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精神　精神的历史

王晴佳

对于西方历史学家来说，二十世纪的到来伴随着许多的烦恼和困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上尚未安定的“世纪末”的恐慌，仿佛中断了西方历史的发展。面对过去，历史学家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自信乐观，而瞻望未来，更是忧心仲忡。历史本身的复杂多变，造成历史事实也不再那么确定可靠。历史学由十九世纪的巅峰状态，一下子跌落尘埃，危机四伏(参见拙文《文化的转折、观念的变更》、《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期)。然而，在这一片惊叹声中，也有人开始在新的思想基础上重新思索历史学的性质、作用和意义。贝奈戴托·克罗齐，这位本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而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则是他历史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

把界限弄模糊

将历史发展进程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进程，历史学家通过鉴定历史事实(主要是文献史料)来求得对这种进程的认识，然后形成著作，再现历史，这是迄至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家的普遍认识。实际上，这也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一种认识水平。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对着历史事实顶礼膜拜，深信在这里面隐藏着历史的真相。于是，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整个西方史学的进展都朝着“求真”、“客观”的目标迈进。因为，在他们眼里，历史研究中的主、客观是泾渭分明的。但克罗齐的思路却截然不同。他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招致一种“坦泰卢斯式的痛苦”(即可望不可即)，只能是一种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死的和无法理解的历史”，而“生活的智慧警告我们不要沉溺在荒谬的欲望中，如同思想的智慧警告我们不要沉溺在无益的问题中一样。”(《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38—39页。以下只注页码)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克罗齐劝告人们放弃对所谓历史客观的追求。但这种放弃，决不是一种悲观的消极态度，而是一种新认识的出发点。“我们所放弃的是我们由于不能具有而从未具有过的，因此，这样的放弃是毫无痛苦的”。(同上)历史认识的主客观，从来就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头一项任务，就是指出这一点，模糊这条只存在于常识中，而对于历史认识没有实际意义的界限。

这样，克罗齐便抽掉了传统历史学的基点。仅仅满足于对文献史料广征博引，审慎考订，已不再成为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生存活力。克罗齐把这类历史称为语文性历史，并且不无刻薄地说：“这类历史确乎具有一副尊严和科学的外貌，但不幸得很不充分，没有精神上的连结。归根结底，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第16页)即使是历史事实，也同样是经过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的，因而也必然具有思想，具有精神的联系。

因此，历史学的生存活力，克罗齐认为并不在于对过去的认识，而在于现在的生活。这样，他又模糊了第二条界限：历史和现实。于是，他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在整部书中，克罗齐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有时他用通俗的话语来表述：“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有时，他又抽象地解释“当代史”一词，“当代史”“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第1—2页)将历史和现实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统一起来，这就解决了原来萦绕了历史学家心中的不少困惑，如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问题，历史科学性的确证问题。归根结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表述，亦是对历史和现实关系本身的一种新的认识。这一认识显然有别于二十世纪以前的史学观念，而它立足于现实的生活来衡量、界定历史学的性质的作法，又表明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与传统历史学相比，并不是一种退却，而是具有主动色彩，有着积极态度的。从西方历史哲学以后的发展来看，克罗齐的观点的确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

对于我们来说，由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沉寂，更由于我国几千年历史学发展中对“不虚美、不隐恶”的推崇，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点因其直率和偏激而难以接受。然而，克罗齐历史哲学中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新的表述，却不容忽视。事实上，历史与现实这一问题，自历史学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研究也同样受到这一问题的不断缠绕。十年动乱期间的“影射史学”，便是一个被歪曲了的例证。诚然，克罗齐的论点让人联想起历史相对主义。有人最近还指出，克罗齐的作法就是否认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客观对象。但是，既然是探讨历史研究的对象，就应该限定在历史学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历史学家工作时不可摆脱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也即人们认识世界的相对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不少论述。如果撇开这一问题而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没有意义。反过来，先假定有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历史存在，然后在这里面抽取一部分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来证明历史学的客观性，亦是以蠡测海，难以让人信服。

克罗齐要模糊的第三条界限是历史与哲学，这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由此，他对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了新的检讨。

精神——新的立足点

我们说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具有积极的性质，并非臆说。本世纪初年的物理学革命，引起了人们对科学性、客观性和真理、规律等哲学问题的重新思索。一直摇摆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西方历史学，由于始终未能找到自身坚实的科学基础，此时更是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不少历史学家悲叹：物理学的变化也打破了历史学中的“朴素的乐观主义和那种完美无缺感”；也有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于西方历史科学的“损害”。对于这种历史学危机，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鲁戴尔作过这样的总结：“科学，这个十九世纪信念的新的象征和信念的避难所突然一下子完全改观了，从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富有奇迹的，但却是不稳固的，是经常在运动中的，因此是不可企及的；……一切社会科学，包含历史在内，也朝着同一方向发生着变化，……”(《历史的责任》)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面临危机的时代，克罗齐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他不想挽回历史的科学性，寻找新的证据来证明历史研究的客观；或者留连于旧日的辉煌，哀叹今日的式微。相反，克罗齐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肯定了“历史的积极性质”。他认为，不能再将历史学限制在事实的范围内，不能听从这样的实证主义“劝告”，而是应当“从反面去理解，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者所冒的危险所搅乱。”(第65页)克罗齐的这一作法，固然与其新黑格尔主义的思维方式有联系，但也不能与当时历史学的危机相隔离。他希图为历史学重新建立一个立足点。

