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中的法西斯”

张　宽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两千多字评述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面具》一书。这本书在当代西方的女权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影响较大，引起的争议也很大，两千字的评介显然过于简略了。我自己对帕格利亚其人其说的认识也有了一些改变，因此不避炒冷饭之嫌，再撰一篇相关话题的文章。

帕格利亚多年来一直在费城艺术大学任教，讲授西方人文传统课程。《性面具》一书写成于八十年代初，等了整整十年，没有一家出版商敢冒险出版。一九九○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后立即好评如潮，请允许我抄译几段对该书的评价：

帕格利亚在书的前二十页里发出的愤怒的吼声，比绝大多数学者在一生中敢于发出的还要多。

著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最富于原创性的批评家……她的这本书比德里达最新的五本书加在一起更有意思；里面包含的心理学的智慧超过了拉冈的全集；能够比一整座女权学图书馆更好地告诉你什么是性属的真相；其颓废的程度，与罗伯特·麦浦尔索普比较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本见解精辟，令人不知所措的书，它显示了著者的博学，它有意冲击读者的感情和成见。每一个句子都像一根针，刺痛读者。

两年以前在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的一个讨论班上读这本书之前，教授曾经警告说帕格利亚是女性中的法西斯，当时并不知具体所指，现在才体会出这句话有好几层意思。《旧金山记事报》上曾经登载过帕格利亚的一幅照片，只见这位女界风云人物袒胸露背，头上的棕黑色头发像是盘着的千万条小蛇，一双大眼睛透出冷光；身材高大的她怀中还楼着两位鲜活生猛、豹子一般的黑人青年。仔细琢磨这幅照片，发现它的创意，与帕格利亚的理论是一致的。

《性面具》开篇第一句话是“泰初有自然”(In the beginningwasnature)。大家知道，西文中的Nature一词，除了指外界自然和客观规律以外，还指人的自然本性。Nature是《性面具》一书的关键词之一。帕格利亚认为，自然力或者说人的本性，从本质上讲，是盲目的、冲动的、残酷的、阴暗的和混沌神秘的；进攻、扩张、侵略、征服也正是自然的意志。自然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性，是色情，性与色情还是自然联系人类精神产品的纽带。在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上，帕格利亚比较地接近于霍布斯、达尔文和尼采，她讨厌由卢梭而起的将人性理想化的取向。她认为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由于忽视了“自然”的残酷性，因而是一个很肤浅的理念。

德·波伏娃曾经指出男尊女卑的现象在史前期就形成了，她解释说这是因为男人在生理构造上比较优越。帕格利亚把德·波伏娃的说法正好颠倒了过来。她以为男女两性在生理构造上的不同，造成了二者在对自然力的适应能力上很大的差异，而女人更能与自然力浑然一体。女人身体上显示出来的曲线，不正是与地球、与各个天体的造型更为接近么？自然的能量可以在女人身上顺利地流通往返，而男人的生理构造却对自然力造成阻碍，男人因此要吃到更多的自然力的苦头。女人除了生理构造优越于男人以外，还更有悟性，更有直觉，对现实的感知更敏锐，而且在灵魂上精神上也比男人完美。帕格利亚以为，正因为不完美，男人才去寻求自我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将在自己身体上受到阻碍的自然力向外投射释放。所以，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的实质就是男人身上受到阻遏的自然力的外化。她据此来解释为什么人类物质文明的承担者、建设者主要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此外，男人从事文明建设还出于恐惧，因为如果他们不是拜物教者，如果他们不“向外”发展，他们也许早就被女人吞食掉了。帕格利亚在展开她的上述论证过程时说了一句着实让许多女权主义者诟病的话：“假使女人成了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

