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年间福与祸

浩　然

回顾自己60年来坎坷生涯，我愈加笃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哲理名

1931年，我的宝坻老家遭了祸:土地全部被洪水淹没，庄稼颗粒未收，连吃糠咽菜的生活都没有了!父亲不忍其苦，逃到200里以外的开滦赵各庄煤矿，给英国资本家当挖煤工人。母亲熬过农历年，再也不能够熬煎下去了，只好封门闭户，抱着我的姐姐，怀胎着我，背井离乡地去寻找父亲。

1932年3月25日，我出生在赵各庄矿区郊外一座四壁透风的小窝棚里。虽然我出生在煤矿，跟着父母受了些罪，但我同时又得到了众多庄稼人的后代所没有得到的福气。

我们后来搬到一个大杂院。在那里，我用上了当时多数庄稼人没有用过的电灯；坐过多数庄稼人没有坐过的火车；进了多数庄稼人没有进过的“洋学堂”；接触了多数庄稼人没有接触过的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流浪艺人、五行八作的各种游民——让我大大地开了眼界、长了知识，尤其是我可以不用花钱买票，就能跟戏班子里的小孩子们一起混进戏院，几乎每天晚上不是看落子(评剧)，就是看皮影戏，或是听说唱的曲艺我那幼小的心灵，被祖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所吸引、所陶醉、所熏染。

这一切，都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赵各庄矿区那10年的苦日子，我不可能爱上文学，不可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2岁，第二个本命年，是在蓟县盘山西翼一个靠山小村度过的。

两年前我又遭了祸:父亲故去，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王吉素村的舅舅家。思想开明又要强的母亲，常常对我讲:人活着要有正气、要有志气，不然就等于白来一世。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成了我茫茫人生前程的一盏明灯，伴我至今。

当时被祸殃笼罩的我，暗暗思忖:正气和志气，就是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去做官。我被送进了本村私塾。可是还没有念，祸事又一次降临:母亲病倒了，要由我们姐弟日夜服侍。我再次停学。不料，这一停，竟成了永久，成了我此生接受正式教育的终结!

失学，对一个见过山村以外的世面、崇尚正气和志气的少年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而且祸不单行，不久母亲的病逝，我和姐姐成了孤儿!

由于家产被狠心的亲戚掠夺，使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双孤苦无依的孩子，一夜之间又变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有立足之地的穷光蛋!眼看着命运之途无情地横在我的面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由于艺术的诱惑、新生活的鼓舞，我爱上了写作。发表几篇文章之后，便被《河北日报》选拔为新闻记者。23岁正年轻，有8年基层工作经验，熟悉农村生活，所以写得快，写得多，很受领导器重，命运向我展示了五彩缤纷的绵绣前程。

幸福之余，我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却不料在过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惹下一场祸。

春节刚过，我被派往冀东昌黎县采访一条新闻。任务很快完成以后，心想，为这么一篇千字小文，跑这么远的路，转身就走，未免得不偿失，不如顺便再写篇春耕准备的报道。于是我从城北赶到城南平原的后钱庄乡，跟村干部座谈一番后，连夜赶写了一篇《中共后钱总支领导农业社抓紧春耕生产》的长篇新闻报道。

稿子采写得相当顺利。好大喜功的我十分得意。抄写的时候，觉得稿子结尾处那几个显示成绩的数目字还有文章可作。我自作聪明地想:稿件寄到编辑部，再由编辑编发，等报纸印出来，起码得一周以后，如果把5天内可以完成的送粪数、轧地数等等加到成绩里去，后钱庄的备耕工作更显得出色，我的稿子也更加有了分量。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拙劣表演果然应验了这句话——在我寄出那篇稿子，离开昌黎县奔向抚宁的当天夜间，后钱庄那一带突然下了一场春雪，社员们连续几天都不能下地干活。那些由我指使乡干部估计的生产劳动进度，根本没有达到，而那篇稿子已经如期地见报了。

我在抚宁县转了几天，返回保定报社准备接受表扬的时候，等待我的却是一个专门批判我搞“客里空”的记者大会。原来，昌黎那边有人一见报纸上的报道，就写了检举信，用事实揭穿了我那篇弄虚作假的报道。最终，我被撤掉新闻记者职务，被“发配”到读者来信科拆阅信件。

