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乾隆为何皆六下江南

王俊义　黄爱平

康熙(玄烨)、乾隆(弘历)在位期间，都曾六下江南，即所谓南巡，可谓清代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康、乾都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又都以巡视河工、咨访吏治民情为由，各自历经二、三十年，前后六下江南，表面看来似无二致。其实，由于康、乾所处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各自的统治作风也迥然有别，因此他们南巡的目的、客观效果和影响，也很不一样。只有联系当时的历史状况，认真分析康、乾为何皆六下江南，才能对之作出较客观的历史评价。

康熙南巡确为治理黄河、考察民情吏治

康熙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创业之主，康熙元年(1662)，他继顺治即位后，面临着战乱未定、国困民穷的形势。当时，南方有“三藩”割据，拥兵自重；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制造民族分裂；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东北边境又有沙皇俄国不断觊觎侵扰。社会经济因多年战乱，也停滞萧条，急待恢复发展，加之黄、淮诸河屡屡泛滥成灾，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面临如此百废待兴的局势，康熙励精图治，不畏险阻，他先着力于进行统一:消灭抗清武装。平定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岛屿、击败沙俄的侵略。与之同时，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奖励垦荒，治理河患，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社会生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继之于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先后六次下江南，开清代皇帝南巡之盛举。

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治理黄河。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相汇。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淤沙堵塞，常造成巨大水患。自顺治至康熙初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给苏皖一带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严重灾难，宿迁以东，“民田皆成巨浸”，山阳(今淮安县)、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等七州县则是一片汪洋。而且黄河决口，还危及淮河与运河。东南每年四百万石漕粮的北运，经常因河患而受阻。康熙深知“黄、淮两河关系运道民生，最为紧要”。早在平定三藩之前，他就把治河列为国家三大事之一，经常阅读“前代有关河务之书”，“夙夜厪(qín，同勤，勤劳)怀，未尝少释”。二十三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时，便亲临工地，视察河务，了解“河势之汹涌漶漫，堤岸之远近高下”。命令河臣加固运河堤岸，以抗御黄河水流的冲击和侵蚀。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还“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又登上堤岸，用水平仪亲自测量。通过这些实地考察，康熙了解到山阳，高邮等七州县被淹，是由于洪泽湖的水位低于黄河水位，“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无从出”，造成水患。因而提出“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在疏通河身的同时，又指示在两岸修筑堤坝，约束河水，利用水流自身的力量，冲刷淤沙，使河水夹带泥沙顺流人海。经康熙多次实地指点谋划，治河逐步收到成效，“黄河畅流入海，绝无倒灌清口之患”。四十四年，康熙于第五次南巡时，叙述亲眼所见情形说:“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皆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则仅见河岸。四十二年，则河去岸甚低，是河身日刷深矣。”又说:“下河两岸皆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此后，河道尽管仍时有溃决，但终康熙之世，水患已经大大受到控制。

咨访吏治民情，团结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是康熙南巡的另一重要目的。江南素为物产丰盈之地，号称人文荟萃之邦，其民情之安沸、吏治之好坏、人心之向背，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朝赋税的收入，还关系到整个政权的稳定与否。特别是南明的几个小王朝，曾先后在江浙一带建立，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也最为激烈。顺治时期，处于推行武装统一的非常时期，对汉族士大夫的反抗，主要采取了高压政策，诸如有名的科场案、奏销案，其目的即在以高压手段打击反清意识。康熙执政后，鉴于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顺治时期的高压政策。每次南巡都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同时，为扩大江南汉族士大夫的入仕之途，还广增学额，甚或亲自接见，以示恩宠。如第四次南巡时，对大学者胡渭，又是赐扇，又是赐馔，并赏题“耆年笃学”的匾额。通过这些活动，使汉族士大夫，消除反抗情绪，进而依附于清朝，扩大了清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与此相联系，康熙南巡时，也注意考察吏治，他曾经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就巡行中实地考察到的情况，决定官吏的升迁任免。如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其任吴江知县时，“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康熙随授与湖广总督之职。再如河臣靳辅，曾误被解职，康熙南巡时，亲见靳辅对河务“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并听到“江南淮安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称誉前任河道总督靳辅，思念不忘”，便毅然排除某些朝臣的阻挠，果断地恢复靳辅的官职。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康熙还重视了解民情，注意为各地兴利除弊。他第一次南巡时，看到高邮一带庐舍田屋仍被水淹”，百姓皆“择高阜栖息”，心中极为忧虑，当即“登岸巡行十余里，召耆老详问致灾之故”，筹商救荒之策，而后令地方官吏“浚水通流，拯此一方民命”，使百姓“欢悦，不胜鼓舞感激”。

