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近录

“敢问路在何方”

从二十年前开始，中国正在经历她文明史上罕见的社会和经济的制度变革。这场变迁是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最大研究问题，最近中国经济学家开始了“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行动，这便是天则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这项研究工程的目标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经验实证研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以便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还将会发生什么？现有的理论能否解释它？能否以及如何创造新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对其它国家有无和有何借鉴意义？”

周其仁对该书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并在《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十八——十九期)一文中通过评论科斯的经济学方法，对当前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阐述了看法。

周其仁首先指出，把科斯的方法称为“实证经济学”是一个“误会”，如果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是“实证经济学”的核心的话，那么科斯的方法就是对“实证经济学”的超越，科斯认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由于他的工作不是提出预言和检验预言，所以经济学家选择理论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寻找“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这正是他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它指向(一)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二)主要使命是发现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预言和检验。

周其仁认为，该书的长处正在于追寻和描述中国改革现实中的自身逻辑，因为：“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例如，该书对四川“红庙子”股票市场的分析，有可能得到“比自发的制度创新和强制的制度创新”范式更为丰富的创新范式。即创新可能超出了纯粹私人自发的水平，却还并不是政府强制性引导的结果。只要私人努力“诱致”，政府不反对或默许，制度创新也可能发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它表明，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象力和“参与者”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自己在自说自话。

周其仁将科斯的研究方法简要地概括为三个环节：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二、“重点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三、“把实例一般化”，并以此考察该书，认为该书的主要问题在第三个环节，即没有更好地把提出的问题坚持下去并且作到“把实例一般化”，而这一点关系到“中国式道路”应该如何总结和表述。

“托克维尔问题”

甘阳在《二十一世纪》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现代性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

在谈到民主与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关系时甘阳认为“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远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

甘阳指出：“自由主义不但有其左面的敌人，同时还有其右面的敌人，这就是通常所谓‘右翼反自由主义，其根本诉求就是从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入手，进而否定启蒙，否定现代性。在欧洲历史上，这一右翼反自由主义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全欧性反动保守主义思潮，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演变为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最后则终于催化本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墨索里尼、希特勒正是以彻底清除法国大革命“后果”、恢复欧洲传统文化为口号，而二战之时之所以会出现宁愿依附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则更是法国右派反共和反大革命的直接结果。

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它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止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即“平等只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来，但却没有在政治社会中建立起来。这里的人们完全不参与执政，但在其他方面与那些人人参与执政的民族过完全同样的生活并以同样的方式发财——有权利享受同样的享乐，从事同样的职业，达到同样的居住水准。”

托克维尔上述论述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论述是一脉相承的。贡斯当已经指出，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破仑的上台。在托克维尔那里，这后一种倾向，即民主时代走向“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萎缩的负面影响成为极突出的问题。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够防止政治的失调。

世纪论战：从“人的解放”到“人之死”

一九六六年，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出版，福柯最初为他的书起名为《世界散文》，但由于梅洛-庞蒂也曾希望以此作为他的一篇文章的名字，福柯于是在《事物的秩序》和《词与物》之间作出选择，法文版选择了后者，而英译本则保留了第一个题目。

《词与物》大获成功，部分取决于它出版时的文化氛围：一九六六年是“结构主义”风潮的顶峰。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成为一个新学派、新“哲学”思潮的宣言。一九六二年，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的结尾部分抨击了萨特，萨特在法国思想界二十年无人匹敌的统治地位第一次遇到严峻挑战。问题的焦点：对于普遍提出的“人文科学”这一问题，特别是“人的解放”的口号，——布景已经就位，新的战斗序幕揭开了。“人之死”的宣告在这场战斗中最激动人心。

作为“论战之书”，引起轩然大波的《词与物》是作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这是该书的副标题——而问世的。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起，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福柯指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福柯给这一“历史的先验知识”冠之以知识型之名，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每种科学都是在某种知识型的范围内求得发展，因而也就与其他同时代的科学发生联系。而福柯的观察基本上集中在古典知识型中发展起来的三个知识领域：普通语法、财产分析和博物史。在十九世纪，这三个知识领域让位给另外三个知识领域，后者在那时建立起来的新框架中找到了他们的形成地点：语义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福柯指出，作为知识对象的人的形象如何在这些知识领域制定过程中存留下来：说话的人、工作的人、生活的人。

“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不是给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和最常见的问题。当我们选取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和一个有限的地理分割——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我们或许可以确保人是其中的一个新发现。知识并不是长期默默游荡在人及其秘密周围……。人只是一种发现，而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它的最新日期，还可能指出它的未来。”

福柯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拉康：“拉康的重要性在于他已经指出怎么会是结构、语言体系本身——而不是主体——通过病人的话语及其神经官能症症状说话……在整个人类存在之前，或许已经存在某种知识，某种体系。我们应该重新发现它们……