这是我参加革命、走进社会以后头一回挨批判、头一回倒霉。我觉得自己一切全完了，可又不甘心这样的“完了”。我还年轻，不能向命运低头。同时，母亲那句做人要有正气和志气的话支撑着我的精神。我想:我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不是新闻记者，而是走进文学殿堂，当作家；如今就用一切业余时间，刻苦努力地练习写小说。我必须向命运抗衡，把被动环境变为能够主动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

我租了报社附近一间民房，买了一张小炕桌和一盏小油灯。每天工作一完毕，就钻进那间四、五平米的小屋里，不是写就是读。比起搞记者工作，拆阅信件的差事安定，有规律，业余时间有保证，所以我很快就潜下心来。以往搞采访时感受到的生活素材，都沉睡在脑海，此时一件件地被唤醒，创作的灵气和热情也被激发起来。每周都有一个短篇写出来。同时作品的质量和写作水平也跃进一步。这一年11月，我的第一篇正式小说《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上刊出。完成了我的文学“入门之作”。

1968年和1980年这两个本命年，我都经历了一场因祸得福和因福得祸的奇巧之事。

头一个本命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央文革小组”要筹建一个文艺组。因为筹建者对我熟悉，又了解根底，因而我就成了文艺组“负责人”的候选对象。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人谁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特别是作家，多数人都在挨揪挨斗。如果天赐良机，进了“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就等于是“皇天”封就的最最革命的革命派。我巴不得得到这样一个位子，得到这一称号。所以，筹建组的人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觉得福从天降，激动不已。可是同时，我还保留着一个真正正派人的正气和正义感，对当时的一些问题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终于被淘汰。

我当时无疑错过了良机，受到周围一些朋友的抱怨，因此，颇感失意。但假如是另一种结果，那一次不被淘汰的话，那么，我36岁的那个本命年，将在监牢中度过——凡是调进了那个文艺组的作家，没过多久，都被“四人帮”逮捕，有人竟被关押了六、七年之久。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文革”结束一年以后，我还是受到了株连，遭到近百家地方报刊的批判，被取消五届人大代表资格，受到组织上的专案清查。

我遭了厄运，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重地摔倒了。摔得我昏天黑地，从肉体到灵魂全都疼痛难挨。

几十年前母亲那句人活着要正气和志气的话，对我起到出乎意料的威力和作用。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要张正气、鼓志气，从摔倒处爬起来，一个孤儿，一个半文盲的农民，在人生的崎岖的道路上，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我就应当有信心和力气从今天走到明天。我要用生活和艺术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

第五个本命年的5月里，我带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女儿，到京郊通县安了个临时的家。我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这四句话也是我的誓言。我苦拼苦斗，逐条逐项地实践我的誓言!

这一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拍成电影改名《花开花落》)和《儿童故事集》，发表了中篇小说《浮云》、《勇敢的草原》等。到了1986年，我又写出《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苍生》等四部长篇小说，《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等10多部中篇小说和100多篇小说、散文、儿童故事。这期间，北京文联党组织还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今年是我第六个本命年。我整整60岁。命运又一次向我提出新的挑战:生理方面的祸事又降临到我身上。由于内分泌、代谢功能失调，我的更年期反应特别突出。不能写，也不能读，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常常痛苦的不想再活下去……

然而，人生短暂，不容易赶上个花甲的本命年。草率废弃，错过时机，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我的大半生，以往的五个本命年，哪一次不是因祸得福?哪一次不是把压力变成动力，用失败孕育了成功?哪一次不是用自己的正气和志气闯过一道道关口，最后更上一层楼的?纵观人生，应当说我是一个幸运者，我不该抱怨，尤其不该对生活对自己失去信心。

60岁不算老。如今改革开放时期，大有施展才华、再干一番业绩的条件，关键在于我能否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地对待生理上这个不可避免的“祸”，从而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勇敢地活下去，活到72岁又一个本命年，那时候，我将以一个人生的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广大读者面前。

恳求爱我的读者，爱我的亲朋好友，为我祝福吧!

(阿前摘自《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