帕格利亚对文明的动因的解释，与弗洛依德的利比多说比较接近，而对艺术的理解却类似于尼采。人们常说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一是犹太——基督教。帕格利亚认为一种被叫作“异教”的文明和“异教”的审美倾向起源于古埃及，由古埃及传到古希腊并征服了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兴起以后，异教和犹太教文明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异教的文化、异教的审美观崇尚神秘、冲动、刺激、颓废，与自然力离得很近；犹太教的审美观则崇尚理智、克制、平和、超越，本质上是违反自然的。帕格利亚认为，表面上看，犹太——基督教已经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获得了全面胜利，实际上异教的因素从来没有被消灭、被根除，它只是转移到了“地下”，转移到了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在西方的艺术史、文学史上，异教色彩的作品形成了一条主要的线索。当代西方绘画、雕塑和影视艺术中的追求暴力和刺激的取向，波普音乐追求使人迷狂、使人颓废的效果，都在宣示着异教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把犹太——基督教的理念当成今日西方文明中的正统理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帕格利亚是反正统的。帕格利亚甚至认为所有的文学艺术，究其本质而言都是反正统、反权威，也是反道德、主张颓废的。她认为艺术家就像资本家一样，没有道德可言；艺术的意志就是自然力的意志，性是艺术探索的永恒主题；人们创造和欣赏艺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颓废需求，艺术与“裸露癖”、“窥淫癖”不可须臾分离。

用性的面具、异教因素、颓废倾向这几条线索，帕格利亚把西方的文学史、艺术史串起来重新写了一遍。她发现西方文化最为绚丽多彩的时期都伴随着高比例的男性艺术家同性恋现象，古希腊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莎、十九世纪的伦敦，“好男风”成为文人雅士中的一种时尚。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酒神狄奥耐索斯实际上有双重性别，他(？)是自然和地母崇拜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主宰。酒神的出生就很奇特。他是天神宙斯和瑟默尔的儿子，瑟默尔怀上他以后，要求自己的情人证实其众神之神的身分。她为此受罚，被天火烧焦。宙斯从她的子宫里取出胎儿，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一条缝，把胎儿植入其中，然后封上口子，直至胎儿发育成熟。欧里匹特斯在其剧作《酒神的女人们》中曾经想像宙斯怎样召唤狄奥耐索斯：“来吧，进到我男性的子宫中来吧。”看来宙斯也曾有雌雄同体的时候！不仅如此，这也是一个对弗洛依德不利的例证：不是女人妒忌男人的阴茎；而是男人羡慕女人的子宫。耶稣是但知其父，不知其母、不把玛利亚放在眼中，因为据说只有咬断感情上和精神上连接母亲的脐带，小男孩才能步入成年。狄奥耐索斯却相反，他的忠诚永远属于母亲，他总是穿着母亲的衣裳，他经常厮混在女人堆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说酒神表现出强烈的异性模仿欲，有易装癖(tranvestism)，而且这种异性模仿欲和易装癖也是文明史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古希腊传说中最为勇武的英雄赫克列斯(Hercules)曾被亚马孙族女战士俘虏，被迫身着女装纺织羊毛线；阿基琉斯(Achilles)在荷马的史诗中出场时，竟然混迹于一群女人之中；马戏团的小丑和麦当劳叔叔都穿女人衣裳，他们胖乎乎软绵绵的样子正是在模拟女态。帕格利亚以为男女性别角色的游移和反串不仅是人们深层的心理需要，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幸亏她没有涉猎过汉学，不知道香草美人弃妇闺怨那一条深厚的传统，否则她还可能做出令我们中国人尴尬的文章来)女人在生理、精神、性等方面处于自足状态；本来，艺术在本质上离女性更近一些，但为什么历史上艺术家男性多女性少呢？因为艺术的完成需要创造、制作、投射，而这些都是男人的勾当。“外化”是男人的宿命，男人总是需要某种外在的东西，需要一个“他者”，才能使自己完善起来；男人成为艺术家，便可进入女性特有的自足状态(superbself－containment)。艺术是阿波罗和狄奥耐索斯的结合，是阴阳的调和，所以艺术也是雌雄同体。帕格利亚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性艺术家染上过断袖之癖，为什么不少广为流传的艺术形象都带着几副性别的面具。

