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途究竟怎么样？

王建

一些青年朋友和我谈起，他们对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不满意，对国家的前途也很悲观。他们痛感于腐败成风、物价上涨、拜金主义盛行，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没有抱负和理想等现象，认为中国的前途凶险莫测，黑暗要多于光明。

中国的前途究竟怎么样？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参与了国家一些经济发展规划的工作，很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同青年朋友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社会充满空前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空前的混乱，空前的迷茫，问题和难点几乎俯拾即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很多，比如金融秩序混乱、泡沫经济、通货膨胀、农业后劲不足等等，有的问题恐怕比一些青年朋友所能看的、所能想到的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倘若我们能够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放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洞察整个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我们就会跳出一隅之见，一扫胸中颓丧低迷之气。，

在判断我们的经济形势、展望我们的未来时，我想提请青年朋友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79年至1988年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经济增长方式看，具有明显的“由重转轻”的特征，即由改革前30年长期持续的以重工业主导的增长格局，转向以农业而后轻工业主导的增长格局，这种变化，与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密切相关。

从1991年9月起，中国工业增长格局又出现新变化—重工业增长开始快于轻工业。9月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0.5个百分点，到12月已高出2个百分点，全年高出2.9个百分点。1993年1至9月累计，已超出3.8个百分点，重工业主导经济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强劲。

中国经济增长在经历13年的轻型化之后，再现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势头，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升级变化。由于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在短期内迅速普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在城镇居民中已接近饱和。从工业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历史经验看，在超越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品消费阶段后，居民的消费热点将向住宅、汽车等更高档次的耐用品转移。由于这些消费品价值高昂，居民为购买它必须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储蓄过程，社会为提供这些消费品，也必须建立起一个雄厚的重化工业基础。所以进入这个时期后，将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以积累型、投资型和重化工业型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

我国居民主要是城镇居民的消费，自1980年以来已逐步进入到这一过程。从居民储蓄倾向看，1988年仅为7.4％，到1992年已升到17.7％。居民储蓄年均增加额1984年至1988年为582亿元，1989年至1992年则为1935亿元。储蓄大量增加，成为投资增长的充足来源，1984年至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5.7％，1992年达到37.6％，1993年则突破45％。投资的增长对重工业增长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中国经济再现重工业主导增长的格局，与改革前30年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构造出的重工业主导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基本上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发生的。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看一看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比较清楚了。工业先行国家的经验一再证明，在一国的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主导增长阶段以后，都会出现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和“亚洲四小”在进入这一阶段后，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曾长期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最长的曾维持20年，最短的也有17年。走过这一阶段，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步入了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经济由于也进入到以重化工业主导增长为特征的起飞阶段，在今后20年内，经济增长速度很有可能长期维持在10％左右。如此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1990年美元计算，就有可能突破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有可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在工业化前期，大量的生产要素停留在生产效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而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不断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高速增长的局面。中国目前在三项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的虽然已下降到25％，但农业劳动力在三项产业中的比重仍高达58％，仍有3.5亿劳动力停留在农业内部，这就使得中国可以用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得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农村人口的工业化过程，也将可能持续到下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可能会创造一个世界纪录，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从今天到2020年的近30年时间里，保持年均增长10％左右的高速度。如果是这样，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按15亿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5000美元，经济总规模将达到7.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灿烂的前景。

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第二轮热潮，最显著的特征是进入了要素市场发育阶段。“炒股热”“炒汇热”和“集资热”，反映的是资金作为商品正在进入市场；“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反映的是土地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全国性的“下海热”，则表明着人才市场的初步发育。尽管其间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资金、土地、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改革前期，主要是在发育商品市场，现在要素市场的发育已大势所趋。商品市场是市场的初级形态，要素市场则是市场的高级形态。市场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说明中国离建成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1989年夏季以后，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未来一片黑暗。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将停滞，内乱将发生并威胁到国际社会。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垮，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3％左右，社会也比较稳定。外商摩肩接踵来华投资，对中国的前景更加看好。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中国是世界上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于是，国际舆论界来了个180度转弯，对中国说了不少过头话，什么“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已是第三经济强国”等等，甚至“中国威胁”等奇谈怪论也纷纷出笼。

不管外国人说什么，中国的梦只能由中国人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想概括成这样几句话：到2000年基本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到201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20年经济总规模赶上或超过美国。

即便是中国经济总实力居世界第一，从人均水平来看，我们仍是世界中游，所以没有理由自满。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妄自菲薄，自己看不起自己。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全面进入工业化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民族也将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城乡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以及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等诸多方面，还存在若干重大隐患。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不仅经济高速增长难以实现，还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利因素，并通过相关政策加以解决。

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外国人的评价比中国人高。个中原因很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是原因之一。有一些青年朋友对中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我想可能是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情况了解不多，或者是在目前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心理状态一时难以适应，还可能是过于从自我的顺逆出发来评价社会发展。我相信，每一个中国青年，当他看到中华民族灿烂的明天时，都会为此感到自豪和自尊，并会热烈地投身到这场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的跨世纪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