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杜林说的

陆广品

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再版的由季陶达编著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第42页有一段话“休谟是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年间从配第出发的最后一位著作家，同时，他又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和朋友，所以他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马克思说：“更后在经济学真正大殿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这里，有关学术观点上的可商榷之处姑且不论，但对马克思原话的断章取义则不能不指出。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为“休谟是在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年间从配第出发的最后一位著作家”，也不认为大卫·休谟是经济学真正大殿入口的人物。马克思在《反杜林论》《批判史》论述这一章中，讥讽杜林《国民经济批判史》中所谓“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论述”时说，“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庙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7页)马克思认为在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二年这段时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是古典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杜林先生大笔一挥，把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二年这一时期勾掉了，从而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完全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又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在长期内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同上书第294页)在马克思的其它著作中，还提到詹姆斯·斯图亚特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问世前“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马克斯恩格斯全集》26卷Ⅱ：第120页)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7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二点结论：第一，马克思不认为“休谟是一六九一年到一七五○年间从配第出发的最后一位著作家”，至少在他与亚当·斯密之间还有个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二，说“在经济学真正大殿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的人，不是马克思，而是杜林。是杜林《国民经济批判史》一书这样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