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常的团聚

徐开垒

一九四九年初夏。在上海，路边的柳枝刚从嫩青转向新绿，满街的杨梅和枇杷却已经上市。随着解放上海的炮声停歇，市区嘈杂的叫卖声，又渐渐地响了起来。显然，这个窒息了两天的大都市，它的心脏并不曾因为经过一场战乱而停止跳动。暑期虽将来临，气候仍很凉爽，天又晴空万里，像是在给大家兴奋的情绪添枝增叶。

当时已经写了几十部作品，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论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年龄。

这天晚上，他虽不曾通宵写稿，却为平时的少有的兴奋情绪，干扰了睡眠。特别是在《大公报》当编辑的刘北汜来了电话，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之后，他更无法入睡。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他还怀念他的那些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一起谈笑，后来到解放区去了的作家朋友。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黄源，夏衍，冯雪峰，萧军，何其芳，刘白羽，曹葆华，还有一些他曾为他们编过作品集子的青年朋友，如屈曲夫、田涛等人，他们现在过得好吗?当他起了床，听见萧珊已经从菜场回来，正在和邻居谈马路上所见所闻。炮火曾经使上海菜场两天停市，今天才又恢复正常供应。她在楼下一边谈话，一边拿着扇子帮助保姆生炉子，准备烧早饭给四岁的女儿小林吃。是的，巴金和萧珊带着刚出生的女孩，从重庆回沪，在这幢三层楼房子建立小家庭，转眼已有三年几个月了，小林已经从怀抱的婴儿，成长为能走能说的小女孩；萧珊也已从一个青年学生型的上海姑娘，锻炼成为能生炉子烧饭煮菜的主妇。而巴金则在这幢房子中，继在抗战时期完成过《激流》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秋》后，又在抗战胜利后写成了另一部不朽之作《寒夜》。这幢房子，就是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霞飞坊(即今淮海坊)59号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子。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到霞飞坊巴金家中，径自跑到楼上，用双手握住巴金的手不放。这就是1934年巴金在鲁迅身边认识的黄源。抗战一开始，黄源向他辞别，去苏北参加新四军了。十多年不通音讯，现在，两人又重聚在一起，而且黄源已是军管会文艺处负责人了。黄源把自己在解放区的经历谈了一下，然后说上海军管工作已经开始，上海的接管工作就要全面展开。巴金意识到人民就要自己掌权了!

又过了几天，巴金正在家中继续编译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长篇《六人》，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个会是在建国以前，全国政协尚在筹备之中，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之前召开的。会议的日期大概在七月初。离现在只有二十二、三天了。各地作家正在积极准备启程，有的且已到达北平。

欢送文代会代表北上的一个盛会在当时的逸园饭店(即今文化广场)举行，陈毅市长在讲话中宣称“文艺界是革命先驱”，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垮反动派。接着代表们纷纷发言，这里有冯雪峰、、陈望道、周信芳也有巴金。巴金的发言虽然很短，也谈得很匆促，但这是他生平在这样盛大的集会上第一次发言，也确实是他抑制不住的心声。

巴金在上海临解放时，曾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他则认为:“人民拥护共产党，我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他不但并未移居海外，而且还劝他的朋友和他一起留了下来。他充分相信人民会把国家建设好。他和他的朋友靳以被编在以冯雪峰为团长的南方第二代表团里，团员包括江苏、山东等地的作家、艺术家，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巴金是这个团的十一个团委之一。团内虽有许多人已提早去了北平，但在这次路上结伴同行的还有七十多人。

文代会招待所把巴金安排在和靳以、王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璧几个人住在一个楼面上。大家同进同出，全都兴高采烈。这里除了唐弢和赵家璧，其他几个人都是三十年代初巴金在北京编《文学季刊》时的老朋友，大家对北京很熟悉，也有许多熟人，因而也一起去游了北海、颐和园。巴金见到了从解放区来的老友曹葆华，一九三三年他曾在北平一家报纸编过副刊，与巴金结识。当时，葆华还写诗，又从事西方文艺评论的译介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去延安，巴金为他编过集子。现在，他们又会面了，曹葆华仍十分热情又谦虚，还邀请巴金到他的住处作客，用小米饭款待他，巴金感到温暖。巴金还在这几天碰到了何其芳、刘白羽，他们也都是他在战前的老朋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终于在这一年七月二日上午九点钟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共开了十八天。在这期间，巴金还与靳以一起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常委会。在这些大会小会中，他听了不少报告和发言，长了不少见识，也遇见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与一些从香港出发来北方的老友重逢，他更感亲切，这些老朋友中，叶圣陶是巴金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发稿人。巴金曾把他当作老师。多年来，叶圣陶一直十分关怀巴金，不仅在写作上，还在处世待人上，他不希望巴金有点疏失。当他到了香港后，听传说巴金已去了台湾，他非常焦急，写信问曾在报社工作的黄裳，是否有这样的事情。黄裳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他当然非常高兴。现在他们见了面，两人紧紧握着手，互相注视着对方，禁不住眼睛露出十分欣慰的晶莹的泪花。大会是按着大会秘书处规定按号入座的，小会的座位比较随便，两人就经常坐在一起，有时专心听朋友们的发言，有时则相对会心微笑。

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下午两点钟讲到晚上八时。全场始终肃静，代表们全神贯注，倾听着他的发言。有人原已买好刚在当天开始通车的京沪直达快车的火车票，特地留下来听他讲话。正当周恩来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全场掌声雷动，原来毛泽东来到。他在大家欢呼中上了台，讲了几句很短，但几十年来仍还留在人们耳边的话: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人民欢迎你们!”

在会场顷刻涌现起来的欢呼和掌声中，巴金也和大家一样，感情被卷在无边广阔的热潮里。他发觉自己全身在燃烧。“人民需要你们，……人民欢迎你们。”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使人难忘呢?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激奋作家、艺术家为之废寝忘食呢?当然，谁也不曾想到，这些为人民需要，受人民欢迎的在场六、七百个文艺界代表，后来许多人就陆陆续续地被戴上各种帽子，划归到人民的对立面去，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结束，各种冤案才得到平反。

就在这次大会后的第十天，巴金应《人民日报》约请，写下了《我是来学习的——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一文。他说，“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去发言的，我是去学习的。……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东西。”他又说:“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

无疑，这些都是巴金的由衷之言。他反映的情景逼真，所歌颂的眼前现实，是基于对过去现实的唾弃与批判。在旧时代，作家、艺术家为生活各奔东西，有的忍饥挨饿，有的到处流浪，像一盘散沙，各不相关，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支持，在黑暗中行走，没有人提灯，为大家向导。现在，一切改变了，这次不平常的团聚，给巴金和其他作家、艺术家，带来了多少美丽的希望!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