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近录

文化研究方法的突破

伊藤虎丸在谈到战后日本人的自我反省以及亚洲比较近代化论时指出，民族的“文化”和个人的“个性”一样，不能互相比较其价值的优劣。所谓“比较”，并非是与既有的普遍性价值相比，确定对象的优劣大小先进后进等次序，而是用以发现无法比较的各自文化的差异(即固有价值)的“方法”。伊藤虎丸认为，日本之所以有侵略战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而所谓“文化”的观点是将“近代(＝近代市民社会与近代科学文明)”看作欧洲这一“文化”的产物。这就必然地意味着把“亚洲的近代”看作“西方冲击”(WesternImpact)的结果。而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日本人才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对于这样的“日本近代”的文化，竹内好把它批判为“奴隶”(也就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称其为“优等生文化”或“转向文化”。竹内好认为“日本有进步性，所以免于陷入惨境而堕落了。中国则是保守的，所以陷于惨境然而免于堕落”(《现代中国论》)。而今天的中日比较近代化论的目的，对日本人而言，就在于打破日本人的上述精神结构，建设真正具有近代精神的日本新文化。而同时，八十年代以来，文革以失败告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也必然认识到简单直接地以一种所谓“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的可行性及后果。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中日通过了解相互间近代性的“差异”，将发现“应加以共通反省和克服的课题”的方法。“因为说起来，没有比亚洲的知识分子人人瞩目于西方，无视近在咫尺的邻国学术文化之存在更令人悲哀的了。”

伊藤虎丸是在“宗教在亚洲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致辞时提出上述看法的。该文发表于《学人》杂志第八辑，同时刊载的还有三篇会议论文：《佛教伦理与中国民间生活——关于一个韦伯式问题的讨论》(葛兆光)，《日本新宗教的伦理思想》(岛进)，《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何光沪)。

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回应雅克·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of Grammatology)这一重要著作时指出，德里达将索绪尔归入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是不妥当的(《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载《学人》第九辑)。索绪尔将语言学的对象严格限定在口语的范围内，并非出于语音中心主义，反而是揭露了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骗局。

柄谷行人指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其实是同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无法脱离的，如在现代西欧，语音中心主义不是表现为传统的形式主义，而是一个同它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运动。换言之，它表现为试图用与拉丁文相对的方言来写作。如但丁的例子已经表明，用方言写作具有反抗拉丁文、罗马教会和帝国统治的政治意义。语音中心主义包含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动机，它同城邦／国家的形成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而一种语言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意味着它是作为一种凝定的文明／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当你在谈论口语时，你实际上谈论的是具有某种水准的国家形式的那些种族的书面语言。

同一种广泛流行的误解刚好相反，柄谷行人的创意在于提议：“语音中心主义”与口语的强调是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究竟是“先有”口语才有书面语，还是“先有”书面语才有口语？柄谷行人认为应该注意后一种“先有书面语才有口语”的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伴随的独特历史过程，这种过程被他称为是语音中心主义巧妙地内化书写语言以及民族国家的骗局。

柄谷行人指出，当但丁用白话文写作时，他并没有直接把当代口语转化为书写语言，而这正是但丁“语音中心主义”的所在。他从遍布意大利的各种方言里只选择了一种方言。并非因为他选择了标准方言，而是因为他的白话文写作是一种翻译拉丁文的形式，所以他的书写语言后来才成为标准的书写语言。这个举动使其他方言降低到方言的地位。这一过程同样适合于法语和德语。以法国为例，成立于一六三五年的法兰西学院的宗旨是，“为民族语言提供一套明确的规则，使它成为纯粹而雄辩的语言，适于从事艺术和学术研究。”但若以为这是法语的改革，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法语”并不是一种口语，只是到后来书写“法语”才逐渐成为口语。作为书写语言，“法语”只是拉丁文的翻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才成为“适于从事艺术和学术研究”的语言。

柄谷行人认为，在索绪尔看来，法语和意大利语都是民族国家的语言，它们基本上是书面语言，而非口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一份公告表明、当时生活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讲法语。从那以后，法语是通过国家教育体系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而推广的。这是一个到处都发生的过程(不包括现代日本)。索绪尔并非出于他自己的语音中心主义而排斥书写语言，而是为了揭露语音中心主义巧妙地内化书写语言以及民族国家的骗局。

总之，索绪尔强调的是口语，反对的正是语音中心主义。在他的语言学里语言(language)没有明晰的时空界限。例如，记录一种方言就使得这种方言界限分明了，甚至可以说使它规范化了。对语言进行肯定的说明会使它成为某种规范性的东西，即使它并不是国家语言，因为语言永远是差异。

