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才:十年不衰的兴奋点(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之一))

1988-08-23 03:48
中国青年 1988年1期
关键词:文凭成才自学

编者的话

《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是我们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的一份礼物。

整整10年,没有人不惊异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转机和巨变,也没有人不注意到中国青年其间努力而艰辛的探索和奋斗。

历史赋予了这一代人特有的曲折和使命,这一代人经历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幸福、骄傲和悲壮。我们试图为这一代人的10年之路留下忠实的文字记录。也许,只有后人的“盖棺论定”才会更公正和不失偏颇,但是,我们自信,我们比后人熟悉同代人的经历和坎坷,理解同代人的希冀和梦寻。于是,我们承担起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成才:十年不衰的兴奋点》为这个栏目的首篇,随之,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其他篇目。

历史将在频频回首中启示今天与未来。

成才,中国青年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换回的权利。

成才,中国青年用整整一代人的磨难找回的希望。

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笔记下这新生活的梦。高考热:改变个人与民族命运的第一个契机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梦。

公元1966年至1976年间,许多青年人的梦写在“造反有理”的标语上,写在“活学活用”的讲稿上,写在“读书无用”的考卷上……

然而,造反,没有造出繁荣和昌盛,“革命”,使国家愈加贫穷。狂热的青年开始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云南边疆一个“蚂蝗堡”的地方,来自北京的一群知青中,有人手拿一柄叶片对生的蕨类植物,念念有词地算计着何时能回城;有人希望依靠伟大的父亲或伟大的丈夫而上调。最深重地咬啮着知青灵魂的是尊严被践踏,理想被泯灭,人格被扭曲……,

也有不甘消沉者,同样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一位知青回忆说,一天,我在马棚里收到一封家信,才知道美国人已经登上月球了,而我们依旧在这儿刀耕火种,整差一个世纪!我们空担一个“知识青年”的虚名,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问自己。

是啊!在他们中间本来该有爱因斯坦,本来该有居里夫人,本来该有……

然而,十年一梦,不堪回首。

青年向何处去?何处是归程?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恢复高考制度。一个信号意味着一个新的黎明。

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青年带着创伤,带着忏悔,带着彷徨,带着渴望,开始了新的梦寻。这第一个梦便是成才之梦,便是成千上万个青年涌向考场的竞争。

据统计,1978年2月和10月,全国高等院校共招,生50万,而报名参加考试的人竟高达1000万。

北京某工厂一车间,共有青年工人106名,而1977、1978两年报名高考的就有101名。车间主任说:“为高考耽误工作,我真不知道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

上海某考场门前站满了准备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考生,里面既有刚刚毕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也有饱经忧患,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和母亲。中国年龄参差的同一代人,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寒风中,一位接近中年的妇女怀抱睡熟的孩子,轻轻整了整丈夫的衣领,低声说:“别慌,会多少答多少。”丈夫没吭声,只是微微颤抖着掏出一支烟,点燃。那情景使人想起了当年送郎从军的场面,历史果真相似。

奇迹在发生:一个祖祖辈辈大字不识的普通农家,一年之内竟飞出四个“金凤凰”。一个饱受“臭老九”之苦的家庭,同时走出令人羡慕的三姐妹:老大王友琴,中1979年全国高考文科状元,之后又成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女博士;老二王友棋直举上海交大研究生,不久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副教授;老三丁元则一下叩开清华大学的校门。“三姐妹”现象让人振奋。

但是,同任何一种历史进步一样,中国青年的成才之路也伴随着深刻的观念交战:1978年8月,一位青年写信给《中国青年》编辑部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大学招生采取了择优录取的办法,有利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按这样的标准来选拔、培养人才,是不是又鼓励了另一种形式的‘学而优则仕呢?知识分子越来越吃香了,这样下去会不会走偏了呢?”

羞愧啊!面对这样的忧虑。

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下过一个古怪的命令:“让毛驴和学者走在中间。”那是爱惜知识分子。时值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知识分子应不应该被尊重,还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不令人羞愧?