这个新立足点就是精神。克罗齐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第13页)克罗齐笔下的“精神”，含义比较复杂，它有时代表现实的生活，有时又指历史学家的思想，或者历史研究的价值。但总的来说，精神是历史学的灵魂。正是由此出发，克罗齐在模糊了几条界限的同时，又将历史学区分为“历史”和“编年史”两种。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的“历史”绝对不是编年史，而是真正的历史。编年史在克罗齐眼里，只是一堆符号、一批死的文献，没有思想价值，更不贯穿精神活动。而历史则隶属于当代的生活，符合于人们的思想活动，是“活生生的积极历史”。(第37页)

但是，历史和编年史又不是截然对立的。由于精神的作用，它们之间也可互相转化。克罗齐这样阐释：“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第8页)反过来，“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第12页)因此，克罗齐之区分历史和编年史，并不在历史编纂学的范畴，而是一种观念上的区别。其中，精神的有无是决定因素。一旦人类久远的往事为生活所发现，为精神所贯通，那就自然成为真正的历史，即当代史。而即便是最近的事情，如果没有思想联系，仍然不是“当代史”。克罗齐认为，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便能驱除历史学有用无用的困惑。因为关于历史实用性的问题，已经失去了讨论的价值。

克罗齐对历史和编年史的新界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条界限，实际上，他的意图是将其统一起来，从而重新解说历史学的写作和史料之间的关系。他说：“把资料分为叙述与文献，并认为文献比叙述高级，认为必须把叙述看作一种从属的但又是无法根除的因素的想法几乎成了一种神话或寓言。”(第11页)他的意思是，史料之所以会成为史料，只是因为有了历史，没有历史，也无所谓史料。同理，历史也必然是在编年史之先，而不象一般人心目中以为的那样：先有编年史，才有历史。用他的话来说：“先有活人，后有死尸；把历史看作编年史的孩子等于认为活人应由死尸去诞生；死尸是生命的残余，犹之编年史是历史的残余一样。”(第9页)

克罗齐的上述论述，实际上蕴含着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批判。十九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批判”史学，把史料视为历史学的生命。但由于史料本身的浩翰无垠，考订其真实性的过程困难重重，这反而置历史学家于一种两难境地，束缚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只能专注于那些档案文献，在政治、外交、军事史的范围里兜圈子。克罗齐的理论尽管有着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他却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角度，从而使历史写作活动更为积极、主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克罗齐为西方史学建立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历史与哲学

历史的精神在克罗齐眼里具有统领一切的作用。他甚至把精神等同于历史。整部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这就是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简单概括。然而，克罗齐本人并不愿意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这一名词。这又是他异于十九世纪历史哲学家的地方。

克罗齐在书中对以往的历史思想从两个方面作了总结。一种具有终极论特征，用某种超验的东西(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来概括历史的发展，而历史事实本身则成了填补其哲学框架的材料。在这种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发展具有终极目的，要么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由恶及善，要么是政治形式上的由专制走向自由。克罗齐以为，这种历史哲学，如同诗歌，表达了某种向往，又象神话，崇拜着理想中的偶像。

另一种他称之为“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指的是孔德实证主义对历史的勾画。克罗齐一生都对实证主义充满厌恶感，他对这种历史思想的批判相当有力。实证主义哲学家要求人们注重对事实的搜集和整理，然后再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克罗齐认为，第一，人们寻求因果联系那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就人们认识能力而言，只能在某一个原因上止步，这就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因此，“这种学说乃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遮掩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批评家的历史家所感到羞愧的作法的，这是一种有用的意志行动，但因而也是一种任意的意志行动。”(第47页)第二，对于事实的搜集和整理，远非易事。在搜集事实的过程中已经带有思想。“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将是一件没有被思想过的事实，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谁也没有遇见过一件不存在的事实。”(第83页)因此，在克罗齐眼里，这种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悖论。这两种历史哲学尽管表面上互相对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历史决定论者在历史内部寻找原因的作法失败之后，就会走向外在，超越自然，“放弃原因的范畴而另取一种范畴，那另一种范畴只能是目的的范畴，这是一种外在的和超验的目的，是与原因相应的、相似的反面。寻求超验的目的就是‘历史哲学”。(第49页)事实也仿佛就象克罗齐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者往往会用一种或几种因素解释一切，而历史哲学家(指黑格尔等思辨历史哲学家)也常常不能解释、驾驭一切事实。至于有人欲将这两种作法相结合，克罗齐直率地斥之为“蹩脚厨师的杂烩”。(第53页)

