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中来

钟　年

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J.Frazer)的《金枝》(TheGolden Bough)等一系列讨论原始文化的著作，几乎都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中写出的。当有人问这位因研究原始文化成就突出而受封的爵士：愿不愿意到非洲或澳洲的土著居民中去看一看时，他微笑着回答：“我还没有这个兴趣。”

有些事看起来很象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若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马利诺夫斯基(B.Malinowski)滞留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lsland)上，因而有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也许马氏会沿着他所崇拜的弗雷泽的道路走下去，最终成为与他前辈相仿的安乐椅中玄想式的民族学家。但事实是，马氏在特岛上的三年经历，使他辟出了一条新路。他确立了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形式，开创出参与观察(participate observation)的方法，并由此形成对民族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发生巨大冲击力的功能主义理论。

当然，出野调查的确立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几乎与马氏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博厄斯(F.Boas)在美国也大力提倡田野调查，虽则博厄斯本人的田野工作比不上马氏出色，但在他调教的弟子中，却可数出如本尼迪克特、米德这样做出过极著名田野工作的学者。正是由于马利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的共同努力，田野调查方式遂成为民族学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族学的这段历史，对我们读《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是十分有帮助的。翻开这本文集，一股浓烈的田野气息扑面而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整理出的研究报告，这在已出的社会科学家的文集中是罕见的，就是在已出的民族学家的文集中也是罕见的。

民族学可分为两层，一是描写民族学，亦称民族志(ethnogra-phy)，一是理论民族学。在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时期，这二者常常分离，马利诺夫斯基才将二者统一起来，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民族学界形成了一种传统，初入此门者首先需积累某一文化的田野调查经验，方可进入理论探讨领域。据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回忆，在功能学派的发源地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研讨课规定，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

在蔡元培等先生将民族学介绍到中国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蔡氏本人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就曾亲派数批研究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如一九二八年派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瑶族地区，一九二九年派林惠祥赴台湾高山族地区，一九三二年派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区等。这些研究人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学家，他们为中国学术界贡献出第一批科学的民族志。

吴泽霖先生留美主修社会学，初回国时，他是作为我国第一批社会学家中一员的身份出现的。一九三五年，南京至昆明的公路修通，吴先生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首次踏入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少数民族地区。吴先生回忆道：“(这样)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开始对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索。”(自序，第1页)而将学术研究的主战场转到民族学则是抗战以后，在三年贵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吴先生“曾深入到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一些时间，也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自序，第1页)。从此，吴先生就与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参加到建设中国民族学的行列中。有趣的是，吴先生的这段经历颇似马利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情形，战争制造了他们与异文化深入接触的机遇。

吴先生不是我国最早投身田野调查的学者，然通观《文集》，我们却不能不说，他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学者，吴先生所撰写的民族志，直到今天，仍是最优秀的作品，而且，他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民族志层次。吴先生在每篇调查报告中，都不忘在大量坚实可靠的原始资料上作进一步的理论提炼，不忘寻找更为普遍的文化演变规律。换句话说，吴先生的每一篇民族志，都是添加给我国民族学理论大厦的一块砖石。

婚姻问题一向是民族学的重心，吴先生于此用力最多。在《文集》中，仅以婚姻为题的文章就有五篇，在篇数上占三分之一强，字数上竟超过一半。吴先生具体讨论了少数民族中姑舅表优先婚、包办婚、坐家(不落夫家)等婚姻习俗，以此为基础，他形成了自己对人类婚姻的总体性看法：“婚姻活动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两性间为了双方生理上的需要和人类的繁衍而结合的因素：另方面是一定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所决定的两性在社会上地位的因素。”(第387页)这就是说，人类的婚姻，是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相结合的产物，任舍其一，便无法正确把握形形色色的婚姻现象。他还指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与婚姻直接间接有关联的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人生。它是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纽带，是肉欲与社会约制之间矛盾的焦点。因此，尽管它只占人生中一个不大的领域，但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它，可以反映该社会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风貌。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在婚姻研究中，横的方面，可以看出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反映出民族间、文化间交流的一些规律。纵的方面，可以使我们看出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所保留的种种残余痕迹，从而常可使我们借以追溯一些史迹。”(第54页)在此，婚姻的本质及研究婚姻的意义概括无遗，文化整体观(holistic view)发挥得淋漓尽致。

