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样的史笔

张　绥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视野已从九州、中国，跃到了整个世界的高度上。以世界历史为认识的参照物来衡量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地位，以新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杰出人物的作用，将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那种以作者个人主观的伦理尺度为人物作历史传记的时代应该结束。而于醒民、唐继无、高瑞泉所著的《宋氏家族第一人》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转变。

从目前已在国内外出版的有关“宋氏家族”的人物列传来看，这本书不仅摆脱了以往这类史著说教充斥、刻板枯燥的常见缺点，更可贵的是，它的可读性是建立在扎实而丰富的资料基础上的。因此，宋耀如这位历史人物得以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站立了起来，使读者的眼光能透过他身上所穿的牧师的法衣，而领略到他平凡而又特立的人格，了解到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所作出的贡献。反映出作者在资料的收集、取舍、引用过程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毫无哗众取宠之心的治学态度。仅就资料的翔实和可靠程度而言，这本书可谓我所翻阅过的海内外有关“宋氏家族”各类人物传记中最为突出的。

《宋氏家族第一人》最大的特点，我以为是在国内史学界，首次对宋耀如这个历史人物作出了“突破”性的叙述，以准确而丰富的资料所进行的细致刻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反映了我国历史研究发展方向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由于宋氏家族中的绝大部分人被认为是旧中国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以致瓜蔓株连，使这个家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起过的作用也被抹煞或回避。特别是对于宋耀如这位人物，虽然有很多资料早已说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所给予的影响、支持和帮助，但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史实都被人为地划入了“禁区”。因此，《宋氏家族第一人》这本书的问世，不仅体现了我国历史学界近年来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的恢复，而且也是客观地评价宋氏家族各个成员(包括宋霭龄、宋子文、宋美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地位的良好开端之一。宋庆龄副主席在其遗嘱中，提出将自己的遗体安葬于她的父母的墓旁，此中所体现的部分意愿，我以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作者已经为她实现了。

其次，在宗教问题上，由于作者对美国基督教新教各派十分熟悉，因此在有关宗教内容的资料翻译和处理上，大都比较精当。同时，这本书还给人们解决了宗教学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即一个信仰上帝、从事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监理公会的牧师，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奔走、操劳，呕心沥血，这一实例说明了基督教的爱心和卫斯理宗神学思想中所包含的一部份人文主义思想，虽然都建立在以上帝为“创造主”、“救世主”这样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但是当这些思想与宋耀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后，就会产生一种百折不挠的动力。这正说明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世界观的探究，不仅是件十分复杂的事，而且很难由此简单推论出什么“进步”或“反动”的结论。以往那种由世界观来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浅薄而武断的方式，已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方面出现了某些庸俗化的倾向。宋氏家族第一人》却脱略了这种俗套，用大量的事实，较好地论述了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有关史著对于欧美思想文化的传播对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而《宋氏家族第一人》却在这个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在史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所作的探索，却是很有意义的。

(《宋氏家族第一人》，于醒民、唐继无、高瑞泉著，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4.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