值得庆幸的是,几经交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通过高考热开始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高考热的兴起,尽管带来“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尽管出现了“文凭至上”的偏差,但是,它毕竟带来了一代青年在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带来了依靠自身力量改变个人和民族命运的第一个契机。

自学热:在过去的失落中找回自我

自学成才,是许许多多因家庭、社会和自身的条件局限,无法获得正规教育的青年共同选择的一条充满艰辛的路。自学热继高考热之后出现,又比高考热来得更深沉,更持久,更广泛。从1980年到1986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的获得本科和专科学历的专门人才达到152.2万人,相当于同期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专门人才总数的73%。如果说,高考热带来一代青年对知识的理性追求,自学热则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向落后和愚昧宣战。认识自己,是一种特殊的智慧。自学热使人对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实现成为可能。

一代青年曾经失落得太久。过去的那个年月,人们虔诚地把自己当块砖,搬到哪儿算哪儿,过去的那个年月,青年只有一个理想:做工农兵。这种看上去颇有点大同味道的口号,压抑了多少人的创造性、事业心!今天却不同了,一代青年在成才的追求中,学会通过理性的衡量,尽量地开发自我,设计自我,懂得了如果能长成大树,就不要仅仅满足于做棵小草。四化大业是一架其大无比的机器,既需要螺丝钉,也需要齿轮、主轴和发动机。在这一代青年心中,第一次升腾起前所未有的名誉感和成就欲。正是从这时起,在中国青年人生追求的词典上,理直气壮地出现了“自私”以外的和“自”有关的字眼:自尊、自爱、自立、自信、自强—自我价值,青年要创造和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张海迪,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的响亮在于她自强不息,以顽强的意志超越了人自身。

刘运承,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他34岁的时候,走进北京市西城区业余高中补习班。他说,他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是想再试着挖掘一下自身的价值。

单小燕,1984年春秋时装大奖赛全国唯一的男装设计一等奖获得者。这个19岁的小姑娘是靠着艰难的自学和600CC血,换来参加大奖赛资格的。她告诉记者,她这样做是要让社会知道她的存在。

人的价值终于可以不要掩饰地在自学热中得以体现和升华。但自学热同时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工作与学习的矛盾冲突;个人爱好与本职工作的矛盾冲突:成才欲望与旧的管理体制压抑人才的矛盾冲突;已经成才与社会不予承认的矛盾冲突。就是在今天,一些自学青年还在抗争于诸多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

应该承认,由于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和旧体制的羁绊,还不可能为青年们提供充分表现和充实自我的条件,但是,历史毕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自学,自觉而艰难地求知、求进!

自学热,凝聚着热血与热情的热流!

文凭热:一个难以跨越的现实

1982年9月1日。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告诉全党:“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

这段话的分量有多重?这段话意味着什么?

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在接受《中国青年》记者的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因为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6年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支懂得现代科学管理,懂得现代文化技术的强大的干部队伍,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而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恰恰是我们干部队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在青年队伍中也严重存在着。重视学历和文凭,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明白了,再明白不过了。文凭,在鄙弃它的国度里恢复了它应有的尊严。

文凭还有另外的意义。当着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当着我们还没有能力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人才评价体系的时候,文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暂时充当了衡量个人能力与贡献的一种标准,而且还成为人们能否获得自身利益的重要前提。

人们希望被承认。人们希望通过考核,光明正大地去得到那些本该得到的利益。于是青年们向往文凭,追求文凭。文凭热出现了,文凭热比高考热、自学热受到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中国青年》有一则记载:武汉大学中文系办起一个古今中外少有的作家班。刘亚舟的孩子已大学毕业,他却刚刚步入校门。历史的恩赐中夹着一丝苦涩。

作家要上大学,因为作家也需要文凭。

一位制造茶杯的青工,不去学习本行技术,却没完没了地背诵法律条文。他想当律师吗?不!他说:“我只想要那张文凭。”其实,这个青工的选择并非没有道理,他曾这样表白:“老师傅长工资靠的是工龄和年龄,青年人长工资只有靠文凭。对我来说,技术和法律都不重要,只有长工资才最实惠。”

“文凭效应”出现了,它并不高尚,但却表明:在青年的意识中,成才不再是一个空泛的理想,它联结着人的能力和利益。相对于“家庭出身决定论”“个人好恶决定论”来说,文凭要公允得多!

但是,一个要前进的社会毕竟是要讲才能、讲贡献、讲效益的。文凭绝不是成才的目的。

“文凭至上”使文凭的尊严走向堕落。

文凭与能力在较量!