“这个无主体的匿名体系是什么？什么在思维？‘我已经爆炸……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因此又回到了十七世纪的观点上来，但有一点不同：不是用人取代上帝的位置，而是用一种无名的思想，没有主体的知识，没有同一性的理论取代上帝的位置。”

他抨击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是十九世纪的人为思考二十世纪做出的悲壮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萨特是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且我甚至认为，他是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同时，萨特奋起作答，他指出：“我们在《词与物》中发现了什么？绝不是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考古学家是寻找业已消失的文明的痕迹以便使之重建的人……。而福柯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地质学：形成我们的‘土壤的连续层次的体系。这些层次中的每一层次限定着某种某一时期取胜的思维类型的可能性的条件。……他区分时代，分出前后，但是他用魔灯取代电影，用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他带给人们他们渴求的东西：电子综合法，这种电子综合法轮流利用罗伯-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和太凯尔派以证明历史的思考的不可能性。”

这意味着指证福柯是反动的，因为他想用“体系”——概念或结构的至上地位取代经历或思考的意识至上的地位，或者说，对抗“一切仍想谈论人、人的统治、人的解放的人……对抗一切左倾的和不辨是非的思考形式。”

对此，福柯解释说，“您就会明白他们的用心何在：这会使他们把事实上站在左倾一方的人当作右派的帮凶。”福柯还用更普遍的方式重新确定政治活动与以结构术语进行的理论思考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对于经济、政治和思想结构用以运转的方式的严谨的理论分析是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只要这种政治活动是一种操纵，或是改变、动摇和转换结构的一种方式。……我不认为结构主义是知识分子闭门空想的独家理论活动，我认为它能够，而且应该同实践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我认为结构主义应该能够为任何政治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政治并非一定是不可知的。”

(以上摘自迪迪埃·埃里蓬著《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主旋律”与市场的结合

卓顺国在《为主旋律影片拓展市场——<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经营回顾》一文(载《文艺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五期)中，介绍了“成功经营”主旋律电影的经验。

卓文指出，“电影作为一种商品，无论各方面对它有什么要求，也无论它要满足各方面的什么要求，在它的制作、发行、放映过程中，它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律，体现自身的特点，完成科学合理的经营过程。《离开雷锋的日子》是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投资运作的第一部电影，‘仅在北京就创下了五百七十八万元的票房成绩，一举刷新国产影片、合拍影片在北京放映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谈到“经营经验”时作者认为，该公司一成立就“决心运作一部影片以弥补北京市一九九六年度‘五个一工程奖电影一项的空缺”。这是作品选材的根本原因。而此时已是十月份了，“要达到这一目的，加大商业运作力度，有计划，有目的，有办法地经营影片”，是成败关键，“根据《离开雷锋的日子》影片题材的特点，我们认为影片应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同时也是雷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的日子在全国全面推出，借着可以预见的学习雷锋的高潮配合放映，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错过了这一日子公映，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三月一日至六日，这期间有五百家以上的影院同时公映此片，热点一旦形成，其票房自然会有保障，甚至会有较大的经济收益。”

这部从开拍到放映仅用了九十天的“大片”，据作者介绍“仅影片海报就有五种成型的设计备用”，而在宣传发行上，“最主要的是采用口碑宣传结合‘高空作业的方式。影片的基础是真实感人，凡人小事，但能引起共鸣。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打开局面，可使影片迅速升温”。作者提到二月七日邀请新闻界看片，十八日上海的《新民晚报》便刊登了“上海新闻界高度评价，观众流泪观看，剧场座无虚席，很多人站立观看”的报道，“五天之内影片在南北方的宣传就开始有声有色了”。

所谓“高空作业”，作者提到“北京正在开两会，公司领导亲自与大会会务组联系，积极要求把影片推荐给代表们观看，当一位代表‘含着眼泪的观感被‘电视记者报道出来后，引起广泛关注。此后记者的报道大量见诸报端，构成了影片的高空作业。”作者还介绍了如何“培养口碑宣传，推动团体票市场”的经验。

该文最发人深思的是如下一段：“对于这部影片的经营，事前所作的周密策划绝大部分得到了充分的落实，但因邓小平同志的逝世及悼念活动，使影片的宣传与原来的设想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又及时进行了一些调整，力图通过邓小平同志为雷锋的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学习雷锋同志的风格和精神，把两个伟大人物同样具备的共产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很多报纸也刊登了我们提供的邓小平同志题词的手迹。宣传时机和内容上的这一改变，使这部影片增加了庄重的效果，使市场上零售票相对减少而使团体票高峰提前到来了。”

