的，可能还总觉得用户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一样。说起来，这也是日本的一大缺点。我们必须看到，现在的汽车还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远不是一个理想的交通工具。

如果能时刻记住，汽车这东西只是把人从A点运送到B点的一个工具，汽车工厂的技术革新也就会进一步开展起来。如果想到自己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遇阻时，可能就会想，假如车子能从高速公路降到地面上该有多好啊。工厂的人如果也能这么想，就会去搞技术革新了。

遗憾的是，汽车制造厂的人却根本不往这方面想。他们想什么呢?想的是六个汽缸的车旧了，来八个汽缸的吧，或者把上下运动的活塞改为圆滚式活塞吧，等等。总之，他们想的与用户的要求简直毫不相干。因此，只能生产一些与完成汽车本来的使用没有关系的所谓新型车。说得难听一些，这种新型车是愚弄用户精神的产物。我们作为用户，只是希望买到的车子能跑得快，希望得到一辆能用最短的时间从A点跑到B点的车子，而厂商却不体察用户这种心情。这是“别人跟自己一样”这种想法最典型的证据。也就是说，总觉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决定使命的是用户

我对汽车制造厂很有意见。因为我是每天用车的人之一。我之所以常骂车子跑不快，正是因为我是汽车的用户。

同样，我对手表制造厂也很有意见。多少年来，工厂仍然只会生产带表带的手表。我作为一个讨厌表带的用户，已经忍无可忍了。表带是多少有些保温效果的，戴在手腕上，会有热乎乎的感觉。夏季里，穿着衬衫，胳膊肘以下本来是很凉快的，可又不得不戴手表，这只能令人难受。

有人因此起了痱子，于是缠上绷带，再把表戴在绷带上。虽说习惯成自然，嘴上并不说什么，但心里却跟我一样，实在难以忍受。我这话是言之有据的；否则，为什么人们在睡觉的时候，大都要把表摘下来呢?下班一回到家，也是先把表摘下来，放到桌子上，才觉得轻松。

手表厂的人应该重新想想自己生产的手表的使命。手表的使命是让戴表的人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时间。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可不可以生产不带表带的手表呢?手表厂的人一口回绝说:“不可能”。他连想也不愿意想是否能变不可能为可能。

我的表不是戴在手上，而是别在领带的中间。对方一看，六时的位置在正上方。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表不是为了给人家看的。我这样做，自己看起来很方便，把领带稍微往上一扬就行了。

我讲演的时候，把表从领带上摘下来，别在讲演卡片的右端，这可以帮助我掌握时间，起督促作用，以防一张卡片讲得时间太长。我觉得我这种做法是高明的。在我看来，用带表带的表的人和用不带表带的表的人是不同的，前者是不讲究方式方法的人，而后者则讲究方式方法。

日本人大都是用右手做事的“右撇子”。因表把儿全都装在三点钟的位置上，别针的位置与三点钟的位置重叠，就不好上弦了。因此，夹在讲稿、文件上使用的表就需要把表把儿装在九点钟的位置上。

这样，我去找了手表厂的人，请他们给我造一只表把儿在九点钟位置上的表，工厂却回答说:“造不了”。其理由是，所有的手表，表把儿都装在三点钟处，因此，现有的设备和工具只能生产这样的表。厂方对我说:“如果你定十万只货，我们可以重新造一套机器，这就可以生产表把儿装在九点钟处的手表了。”

真是开玩笑不看对象。我只是为了有一只这样的表用起来方便，哪有造那么多表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研究所里的一个人对我说:“算了，我们自己搞吧。不就是把表把儿放在九点钟的位置上吗?”

接着，我就从商店买回一只表，卸下了表盘。一看，表盘只是用两个小卡子固定住的。所以，就把卡子卸下来，表盘转了一百八十度以后，表把儿正好就在九点的位置上了。这是多么简单的事啊!

可是，手表厂的人竟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手表厂的人只用自己厂子产的手表的缘故。所以，他们跟汽车制造厂的人一样，并不了解用户真正的心情。他们自己满意了，就以为别人也跟自己一样，不会讨厌表带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想办法变不可能为可能。

我自制的别针表后来取得了专利权。某手表厂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跑到我这里来要求转让。

我把他们奚落了一番，我说:“我找你们两次，你们都说不行。说了不行的地方，恐怕还是不行吧。”

王大生史京津摘译(摘自《世界博览》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