柄谷行人的论文是提交给“文化与文化及其空间”(Culture andCulture：and the SpacesBetween)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次会议(加州，一九九五)的论文，《学人》杂志同期还刊载了雅克·德里达本人为该会议提交的论文。

前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不良特征及其对策

陈功玉、李必强在《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企业科技行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九六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业已显示出如下不良特征：一是社会劳动生产率较低，仅为发达国家的四十分之一，且远低于俄罗斯、巴西、印度，单位GNP能耗是日本的五倍，美国的二点六倍，印度的两倍。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走的仍然是一条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道路。二是由于技术创新不足和实际获得的技术效率不高，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这表现出经济增长中的动态低效率。三是经济增长中的非有效性成份很大。如今年第三季度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结果显示，一千一百四十二家企业的五十类一千二百九十七种产品的合格率为百分之七十三点六，其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就更低，而某些重要产品的合格率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七。这都表明仅仅从GNP的表面增长，不足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实质质量。四是经济增长中的高环境成本。国家环保局去年六月二日发布的《一九九四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该年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达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高达八百零七万吨；全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的一百一十个重点河段显示，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一、二类占百分之三十二，三类百分之二十九，四、五类则达百分之三十九。上述事实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必须实行转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接近极限，经济应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该文提议：基于增长经济学原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举措是紧紧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又必然依靠企业的科技行为来实现。

转轨时期的物价问题与对策

文武汉在《价格理论与实践》(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撰文指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物价上涨主要发生在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间，其中第一轮五年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七，平均年上涨百分之十一点五，第二轮三年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年均上涨百分之十六点六，两轮物价涨幅都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因而引起一系列突出问题，这已成为改革发展十六年的两次教训。

该文在分析物价问题的动因时，除指出改革不可避免要影响物价调整，这是物价上涨的直接动因以外，接着探讨了农业发展滞后的影响。作者指出，改革十六年来，GNP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其中工业百分之十四点四，第三产业百分之九点八，但农业只有百分之五点二，这里的原因是自一九八五年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一直很少，造成一九八五年以后农业几年徘徊不前，到一九八八年经济过热，食品供不应求，零售物价上涨，成为一九八八、一九八九两年物价上涨的龙头。除农业以外，是需求膨胀的推动，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各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企业都自筹资金进行投资，搞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造成投资膨胀，另一方面，工资等消费性支出幅度都超出了劳动生产效率以及GNP的增长幅度，从而造成消费基金的膨胀。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市场不健全，即市场体系发育不全，机制不完善，生产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不规范，物价管理队伍不稳定，调控监督力度不够，因而实际造成经营者对价格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愿意定多高就定多高，乱涨价、乱攀比、垄断价、乱收费问题很突出。

“公共空间”与重建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可能

《学人》杂志第八辑载有陈建华《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一文，介绍了著名华裔学者李欧梵在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点。李欧梵认为，中国五四以来追求现代性的基本失败并不等于中国就进入了后现代，在这一点上他对大陆的年轻一代盲目拥抱后现代表示不满，李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永远有意义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历史性，不仅能面对西方思想浪潮而显示其独立性，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重构也因此可能寄于希望。

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卷入“主体”的概念，李欧梵似乎亦明确针对后现代的某种倾向表示：“我绝对认为需要有一个主体性。”问题是这个主体怎么重建？历史怎么重构？对这些问题李本人尽管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却认为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和提出这问题的直接方式。答案本身或许寓藏在种种“重”——重建、重构或重写的可能之中和行为之中。和李欧梵极度重视“个人”和“日常生活”的意向相联系，使他对张爱玲小说激赏的一点是：张善于让小人物演出英雄的传奇。他对那些“说大话”，“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主要是从福柯提出的知识／权力关系出发的，当然这和他的边缘的说法是密切相关的。

李欧梵最近发表的论文《“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可以看作他这一思路的实践，也是糅合了几种西方理论并具体运用于诠释现代文化史的一种尝试。所谓“批评空间”一语基本上借自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PublicSphere)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批评”概念，其背后则是李欧梵近几年来投入的文化研究(Cultura1Studies)理论。文中运用了西方学者的“媒体”理论，即强调报章杂志等印刷媒体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起到的作用，而探讨的是五四前后的报章杂志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空间”？作者在对鲁迅作辩证分析时指出，鲁迅用“游戏文章”的形式讽刺国民党的新闻“自由”，“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但他“并不珍惜——也不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根本认为不存在。”也就是说，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的是“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杂文风格与当时的“言论尺度的严紧有关”。但重要的是他没有讲究如何“说法”，如何“说开去”，“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他的“《伪自由书》对‘批评空间没有太大的贡献。”

