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化与大一统

宋　远

旧时读书人的入仕，以出将入相，行道得时为理想。若时不我遇，亦不妨以东方曼倩为式，“既浊能清”，“染迹朝隐”，也还不失其道。至于不得已而乘田委吏，州县徒劳，则不待秋风乍起，一段鲈鱼莼菜之思已是挥之不去了。

其实不必日赋“归去来”，即“隐于仕”，又何尝不可。“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出、处之间，就日常生活来讲，似乎并没有好大的区别。是不是过去的时代，特别有一种教化的功能，可以使得“高卧纪纲行”？是不是这种千年的传统，有着完全的力量，可以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持社会的安定呢？不搜刮不生事，政尚简一，节爱为怀，便是清官。老百姓要求的，只是一个牢靠的温饱。“其政闵闵，其民淳淳”，亲民之官，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繁难。田园之乐，何劳梦想，便结庐在官廨，亦未尝不可。就此而言，所谓“最是文人有自由”，也并非全无根据。这在历史上，本来是颇有先例的。

社会机制的本身，也提供了这种可能。它只求稳定，不求发展，更不求创造性的发展。这也许是“大一统”所必须的。它必须有一种严密的近乎机械的管理方法，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改造它的零件，却决不可以拆掉重新组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版，一九九三年)中有一段话描述清代的情况：

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方法。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大一统”所特别要求的，是稳定。为了稳定，可以牺牲创造，可以牺牲发展，甚至不惜以停滞为代价。为了这稳定，也就特别要求程式化。“八股”是程式化的极端。其实“八股”何止文而已，诗也早就八股化了。

最近重读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上海古籍版汇评本，一九八六年)，此书向被认为是诗歌批评，其实不止于此。它把诗歌分了类，实在也是将生活、将生活的各种情调分门别类。在哪一种生活情境里，就该有哪一种诗情，都预作规定——这一切都是可以程式化的。后来的诸家批语，批的是诗的作法，也批评某种诗情是否与预设的程式相符。可见无论著者还是批者，都认为诗歌有程式化的必要。也还不必特别“认为”一下，习惯已是如此。细细参详，便觉得其中大有意味可寻。

只说宦情类。白乐天《罢府归旧居》：

陋巷乘篮入，朱门挂印回。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屈曲闲池沼，无非手自开。青苍好竹树，亦是眼看栽。石片抬琴匣，松枝阁酒杯。此生终老处，昨日始归来。

纪昀评曰：“通体浅滑。”就诗而言，的确未见其妙，不过这却是“宦情诗”的基本情调之一。还我初服之际，必有一番“归去田园老，傥来轩冕轻”之慨。半生仕宦，以悠游林泉了结尘缘，这是一种古来通用的可以称为归宿的结局。

这田园之思，也妙得很，几几乎是终生相伴的。入仕之先，致仕之后，都不必说，即身在仕途，亦无日无刻不念田园。张九龄《郡内闲斋》：

郡阁昼常掩，庭芜日复滋。檐风落鸟毳，窗叶挂虫丝。拙病宦情少，羁闲秋气悲。理人无异绩，为郡但经时。惟有江湖意，沉冥空在兹。

方回评其三、四、五、六俱高爽沉着，而句句婉美。这是单纯评诗。那么作为“宦情”，一郡之长官，竟得如此清雅、闲静，即打坐参禅，亦可来得，岂非咄咄？而这恰恰是“宦情”的范式，亦即宦情诗的标准程式。汲黯高卧无为，淮阳政清，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榜样，但作为二千石官，大约不扰民、不生事就是典郡的诀窍。否则，未必有治郡才能的一介书生，如何能挑得起这样繁难的担子？不过要他“仍旧”罢了。一台转动多少年的机器，靠惯性的力量，远比重新起动省事得多。所谓“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大雅·假乐》)，以适应各种情况的旧典应变，一如旧制地转下去，不会有大的发展，但不脱离旧的轨道，也不会发生大的忧患。

《瀛奎律髓》成于元代，但汇评本中评点此集的清代诸家，却对各类诗的程式，并无多少异议，可知的确是通行、且通行已久了。正所谓尊唐尊宋，“其律法无异也，所异者特一时格调及字法句法之相沿风会微判耳”。倒是评点人之一的纪昀，作为四库馆臣，想来书海邀游，“阅人多矣”，故持论甚苛，常常批道：“套语”、“亦是套语”、“亦常语”、“不免窠臼”。实在说来，分门别类已是个大套子，命意造句，使典用事，不过是大套子中的小套子，“套语”、窠臼，岂可免？

诗情本来来自千人千面，活生生的个体，是不可以程式化的。但因这个体的每一部分都被切割开来——完整的生命被切割成若干部分：做人的，做官的，做诗的，做文的，应付皇帝的，对付百姓的，实际生活的……，各个有式，各行其道。不怕它迥不相侔。然而一旦安错部位，或曰不合式，便出现麻烦了。故语言是要紧的，掌握语言的各种程式，是要紧的。如此，所谓的个性，至多是清隽、峭拔、婉媚、绮丽之类的区别。好比是画同样的一幅画，只是着色不同而已。即如宦情诗，一方面缘自读书人的传统理想，一方面是社会机制提供了可能，它大体被固定为这样的程式：以当地风物为景，以田园之思为情，铸成一个恬静、闲适的意境。现实生活也许并不如此，或者说不可能如此；但宦情诗必如此，或者说，如此方为“正做”。能在这预设的情境里翻新出奇，便是佳制。

高度程式化，大约也是中国文明的内容之一。以历史的悠久，以传统的深厚，以大一统的长期与稳定，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把一切都程式化。各个朝代总有一班士子才人孜孜地做这种耐心细致的工作，自然，也很有一些奉了钦命的浩大工程。把活生生的世情、世事、人事、人情，乃至最是活生生的思想，都做成精致的程式，在这方面，“吾国吾民”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的“马列主义教条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式化，大概也是有这远因的)。《停滞的帝国》中，前言里一节文字的标题即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西方强国在东方的古老文明面前惊愕了。而首先的打击与困惑就是一个个精致的不可更改的程式。当然“强国”最终找到了对付“文明”的方法，而我们的民族却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