实业热:历史将记下中国的哈默博士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从未行过医。他先后成功地经营了采矿、制笔、酿酒、养牛等行业,并在晚年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他就是当代世界著名企业家,美国人阿曼德·哈默博士。

曾几何时,做中国的哈默博士,走企业家之路,成为一大批立志成才的中国青年的时髦选择。这是一种新的成才观,它融进了现代化所需要的素质:冒险、竞争与创新。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被破格录取的大学生,牙一咬,心一横,递交了退学申请书,他要去造飞机,他要去当经理。

—北京某研究所一群未到而立之年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不再安安分分地读书,却要折腾办公司。他们说,当今时代需要更多的人具备深邃的经济眼光和精明的经济头脑,我们就是想既把学位拿到,又把公司办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化需要的新型人才。

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再把“十年寒窗”作为唯一高尚的成才之路,他们也开始“闯荡江湖”。

1984年8月,《中国青年》发表《让青年企业家走上历史舞台》的社论,文章指出:“不要以为只有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才是人才,企业家也是人才,而且是中国四化建设更需要的人才。我们要象推崇青年运动史上最出色的典型那样,推崇有胆有识有才的青年企业家;象倡导雷锋精神那样,倡导富于创造性的开拓进取精神。”1985年2月,100名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的名字载入史册。

实业热,一代青年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勇敢叛逆。

实业热,一代青年向中国现代化表达的最大赤诚。

中国青年开崇尚企业家、实业家风气之先。在这里,最应该提到和最不该遗忘的,是一大批没有走进高等学府,却率先走进商品经济领域的人们:那个1979年在北京前门的箭楼下,带领13个伙伴摆起了全国第一个大碗茶摊的待业青年张占英;那支年轻的个体户大军;那批以待业青年为主体的集体经济企业;那群年轻的农民专业户:他们最早成为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人才。

当然,真正彻底地完成传统人才观向现代人才观的转换,仍然需要实践和时间,但是,可以肯定,改革拓宽了一代青年的成才之路。改革的道路有多宽,成才的道路就有多宽。

出国热:成才路上没有结局的开始

198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五六个年轻人为第二天能抢先签证,露宿在大使馆围墙外。第二天早上,签证处门前已排成一条长龙。一位姑娘非常自信地向记者叙述她的计划:“我的未婚夫在美国留学,已得到‘绿卡。我拼了命也要出去,我要在美国举行我们的婚礼,在美国生下我们的孩子。”

中国开放了。大洋彼岸吹来的风比高考之风,文凭之风,实业之风更多了一分魅力。一时间,许多青年人开始争先恐后地往外奔……

出国热来得那么突然和匆忙,以至人们还来不及对它认真地思考,但人们又必须思考。

为什么“修氏理论”的女主人,被各国微循环研究的大师们推选为国际微循环研究所五位领导人之一,备忘录的第一个名字修瑞娟教授(中国),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教授头衔?

为什么曹南薇,一个通过艰难自学考取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发誓要在中国读博士,却几经周折,难偿夙愿,只得含着伤心的泪去了美国7

当然,这并非全部出国者的出国原因。我们访问过很多人,大家的动机各异。有高尚的,有实惠的,也有茫然的;有为精神的,有为物质的,也有两者都为的;有想一去不回返的,也有学成后立即回国效力的,更多的是要在外面先干几年,最后落叶归根的。

复杂啊,出国热现象,实在难以用一句话概括,这里有一代中国青年对成才立业更深刻的追求和渴望,也有他们在求学路上饱尝的苦辣与酸辛。有一代中国青年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热爱,也有超越现行体制的束缚,以自己的努力使祖国早日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雄心,出国热,交织着青年们的希望与失望。

复杂啊,出国热,一个难以简单评判的现象,一个没有结局的开始。但总会有结局,结局是什么?

正在研究出国大风潮的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颇有一番见解:中国从庚子赔款至今共出现过六次出国热。前五次都对中国的封建统治产生过巨大冲击,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都涌现出过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物。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有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有周恩来这样杰出的政治领袖,有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思想文化巨子,有詹天佑、钱三强、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这样出色的科学家。这气势最大的第六次,尽管较之前五次复杂,但必然会给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造就出具有世界意识和现代眼光的第一流人才。中华民族必将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腾飞!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结局。也是80年代立志成才的中国青年应该创造和能够创造的结局。

我们用几根线条粗略地勾勒出10年来中国青年奋斗成才的轨迹,其间可以看到一代青年执著而沉重的脚印,严肃而郑重的思考,真诚而庄重的奉献。成才的热潮历经10年而不衰,这本身就预示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拥有希望和明天。照片说明。上排自左至右:横扫与批斗、从大学生到研究生、大碗茶起家、“77级”新生、夜大考场。下排自左至右:高校武斗、“红海洋”、攻读外语、电子一条街。

谨此南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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