宝二爷有名言：女人是水做的，这话若让帕格利亚来分析，只说得上是皮相之见，因为还要看是什么样的水。不错，狄奥耐索斯除了作为酒神以外，还统辖所有的液体。前面提到过，酒神崇拜母亲，“母亲”在德语里是Mutter，它和Moder“泥塘”、Moor“沼泽”、Marsch“泥浆”等在词源上有亲缘关系，都隐含着神秘、危险、幽晦、模糊、变幻莫测等因素，而这些，都与女性本质密不可分。波蒂切利那一幅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女神站在开放的贝壳星上，沐浴在春天的花雨里，托着她的海水清澈澄明，天空中阳光明艳，女神的躯体坦然地赤裸着，面部表情安宁平和。帕格利亚在这幅画面上读出了日神阿波罗的理性精神，她指出这幅画用海水洗涤了性和爱中的迷乱、神秘和危险，与酒神精神相通的女性本质特征被剔除得干干净净。同样是波蒂切利的另一幅画《Primavera》却充满了颓废色彩：幽暗的丛林象征着女性鼓胀的子宫，花仙子头上是男式的短发，她实际有两副面孔，一是贵妇的冷漠、高洁、矜持，一是娼妓的无耻和淫荡，她的左手的动作显然是在自慰，与维纳斯托住长发的左手的作用完全不同。所以说，这幅画更多地洋溢着酒神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漫长中世纪的基督教日趋世俗化，异教和酒神正卷土重来，在波蒂切利的彩笔下，不少天使、圣母、使徒、圣子、林妖身上都透出了一股性爱的忧郁症，这是基督精神与世俗取向冲突的结果，也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在英语文学史上，根据帕格利亚的分类标准，乔叟是犹太——基督教的。如果英国文学沿着乔叟开创的路走下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世界性的影响。斯宾塞用异教的审美原则击败了乔叟，他的长诗《仙后》对性有最为深入和仔细的思考，就像是一本性心理学大全。《仙后》展示的性是强力意志，这正是性的本来面目，现代“浅薄的女权主义者”鼓吹的“无过失性行为”(nofaultsex)不过是痴人说梦。斯宾塞的《仙后》与波蒂切利的《维纳斯与战神》的主题一脉相承，斯宾塞有一双革命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他是英语诗歌中塑造形象的高手。斯宾塞的语言是古典的，莎士比亚的语言则属于未来，似乎只是为了听觉而存在。没有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会说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说的话。莎剧中的可爱的女人们性格活泼多变，性别也常常扑朔迷离；《第十二夜》里的维奥娜和《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都是女扮男妆，她们身上兼容了两种性别，当然莎士比亚感兴趣的是性别角色转换的心理，而不在于色情。莎士比亚写下的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有一百二十六首献给一位神秘的美少年，那位美少年是雌雄同体型，这在十四行第二十首表露得最为清楚。莎士比亚称那位神秘的少年为他的“女主人”，说他有“女人的面庞”和“女人的柔肠”，然而造化一时失误给了他男人的生殖器官。因此，照帕格利亚的推测，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是一位古希腊唯精神性的同性恋者。如果说莎士比亚是同性恋者尚嫌证据不足，那么王尔德有龙阳之好则是一个铁案，王尔德最好的作品都是他真正成了一位同性恋者以后才写成的。在帕格利亚笔下，同性恋、性别反串、颓废等都不是什么贬义词，尤其是“颓废”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可以相当的宽泛。在美国作家中，不仅坡、霍桑、麦尔维尔，连同爱默生、惠特曼、詹姆斯都被归入“颓废”一类加以讨论。帕格利亚用狄金森的诗来讨论女性心理，做得很流畅自如。当然，狄金森诗作中独特的意象如“上膛的枪”、“蛇”、“毛虫”等与女性潜意识的关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也是英文系的一个热门话题。

