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情怀天地宽

(续上期)1967年1月4日晚，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吼响了:

“打倒陶铸!”

“揪出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涛!”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口号声中，传单像雪片一样撒遍了北京城!

1月20日，中央办公厅停止给我父亲送文件，并派驻了四名警卫。

一个月后，红电话机拆掉了。这就意味着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失去了联系。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

父亲每天在警卫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并开始受到批斗。

1968年3月，父亲的“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如影随形地紧盯在父亲身边——走路贴你屁股，写字贴你椅背，睡觉贴你床头，吃饭贴你餐桌，连上厕所都要贴你面前!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酷刑。它使人时刻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监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令人感到紧束、窒息和痛苦!

但是，父亲却以超人的意志和豁达的心胸顽强地生活下来了。而母亲的朝夕相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使那壁垒般的外部世界，洞开了一扇春风入室的窗口，它抵销着冷酷的逼视，也抚慰着父亲压抑的心。他们以一种超然度外的心境，轻松地闲聊，交换会意的目光和微笑，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事情，视监视者如无物。这反而使监视者孤寂难熬，度日如年。

1969年4月，父亲被确诊为胰腺癌。早在半年前，父亲就出现了头晕、呕吐等症状，但一直得不到诊断和医治，直到这年3月中旬他全身变黄时，才被送入医院，并当即被诊断为癌症。

母亲未将实情告诉他，只对父亲说是要做“胆囊切除”手术。

两个月后，父亲出院了。他安慰母亲说:“你放心，我会很快康复的。”看到父亲每天坚持散步、练字，母亲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或许陶铸真能康复呢……

但是到了9月，父亲本来很小的饭量已减到了惊人的程度，他时常紧蹙双眉，或无故屏一口气。9月下旬，他已无力散步了。他的脉搏微弱，低烧不退，腹内阵阵剧痛。医生悄悄告诉母亲:“癌细胞已经扩散，没有办法了。”

母亲知道父亲的日子不多了。她唯一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减轻父亲的痛苦，让他最后这段日子舒心些。父亲的病一天发作多次，每次痛得前俯后仰，大汗淋漓。母亲边替父亲擦汗，边劝他哼几声，父亲却坚咬牙关，一声不吭。望着父亲战栗的嘴唇和颤抖的身体，母亲哭了，泪水滴在父亲抽搐的面孔上。父亲用力松了松攥紧的手，嘴角露出一丝凄楚的微笑:“我没什么，以后你要照顾好亮亮……”

他们都明白，那冷酷的现实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无法掩饰了。

10月15日，父亲接到通知:陶铸18日将“疏散”到合肥，母亲去广东参加劳动。

三天!他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就象战争时期匆匆聚散那样，他们显出对一切突然事变和任何不幸打击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父亲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吃力而动情地嘱咐母亲要照顾好我，他们唯一的女儿。昏暗的灯光映射出母亲脸颊上晶莹的泪珠，母亲轻轻抽出手，搭在父亲不断颤抖的瘦削的肩膀上:“我过去……忽略了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父亲慢慢地擦去母亲的泪，安慰道:“不，我留恋过去的生活。可这种生活不会再有了。”父亲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放在母亲手心里，深情地凝望着母亲的脸，说:“这个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诗《赠曾志》。母亲把诗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在衣服里。之后，父亲又要了母亲、我和我女儿的照片，放在贴胸口袋里，拍了拍:“放心吧，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

18日，父亲去了合肥，踏上了生命的最后旅程。母亲未被允许送到机场，只在家门口目送父亲离去。

43天后，父亲孤零零一人，含冤病逝于合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父亲的冤案作了彻底平反。

父亲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平生在别人面前绝少掉泪的坚强的母亲，听着沉重的哀乐和低泣声，望着摆满四周的花圈和挽联，看着父亲端详的遗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她强支着羸弱的病体，轻轻掠一下花白的头发，拆开衣服，将父亲赠她的那首离别诗取出来，迎着阳光，昭示天下: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晓钱根据《十月》“陶铸与曾志”一文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