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灵性

巫宁坤

我和康桥的“神交”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的。1939年晚秋，我唱着《流亡曲》漂泊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第一次读到了徐志摩的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诗人一往情深的散文魔术般地把一个流亡青年，从疮痍满目的本土引进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异域。可是，徐志摩的康桥却从此成为我心上的一座海市蜃楼。

谁会料到哩，在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之后，我竟然漂进了这座海市之中。尽管英国特有的冬雾障目，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些当年曾使年轻的中国诗人心醉神迷的景色。

小住八个月，我也发现了另一个剑桥。我的足迹踏遍了剑桥的三十座学院，一股强烈的历史感和传统感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每一件事物仿佛都是一片活的化石，一个至今绵延不绝的过去的见证。就拿最蜚声的三一学院来说吧，庄严古老的大门外面，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立着一株又瘦又小的树，传说它的祖先是那株历史上最有名的苹果树——正是它落下的一个苹果导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院门里面是全校最大的一座庭院，当年诗人拜伦在这里就读时常用铁链领着一头小熊在院子里漫步。右边的教堂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牛顿的全身塑像，他面前坐着其他几位校友，其中有哲学家培根、史学家麦考利、桂冠诗人丁尼生。多少游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一天，我应邀到“三一”紧邻的小小凯斯学院去进晚餐。按照剑桥和牛津的传统，师生在大餐厅里共进午、晚餐，餐厅的一端为院长和院士们安置了一张长餐桌，叫作“高桌”，放在比餐厅地面略高一点的台上，就算上席吧。

作为那一晚的“贵宾”，我的座位凑巧被安排在两位举世公认的当代科学巨人中间。在我的右边，坐在长桌的上端主持晚餐的是李约瑟教授，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早已名传世界了。他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背虽微驼，但望上去仍是一位魁伟的巨人，双目炯炯，闪烁着献身的神采。我怯生生地问他，他的巨著还有多少卷要写。他微笑着答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部著作一直不断地扩展。他的一位较年轻的同事插话说:“约瑟就是这个样子。他只管一个劲儿地干，约瑟和他的著作一样是没完没了的。”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面色苍白、架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他坐在一张电动的轮椅上，由一位女护士照料着。原来他是斯蒂芬·霍金，剑桥大学的卢卡先数学讲座教授，这也是三百年前牛顿担任过的教职。霍金因为提出过关于太阳上的“黑洞”的新学说和关于宇宙起源的新理论而名扬世界，而且被公认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他这时才44岁，可是由于二十年来受到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摧残，他已几乎全身瘫痪了，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只能通过一个安放在喉腔里的微型麦克风“说话”，然后他的话语经过声音合成器加工显示在他面前的电脑荧光屏上。他告诉我他不久前访问过中国，四个精壮的小伙子连人带轮椅把他抬上了长城，这时他脸上绽开了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人爽朗的笑容。一位同事问他是否还在研究“黑洞”，他又一次露出了那青春的笑颜，回答说，他好多年没有想过那方面的问题了。近年来，他忙于研究一种新学说:如果现在仍在扩张的宇宙停止发展而开始萎缩，那么时间的方向就会倒转。这个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的残疾人又一次震惊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尽管禁锢在不治之症的黑洞之中，霍金那非凡的才智和生命的火焰却炽烈地燃烧着。

那个深夜，沿着徐志摩所热爱的康河走回学院公寓时，我仿佛对剑桥有了更深的了解。请看这两个人:一个年迈体衰、另一个身患绝症，但两个人都顽强地坚持着对真理的追求。论年纪，李约瑟和霍金相差整整两代，是什么共同的东西把他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贯穿在剑桥的历史和传统中什么神奇的东西吗?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也许“高桌”或康河就是它的象征?

不论康河上有多少风流，我这个白首游子也不会象年轻热狂的徐志摩那样，认定它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回到北京好几个月了，剑桥给我留下的历史感和传统感却经久难以去怀。

不过我私心里倒有一个小小的梦，有朝一日，就说七百年以后吧，也会出现一个徐志摩那样深情的英国诗人，不远万里来到古老的北京大学游学，也会为北大写下一篇如诗如画的赞歌。

(毕冰宾摘自《国际关系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