李欧梵认为，相对于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在《旁观者》等杂志建立的一种类似“公论”的论说形式，五四以来的“宏伟话语”不太讲究文体风格，或者“说法”，因而难以形成一个“批评的空间”，而只有在这样的“批评空间”里，作者与作者之间、与读者之间能够作理性的沟通，才是建立“公民社会所需求的必要条件”。

“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

《人文杂志》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刊载的《“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一文认为，“国家/计划”与“地方／市场”的现代化相关叙事是中国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都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现代状况而做出的现代化诊断方案和现代化发展的叙事形式，同时也都在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扮演过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优先发展理论”的角色。而无论是“国家／计划”万能论还是“地方／市场”万能论的根本缺陷即在于，把根据某一特定历史语境而产生的文化叙事理论，当作现代化论的“唯一正确”本质，并由此导出一个单一性的，唯一正确的现代化模式。将一种文化历史叙事模式化，本质化，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征。

论文认为，作为迟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首先依赖于“体制的优先合理化”，即合理化的国家体制和市场体制的优先确立，与一种“赶超模式”有关。但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国家与市场二者间却存在着矛盾悖论的悲剧性关系。这是指：一方面，四十年代的中国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国家计划的道路，但这却最终要牺牲通商口岸私人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在现代化意义上，中国民族国家的愈成功，就意味着通商口岸私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力量的愈失败。另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只能依赖世界市场和通商口岸的“民间社会”，因此他们越强调市场的优先，就等于越把自己束缚在通商口岸的城市甚至租界的避难所。对于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强调，不仅没有带来中国资产阶级和现代化力量的扩张，相反带来的却是它的萎缩。中国四十年代现代化的悲剧，正是这样一种浮士德式的现代悲剧的写照，即“现代主义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上太成功的缘因”，在“愈是成功就愈是不折不扣的失败”的现代性悲剧意义上，中国四十年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论者和“民间社会”的自由资产阶级，具有相同的命运。

四十年代中国不可化约的悲剧性矛盾，表现在作家张爱玲小说的氛围之中，正像夏志清(Hasia)所说的，一方面四十年代现代中国的无奈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小说淡雅的技术背后，隐含着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人生的“大悲”，即作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它体现着中国现代性不可化约的悲剧矛盾。

论文重点不是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分析，而是要复制或重构在她的小说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意识形态的内容。于是，一方面是分析四十年代文化，特别是国学研究中对于二十世纪以后产生的地方性的、关注民间日常世俗生活的“新儒学”的关注，结果它导向了对于中国现代不可化约的悲剧的想象性解决，即不但从西方的角度看，“新儒学”对于民间世俗生活的肯定和内在调节的作用，可以避免西方现代体制合理化所造成的高高在上的“理性”对于人间世的“僭妄”，而且它也支持了通商口岸中国现代的繁荣。另一方面，当代的“张爱玲热”从台港而起，并体现了台港文化对于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拨、对于“中国人特殊生活方式”的认同不仅成为两岸互通之前提，而且“民间社会”概念成为可以取代、批评以理性启蒙和国家政权建设为前提的华人世界现代化的新成功的基础。这就等于把四十年代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的情形，夸大为实际上体制在现代进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台湾和香港的范式，并进而把被歪曲的台港的模式强加给中国大陆。把在四十年代文化，包括张爱玲小说中居于不重要地位的，对于现代中国不可化约的现代性矛盾痛苦的“想象性解决”，即由她在四十年代率先提出的文学走向“现代都市民间”的理想，变成一种以现代新儒学为背景的现代化的理想主义，一种体现为“东方复兴”的地缘政治学。

论文认为导致了中国普遍主义霸权的并不是追求不可见意义秩序的乌托邦主义者，而恰好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是1921年来华讲学的罗素最早指出的中国应该有一个俄国那样的专制政府，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革命的爆发也并不是由于民主激进主义“作怪”，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农村政策，同时更错误地放弃对私有资本的支持反过来又丧失了来自对方的支持，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没有现实基础的政权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自身，文化激进主义并不能为其负责。

反过来说、五四的最大成果白话文是通过民国政府的推行才确定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离开国家法律和基础投入的支持，历史证明根本无法成功。

因此，正像路易斯·哈茨所指出的，东方的“西方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妄图找到一个排它性的普遍现代模式，要么是完全国家和集体的“公”，要么是世俗和个人的“私”，但问题的关键仿佛应该在于去考虑西方传统的这两面是在什么契机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斯宾塞的激进主义和托利主义的保守都是应该被取缔的反动势力，正是这种被取缔的危机使得二者携起手来。而中国现代国家和自由资产阶级市场认识不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正像四十年代的激进的保守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自己追求的共同点一样，这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高等法学教育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外法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刊登了李红云的文章，介绍了一九九六年初召开的一次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研讨会的情况。