婚姻是两性的事，但在大多数文化中，女性并未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吴先生在研究婚姻问题的同时也关心着妇女问题，并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写出了《水家妇女生活》这样的文字。在妇女问题上，吴先生发表了许多至今仍引人深思的见解，这里只略举他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吴先生一直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抱有极大的同情，并对世界范围的女权运动表示理解，但他却不曾让感情代替理智，他指出：“平等的社会意义只能是，一方面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能够各抒所长，共同肩负起促进社会文化的责任；另方面，共同享受应得的权利。……平等只能是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男女双方各尽所长、各自发挥其潜力。改革只能在这一轨道上进行，才能期望其实现。”(第15页)而回顾半个世纪来的妇女运动史，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许多地区的男女平等，走入了强求结果平等的误区，反给妇女的身心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这正应了吴先生“乱了套的改革，不但对事业不利，妇女运动本身也将蒙受损失”(第16页)的话。

可喜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妇女学(或称女性学)研究的呼声日高，已有一批较高质量的论著问世，民族学界也成长起一代女性民族学者，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也列入国家课题，吴先生道不孤矣。不过，吴先生的眼光总是超前的，在力主强化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的论述中，他又提出儿童民族学的课题，“妇女与儿童息息相关，而儿童又是社会的未来，对此也应有所了解。”(第400页)这是一方有价值的研究园地，可惜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待人开拓。

吴先生在民族学研究中还自觉地进行方法论的探索。我国民族学自五十年代一边倒地受到苏联民族学影响后，在研究方法上一直使用的是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泰勒等人提倡的残余分析法(Sur-vival analysis)。此法在恢复原始文化面貌中功不可没，但用它来破译现存的纷繁复杂的文化之谜，却常有些捉襟见肘。吴先生在调查研究具体的文化事象时，却不拘于某一种方法，诸多分析工具能在他手中交互使用而相得益彰。这与吴先生的学术素养有关，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是一个兴趣极广善于吸收各种知识的人，除主修社会学外，他还选修了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为他日后从事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对么些(今纳西族)青年的情死、彝族婚礼中妇女对男家客人的戏弄、苗族的“游方”、坐家习俗、姑舅表婚等问题，吴先生就不满足于残余分析，而是更深入到心理因素的挖掘。

吴先生是我国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在西迁入黔的大夏大学内设立了民族文物室。其后，无论是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还是解放后相继执教于中央、西南、中南诸民族学院，吴先生均极重视民族文物室或博物馆的建设，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真是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载《读书》一九九○年第十二期)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吴先生的认识也不断升华，提出一些颇为独到的理论观点。如他在晚年形成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分野的思想，指出“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第430页)，民族学与民族学博物的关系，“正如化学或物理与它们的实验室的关系相似，是一体中的两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每种科学负有两种使命：一是使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不断深化更新；二是把已有的知识广为散播。在民族学科总的范围内，民族学主要承担了第一使命。第二种使命则由民族学博物馆来肩负。”(第430—431页)

吴先生的生命是属于田野的，这一点他初次踏入少数民族地区就强烈地意识到了。所以，解放后当费孝通先生询问他能否参加到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的队伍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吴先生“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现出求之不得的兴奋”，在贵州和广西访问的两年中，这位最年长的队员“在种种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而晚年倾全力于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设，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吴先生对自己不能亲赴田野缺憾的一种补偿，因为在他看来，“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基地”。(第430页)

在一九八三年全国第一期民族学讲习班上，吴先生作了《民族学在美国和博厄斯学派》的演讲(全文载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其中提到两种治学方法：一是主观推理，活动园地在书斋，追求的是抽象的理解，这样做学问的人可称为“太师椅里的哲学家”：二是客观实验，在实验室或田野中实际地调查，分析具体调查材料，这类人可称为“砌砖盖瓦的工程师”。吴先生肯定了后者，队为博厄斯就是后一种人。其实，吴先生本人也是“砌砖盖瓦的工程师”，并且他在民族学的各种思潮中明显倾心于博厄斯的理论，他所奉行的“长时期在小范围内深入细致地实地考察”，也正是博厄斯学派的一大特色。

我最初得知吴泽霖先生大名，还是在北大选修民族学、社会学之时。毕业后，几经周折，终于来到吴先生身边工作，直至他以九二高龄仙逝。余生也晚，无福亲随先生入田野调查，在实践中得其身教，但总算在追随左右的七八年中得到了一些言传，并有幸亲睹先生殚精竭虑孜孜筹建我国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的全过程。而我每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也都或在出发前或在返回后，得到先生的悉心指点。先生这些针对特定问题的具体教导，加上《文集》中对田野调查的规律性总结，将是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受用终身的财富。

一九九O年十月二十八日，根据吴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播撒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周围的草坪上和湖泊里。

吴泽霖先生从田野中来，又回到了田野中去。

一九九二年七月于汉口酒堡荡

(《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版。3.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