康熙于南巡中，不仅勤于治政，且“不讲排场”。他每次南巡，一路上，“不设营幄，不御屋庐”，不滥取之民间。他多次告诫臣下，南巡是“为百姓阅视河道，咨访闾阎风俗”，“非为游观也”。因而严禁地方官吏布置供帐，科派扰民。二十八年，康熙巡行至江宁，当地官吏“装饰舟船以待”，康熙到后，不乘坐，不观看，反严令“将造饰物料俱行拆毁，于应用处用之”，并传谕当地官吏引以为戒。曾长期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评论说:那种“亚洲的君主们在所到之处，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豪华和奢侈”的情形，“在康熙皇帝周围是根本看不到的”。诚然，这些记载，难免有溢美夸大之词，包括康熙在内的封建帝主，巡行中不可能毫不扰民，但康熙所做到的，已殊属难能可贵。

乾隆南巡的主要目的实为游山玩水

乾隆在清朝的统治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封建皇帝。他登上皇位后，雄心勃勃，颇欲有所作为，也自有其功业。特别是在加强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他继康熙、雍正之后，进一步平定了各边疆地区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叛乱，有效地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设立行政管辖机构，进一步巩固和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他统治前期，社会经济、文化也有进一步发展，因与康熙并峙，史称“康乾盛世”。

但乾隆毕竟是在康熙、雍正两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登基的。清初经过顺、康、雍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统治稳固的局面，历史环境已与康熙时期有很大不同。随着封建王朝的强盛，统治阶级的奢靡之风急遽发展，乾隆尤其如此。他凭借先辈提供的有利条件，好大喜功，常从形式上效法先祖。他看到其祖父康熙六下江南，“盛典昭垂，衢谣在耳”，因于乾隆十六年(1751)起，中经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1784)，也前后六次到江南巡视。

对于南巡，乾隆自视颇高，自言“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两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并强调: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可见他在南巡中，也比较注意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特别是对于自康熙年间开始兴建的海塘工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之同时，乾隆还注意整顿吏治，如二十七年其巡行至山东时，见山东巡抚沈廷芳“精力衰颓，已有老病之态，询以地方政务，亦惟随人唯喏”，随令其休致。此外，乾隆于南巡期间，又多次颁布蠲免赋税、赦免人犯、截漕平粜、增广学额等谕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发展生产、维系人心，加强统治的作用。然而，综观乾隆六次南巡的积极效果，却并不显著。

作为封建帝国鼎盛时代的“太平之君”，乾隆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晚年益甚。他六次南巡，虽然也多少注意了兴修水利，察访吏治民情，但透过某些表面现象，可以看到，他南巡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游山玩水，正如他自己所说:“江南名胜甲天下”，正可借南巡之机，“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因此，他与康熙南巡“非为游观”不同，每于南巡前一年，就进行周密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南巡中，除皇太后、皇后、嫔妃外，另有扈从官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章京侍卫，多达两千五百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行进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四百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一千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三十多处，供停留歇息。因乾隆讲究排场玩乐，地方官吏自然争相逢迎，献媚争宠，惟恐或后。每到一地，“圣驾入境前一日”，地方官员便专程出境迎接，并准备大量美食佳肴，“以便取用”，甚至差遣猎户，捕捉麻雀、野兔等禽畜，以供乾隆随身所带鹰犬食用。尽管乾隆于每次巡行之前，都照例申饬一番，要求地方官吏，“各敦本业，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不过是沽名钓誉的官样文章。实际上乾隆对地方官的逢迎，不仅默许，甚至奖励。如三十年，乾隆奉皇太后南巡，“地方大吏以慈驾临驻旃庐，究不若屋宇之安善”，纷纷葺建行官，加意修饰。乾隆不仅不予劝止，反从公项内拨出巨款，凡有行宫之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素以豪华著称的两淮盐商，每在乾隆南巡时，都献纳巨款，供其挥霍，乾隆不仅不予推辞，还称赞他们“踊跃急公，捐输报效”，甚至特意加恩赏赐。靡费之风一开，各地群起效尤，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坏影响。乾隆直到临死之前才意识到:“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劝戒后世之主，不要再象他那样南巡了。

(和平摘自《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题图:唐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