帕格利亚是美国学术界反对后结构主义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她尤其讨厌德里达那种作品后面没有作者的论调。她坚持认为每一部书后面都有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比如对于德国作家歌德生平事迹的研究，早有充分和可靠的材料证实了歌德在性问题上的怪癖嗜好和惊世骇俗的反常举措，然而在对歌德的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这些材料却完全被学究们忽视了。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的生日同时也是歌德的生日，维特很大程度上是歌德的化身，是女性化的男人，他多愁善感，苍白无力，整日以泪洗面，他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中的双性美少年。维特眼中的儿童世界美丽纯洁，成年男人的世界龌龊鄙陋，这是典型浪漫派的观点。维特拒绝长大成为男子汉，他坚守女性型态，企图抗拒时间和性别。维特自杀的场景十分仪式化：结束他生命的手枪由绿蒂从墙上取下来，并亲手拂去了上面的灰尘。女性致男人于死命的古老母题又出现了，良家妇人变成了浪漫派艺术中的femmefatale(女祸？)。歌德的另一部小说《威廉·迈斯特尔》里，男性化的女人占据着舞台的中心。迷娘似乎不是人间之物，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爱丽尔的性质有几分相似。迷娘又像罗瑟琳一样，身着男装，腰中佩了短剑。她对自己性别角色的错位执迷不悟：“我本是男儿身，又不是女娇娃！”在小说的末尾，当迷娘神秘的身世逐渐明朗，当她不情愿地告别男装，她的生命力便萎缩了。“还我女儿装”竟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下葬的时候，她穿着长翅膀的天使的戏装。天使没有性别，歌德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次强调。只有在死亡的境界才能超越性别，才能脱掉性的面具。迷娘是兄妹乱伦的产品，这也是她早天的原因之一。兄妹乱伦一直是歌德挥之不去的情结。歌德给情人的献诗，常有以下的句子：“哦，在那遥远的古代，你曾经是我的姐妹，或者我的妻子？”迷娘在原文中是Mignon，它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mignion，意思是“宝贝儿”，为男同性恋者对其情侣的称呼(嫖娼的人口中也嘟哝这个词)。早年郭沫若把Mignon译定为“迷娘”，可谓绝妙。

帕格利亚还有许多精彩的、同时也是耸人听闻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宏论。比如她指出克莱斯特和海明威都是自杀身亡的，他们弃世的时候，用嘴咬住了枪口。从枪在人口中的意象里，帕格利亚读出了平时被压抑的、致人于死命的男人同性恋的欲望，因为枪象征着阳物。

《性面具》这本书涉及面很广，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是笔者读到过的性别研究中一本最有“品位”的著作，比较难以把握住。我希望自己笔记传递的一点信息不至于完全歪曲了它。帕格利亚与正宗的学术界始终保持着距离，她至今仍与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指向认同，在学术观点和行为举止上都对社会正统观念表现出抗争姿态。她甚至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稿约，在上面发表文章为色情文学辩护，痛骂她心目中“不学无术、浅薄无聊的女权主义者”。

《性面具》这本书似乎想证明：艺术是“男女同体”，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那种“男女同体”的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作品都透露出异教的色彩、颓废审美倾向和性的神秘特征。应该指出：帕格利亚把犹太——基督教看成一个整体，认为都是反自然、压抑本性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她没有注意到此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犹太教本身也不是单一面孔的，希伯莱圣经并不能等同于全部的犹太教义，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前和出埃及后的犹太教也有了区别；而基督教更是浸透了古希腊酒神精神的一种教义。帕格利亚的“非犹”倾向的形成可能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她曾受业于凯斯勒(MiltonKessler)和布鲁姆(HaroldBloom)，多年后她评论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不大像教授，倒蛮像那些好幻想的拉比”。其实关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互补而又紧张对立的关系本可以作出极好的文章来，比如海涅这样的犹太血统的而又皈依了基督教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对性爱、对色情常有独到的描写，假如《性面具》为此专列一章，想必会很有意思。《性面具》这本书还有其他一些缺憾：它讨论的主要是英美文学作品。若要分析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异教因素，凸显异教与犹太——基督教之间的斗争，著者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关于审美与宗教关系的思考本来会非常有助于帕格利亚支撑和展开她的理论，可惜他完全不被提及；俄国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忽略了，也是一大欠缺。

在美国的校园里，女性研究科目大多已经转向性别研究，《性面具》这本书是性别研究领域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轻易绕不过。

Paglia，Camille，SexualPersonae：ArtandDecadencefrom NefertititoEmilyDickinson:NewYork，，VintageBook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