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抢白了邱吉尔

廷　青

这件事已过去了许多年，但它的意义似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49年4月，我随父母登上豪华舒适的“玛丽亚王后号”轮，去英格兰作短期旅行。登船后，我父亲在看乘客名单，突然，他指着一个名字失声惊叫起来:“温斯顿·邱吉尔”。邱吉尔!在我十六岁的年纪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这番如遇上帝般的激动。以后几天里，我见到这位伟人两次。一次是在用餐时，他和我们隔着两张桌子。只见涂红色细条子外衣上方，一张红润的圆脸显得容光焕发，他对所有人报以微笑。主菜端上来了，邱吉尔对着盘子皱起眉头，即刻厨师长被召来，他有点恼火地指着食物，在空中挥动着双手，显然在示范应该如何烧菜。又一天深夜，我见到他由两名男子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向自己舱房。这两件小事搅乱了我的心。我没料到一个神明的举止竟会如此。

我对父亲倾吐了我的想法:邱吉尔态度粗暴，还爱酗酒。“你在对他评头评足?”父亲有些不快。“你知道吗?五十多年前，他参加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冲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励他的国家单枪匹马同纳粹交战，他是历史上寥寥无几的伟大演说家之一!你懂什么?”我没劲了，犹如当头被泼了一桶凉水。

不日，邱吉尔邀请船上乘客与他共进茶点。他抽着一根硕大无朋的雪茄烟，在人群中一一同人握手致意。我拚命想凑去，无奈胳膊被父亲紧紧地拴住，就在这时，邱吉尔恰巧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他莞而一笑，招手示意我过去。父亲迅速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不会误解其含义:你必须绝对沉默!

邱吉尔谈起在富尔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首先使用了“铁幕”一词。有人问:“你的预言又一次实现了英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分歧，你准备怎么做呢?”邱吉尔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我一眼，仿佛问我能否听懂，我伸长脖子点点头。邱吉尔作笑幽默、诙谐，人们哄堂大笑。站在他身旁，我感到很自在，得意地竟开口说话了。“邱吉尔先生，如果俄国人研制成原子弹，您认为他们会对使用它感到犹豫吗?”

我父亲眨了眨眼，猛地一晃脑袋，盯着我看。我立刻后悔自己没管住舌头，可是邱吉尔似乎挺高兴。他说:“嗯，那得视情形而定，不是吗?东方可能会有三颗原子弹，西方则可能有一百颗原子弹，但是，假如反过来呢?”我父亲刚要开口，可邱吉尔继续往下说，“你明白”，他一字一顿，声音逐渐增大，口齿含糊不清地说:“你明白——就原子弹而言，这全是一个——”他似乎想不出精确的词来圆满阐述他的想法。我当时只觉得邱吉尔忽然苦恼不堪地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思。

“先生”，我说，声音似乎嘶哑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全是一个均衡的问题?”

“放肄!”我父亲睁大了眼，惊慌地欲上来揪我，此刻邱吉尔却举起一只威严的手，拿那支令人敬畏的雪茄指着我说:“就是这词儿，千真万确!均衡是个很好的词，可是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和平时期，这个词容易被人遗忘。年轻人，你说得对!”

听了这番话，我头都发晕了。我看出父亲不再生我气了，不禁释然。其实，“均衡”这词是几天前才学的。我顿时欣喜地悟出:伟人不也和我一样，是一个也有自身不足的普通的人，而不是神。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