文章介绍说，我国目前高等法学教育的模式基本是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定型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在计划体制下制定的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等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文章认为，改革必须解决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要确立全日制高等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主力地位。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是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除高等法学教育之外，各类成人高校、中等法律专业学校都在培养不同层次的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式又有全日制、函授、夜大、电大、自学考试等多种。有人称这种形式是“群雄并起”。这种情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强烈需求，但却使高等法学教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有些接受了正规高等法学教育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有些持有各种法学教育文凭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入司法机关。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等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所占比例相当低，如：各种成人教育的人数为本科生在校人数的八倍。文章指出，高等法学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的起点最低应该是大学本科教育。否则从业人员的质量将使健全法制成为空文。

第二，要改变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情况。历史造成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情况，即：不必受过高等法学教育，就可以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现在“群雄并起”的局面又使得人不必进入高等法律院系就可以得到法律专科、本科，甚至研究生的毕业证书。由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学历至今仍然不是法律职业的资格要求，这就使得一方面，原先未受过法学教育的司法人员、律师在接受就业后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未受过高等法学教育的新人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队伍。这种情况不解决，对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米兰·昆德拉谈“文化中欧”

据《外国文学评论》一九九六年第二期署名“岳”的文章报道，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九二九——)从一九七五年起流亡法国，成为法语作家，但是除了布拉格的报刊以外他很少接待记者。据法国《读书》杂志第二百四十三期(一九九六年三月)援引《国际邮报》的消息，昆德拉最近接受了捷克《人民报》记者托马斯·塞德拉切克的采访。

昆德拉刚到法国时曾写了许多有关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章，他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用“斯拉夫世界”这样的术语解决不了捷克的任何问题。他认为捷克人属于一个超国家的整体，就是中欧，而中欧并非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它是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摇篮：正是在中欧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正是由穆西尔(一八八○——一九四二)、布洛赫(一八八六——一九五一)、卡夫卡(一八八三——一九二四)和冈布罗维奇(一九○四——一九六九)等人的作品，才形成现代的小说美学。但是昆德拉在到达法国之后，他发现世界并不了解捷克，一位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对捷克非常友好，却认为捷克人都是东正教教徒，使用的文字是古斯拉夫语的西里尔字母。昆德拉认为一个不被人了解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在被扼杀时都会无人过问。因此，他作为几乎是唯一能向新闻界说明本国真相的捷克人，自然要利用一切机会为捷克呼吁。就文学而言，昆德拉认为在苏联侵略捷克后的七八十年代是最黑暗的时期，而正是这一时期的捷克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放眼欧洲，并且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他同时指出，捷克现在虽然变成了一个很得人心的国家，但人们对二十多年前的布拉格革命却不感兴趣。在巴黎放映一部有关那次革命、被捷克当局禁演了二十年的出色影片时，昆德拉夫妇看得热泪盈眶，可是影院里只有他们两个观众。

昆德拉承认他只用法语写随笔和小说，因为他四十五岁时才开始流亡生涯，必须全力以赴地学习法语和适应法语的世界。他很少读捷克书，因为没有人能够同时在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中生活，尽管他和妻子只讲捷克语。昆德拉表示，总有一天他要对使用什么语言作出选择。他现在还不知道是否会返回捷克，只是期待着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他离开捷克后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他意想不到的，至今还没有从接二连三的惊讶中恢复过来。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一瞥

评论界认为，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叙事的先锋探索性成绩可观，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完全以对话结构，有音乐“对位”的效果，张承志的《心灵史》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几乎是以散文的方式写史诗，重新质询了小说是史诗崩溃的产物的美学观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韩少功的《马桥辞典》，在白话文与方言的转换中探寻一个被表述的世界，是对五四以来白话文文学传统的丰富和探索。其次是小说的寓言化乃至启示录色彩增加，余华曾表示过对于《圣经》式的朴素语言的追求，王安忆的写作态度也明晰地表达出一个世纪繁华落尽的朴素冷峻的苍凉与美，这些努力既表现出当前文化叙事的困境，也体现着寻找新的叙事方式的探索。莫言的写作则一如既往地表现为对民族寓言的追求，在他的小说里“私”(力比多)的领域与“公”(社会)的领域，正如男人与女人一样是对立的，而且往往前者是后者的源泉和基础，相对来说，莫言的创作更接近杰姆逊所定义的“第三世界文学”，而王安忆、韩少功和余华等作家的创作则主要在汉语的伟大传统和现代文化叙事的重建方面下功夫。

而与起伏颇大的贾平凹相比，王蒙的创作一直是稳健而执著的，正如张承志所指出的，王蒙式的写作一直是当代实力派先锋作家的重要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