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巧用动词的魔术师

白　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不能不同时是一位语言艺术家，而对动词掌握和使用得如何，常是其语言功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堪称一位高超的“魔术师”，他的不朽的小说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故乡》以有限的篇幅，不仅绘出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生活图景，而且塑造了好几位呼之欲出、眉目传情的人物形象。所以能如此，除其他因素外，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动词的精彩选用上。例如，怎样写闰土让躲在身后的水生出来，这里显然有许多动词可供使用:拉、拽、领、牵、扯……等等，但先生却出人意料地选用了一个“拖”字，试想，如果用“拉”等动词，只能使读者想象到一方——闰土的动作，却看不到水生的一方的心理和动作。而“拖”呢，不仅“拖”出了一个画面——大人用力焦急地往前用力拽；孩子双脚用力蹬地、躬身蹙额的情态；而且披露了国土的心理:在“老爷”面前的不安和恭谨，对于刻画他的麻木自卑的性格起了一定作用。在《一件小事》中，如此一字千金之笔也不乏其例。当车夫扶起老女人时，问她:“你怎么了?”“我摔坏了”——请注意这个“摔”字，如果老女人象“我”揣度的那样装腔作势借以讹人的话，就不说“我摔坏了”而要说“你把我撞坏了”。老女人用“摔”而未用“撞”，就等于说，是我年老体弱、力不能支摔倒的，与你无干。这样，老女人虽穷且老但却忠诚正直，不刁不赖，形象自然可亲可敬；而车夫呢?虽然责不干己，对方又不咎之，却要主动关照，就更见其善良和高尚，自然“须仰视可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动词，竟为两个人物形象着上了亮色，那么先生巧用动词的秘诀在哪里呢?大概至少有两点:其一，着眼于描述的“形象感”，即如“拖”；其二，属意于词汇意义上的多层内涵，如一“摔”字。

同写交酒钱的动作，孔乙己与阿Q大不相同。一个是“排”，一个是“扔”，但却都恰到好处地起到了塑造人物性格的目的。孔乙己是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付款分毫不爽，就在柜台上一文一文地“排”出九文大钱，一个“排”字，尽传精神。而发了财的，腰间搭连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的阿Q，却是另一番派头，绝不似孔乙己那么小家子气，而是伸手抓一把，满把“银的和铜的”，便往柜台上一“扔”!好一个“扔”字，它是多么生动地画出了阿Q那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神态。同样的精妙之笔在《阿Q正传》中真是不胜枚举。阿Q扭住了小尼姑的面颊又用力拧了一下之后，除了胜利的陶醉外，还别有一番滋味象蚂蚁一样酥酥地爬上了心头。我们这位本可以做圣贤的阿Q被“女……”所蛊了。然而作者还是不直写心理，却巧妙地选了两个动词，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而又幽默地刻画了阿Q的心理状态:这时的阿Q，不再象平时“混”到深夜，待到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而是飘飘然“飞”了一通，“飘”进了土谷祠。一“飞”一“飘”把个腾云驾雾般的阿Q描述得真是淋漓尽致。

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高尔基认为叙事文学应有三幅画:人物肖像画、风景画和社会风俗画。这就要求对动词的使用除使其含义丰富外，还应该具有鲜明的形象感。

阿Q进静修庵偷萝卜时，是“爬”上矬墙，“扯”着何首乌藤，“攀”着桑树枝，“跳”进里面的；而逃出来时却是连人带萝卜“滚”到了墙外，人和萝卜同在地上“滚”可真是画家笔下的好素材。倘只说跳到庵里、拔了萝卜跳到墙外就跑，该是怎样的大煞风景。阿Q要与小孤孀吴妈困觉的桃色新闻传出后，未庄的女人都一下子害起羞来，就连五十多岁的邹七嫂见了阿Q也跟着别人乱“钻”，这个“钻”也一定程度地勾勒出了人物动态画和社会生活画，也绝不是“躲”或“藏”之类所可以代替的。总之，由于对动词的巧妙驾驭，确使鲁迅先生的作品增强了表现力。

为什么动词最富表现力?

阿·托尔斯泰说:“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因为全部生活都是运动”“月亮下面没有不变的东西”。是的，没有运动便没有世界，自然也就没有艺术；但这只是从文学的外部规律——文学与生活的角度着眼的，似乎还应从文学的内部规律上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美学注重含蓄，不尚直露，这就决定了文学在表现手法上的形象性、表达方式上的间接性和表达目的上的审美性。同是表达思想，哲学家可以用抽象的推理去阐述静止的观念；作家则必须借助形象去构成一幅活动着的场景，而动词即是使画面的人和事活起来的“连接点”和“关钮”。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动词之所以比其他类词更富表现力，那是因为，第一，它能够反映出生活本身的动的特点；第二，它符合艺术品的动的和形象的美学需要。

(何芳摘自《语文月刊》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