那么，克罗齐心目中的历史与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前所述，他认为历史与哲学是同一的、没有界限。克罗齐这样推论，对于历史的反思，“它们实质上归结成三点，即，关于发展的概念，关于目的的概念，及关于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所涉及的是真实界的整体，只有当历史恰恰就是真实界的整体时，它们才涉及到历史。因此，它们不属于某些被假定的特殊科学，不属于历史哲学，不属于社会学，而属于哲学和本身就是哲学的历史。”(第62页)克罗齐的这一论点，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从中，我们可以发见他对历史的理解。

克罗齐将历史的衍化视为一个流动的、相对的过程，是活生生的。在这里面，过去与现在相互交溶，甚至，根本就无所谓过去与现在。这都是由于历史本身具有灵性或精神。因此，所谓历史的发展既是“一种永恒的超越，同时又是一种永恒的保持”。历史的目的也是既时刻存在，又永远无法达到。至于历史的价值，也不是表现为由恶及善，而是“从善向更善的过渡，从更善看来，恶就是善的本身。”(第63—64页)毫无疑问，克罗齐的上述思想，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但同时又涂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总而言之，克罗齐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崭新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注重历史认识论，注重史学本身的发展。一般人在总结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认为本世纪是以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取代了以前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并非克罗齐创建，但他的著作，无疑对之有着极大的启发性。

克罗齐指出了人们认识历史时所无法躲开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指出了历史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价值，也指出了历史发展中各个历史阶段的意义。但这些似乎都是对已成事实的一种新的承认，而对于历史认识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尽管克罗齐抹掉的几条界限已经让人无法提出“如何认识历史”这样的问题，然而，如果总是用精神这样抽象的字眼来解释一切、沟通一切，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克罗齐否定了历史的“物自体”的先验假设，但他对精神及其作用的指证，不也是一种先验的假设吗？

历史思想的历史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概述了西方史学史。这部极其简要的史学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它描绘了历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这固然是作为哲学家的克罗齐的长处，但其内容本身，又是与他的历史哲学大有联系的。

克罗齐认为哲学与历史重合，那么哲学史和史学史也重合(第139页)。因为历史的灵魂是精神，整部历史于是也就主要是精神的发展史。“从希腊人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一直在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的原因和超验的目的，而只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意识不断获得了增长。”(第57页)这段话比较费解，实质上，克罗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意思：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识的进展并不显著，而对于人类自身及其活动形式的认识，则每一代都有新的发明和贡献。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克罗齐对史学史的界说：“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第136页)；理解他较多肯定每一历史时期西方历史思想发展的用心。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因其特殊性才见到普遍性。因此，每一代人都有其“结出硕果的方式”，不能轻易诋毁。

克罗齐对西方历史思想的总结，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对中世纪作了较多的肯定。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中世纪历史思想带有浓厚的“二元论”特征，即天国与尘世相互对立。但他同时又指出，中世纪历史思想尽管有着神秘主义因素，却还有一种历史“进步”的观念：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向上的发展过程，其尽头当然是所谓的天国。这种思想导致中世纪历史学家对于现世悲观，对于来世则持乐观态度。至于中世纪历史思想中的超验因素，克罗齐认为古典时代也有，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对于中世纪的文化，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一概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念。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动，为中世纪唱起了赞美诗。但克罗齐的评述，基于自己的理论分析，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不但克罗齐对某一历史时代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他的这部篇幅甚小、内涵却大的史学史的写作本身也很有启发性。也许是他执意想从个人的主观认识出发来衡量各个阶段历史思想的递嬗，这部个性很强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有着不少真知灼见。克罗齐对西方史学发展的认识和判断，常常能石破天惊，运用个人的智慧，体现个人的风格。

笔者以为，历史研究的个性化、多元化，是现代西方史学的一大特征，也是西方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一大发展。这一发展尽管会容忍一些谬误或者偏见，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有利于新思想以其不成熟的形式立足于史坛。与之相比，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治史方法，明显地显出其弱点。既然我们承认历史本身是多样性的统一，那么何必将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统一起来呢？正象我们赞美玫瑰花的千姿百态，因而不应将人们的精神思维方式同一化一样。虽然，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研究，往往伴有太强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倾向，但任何思想的产生常常对应着时代的需要。同样，人们对一种思想的接受程度，亦应作如是观。面对建国以来我国史学过分求“同”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甚至还表现在著作结构和文风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深入研究克罗齐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历史学的革新，将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