而文章结尾写道：“我们相信通过正在经营的十六毫米影片的发行、电视播映权的出售，磁带和VCD影碟的发行和也许很重要的海外市场会使我们的影片有更好的效益。”

选择孤独

赵园在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发表的《易代之际士人经验的反思——论王夫之“夫用众不如用独久矣”》认为，在明清之际，“由士的政治实践、士于易代之际的姿态反思士的选择，确认士的处境与命运，从而使其孤独有了哲学意味的”，首推王夫之。作者从王夫之“用众不如用独”之说入手，经由“说‘士气”、“说‘义军”、“说‘民誉、‘流俗”，精微地剖析了士人在“易代”的历史时期的种种经验遭际，深刻地阐明了这一命题背后的蕴涵。她指出，“王夫之‘用独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非由官方意识形态或前在命题出发，其中更有士对其存在的认知；还在于它显系得自明亡之际的政治观察与直接的政治实践，命题中有依然生动的‘活的历史。‘用独说所包含的对时代士风的反省，则显示了士的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士的有关的反省能力及反省深度，亦可视为士的成熟性的一份证明。当着有关‘士气、‘义军等的神话破损之后，在幻灭与绝望之余，那目标的选择与使命承当，才更有根柢，也更足作为一代大儒的人生境界。”“正如顾炎武选择漂泊也是选择自我象征，王夫之对近于孤绝的处境的选择，亦是选择自我象征。”

美国高校新生状况

《上海高教研究》一九九七年第六期刊登了《美国高校新生状况调查摘要》(一九九五)，主要指标(％)如下。“种族和民族背景”：白人82.7，黑人8.7，亚裔美国人4.1，美国印第安人2.3，墨西哥裔美国人2.2；“计划取得的学位”：硕士37.0，学士27.4，哲学或教育学博士13.8，医学博士、整骨博士、牙科博士8.9；“决定上大学的重要原因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77.3，学习更多感兴趣的事情74.0，能挣更多的钱72.3，获得一般教育和思想鉴赏力62.5，提高阅读能力和学习技巧42.6，成为一个更有教养的人39.1，父母要我上大学33.8，想离开家18.5，良师或心目中模特的鼓励14.9；“选择某所大学的重要原因是”：大学有很高的学术声望49.2，毕业后得到好工作43.1，大学的规模33.8，提供经济资助31.6，低学费27.7，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职业学校25.5；大学有很好的社会活动声望22.5，大学提供特别教育项目20.6，想离家近一点20.4；“强烈赞同或有些赞同的事”：仅仅因为一个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引诱他，并不能赋予他与这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力88.7，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实际会减少犯罪85.6，联邦政府未能尽力控制环境污染83.5，联邦政府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控制枪支的销售80.8，雇主应有权对雇员或申请工作的人进行药物检测77.3，法庭对罪犯的权益过分看重73.3，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应该包括每个人的医疗费用71.6，富人应该交纳比现在更多的税67.5，大学应该禁止校园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言论63.6，流产应该合法58.4，院校入学需经认可的程序应该取消50.0，即使两人只相识了一段时间，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发生性关系42.7，人们不应该服从侵犯个人价值观念的法律37.6，非法移民的子女应被拒绝接受公共教育34.3，吸毒应合法33.8，事实上一个人很难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33.6，用法律禁止同性恋是很重要的30.6。

抗战时期的“驿运”和“大生产”

《二十一世纪》今年二月号刊载陈红民的文章，题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动员能力之比较》。文章认为，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尚不足以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之需。中国人不得不对某些已遭遗弃的古制加以改造，以苦撑抗战局面。战时被改造采用的古代经济制度主要有：国民党政府恢复田赋和驿运，共产党军队参加屯田(即大生产运动)等。这种改造采用主要基于中国唯一的优势——充裕的人力资源。

文章介绍说，抗战期间“驿运发展很快，运量连年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从一九三九年的微不足道到一九四三年底已达一百九十六万吨以上，占全部运输工具的32.5％，仅次于铁路(61.8％)，却远在公路(5.4％)、航空(0.3％)之上。”“驿运所运货物的种类大致为：商货(50％)、公物(20％)、军品(10％)、粮食、邮品及其他。”到一九四四年，“中央主办”和“各省主办”的线路已分别有一万二千公里和二万一千公里，“驿运在抗战困难之际，对保障军需民用，物畅其流，有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一九四○年十一月，“国共摩擦加剧，国民政府完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并派大军封锁边区，外界捐款也完全被阻隔，占当年财政收入70％的财源瞬间中断；其次，边区脱产人员激增，出现了供应难以维持的局面”，同时边区又遇到了三十年罕见的自然灾害，“三重压力使边区财政顿陷困境，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被迫开展的军队屯田(大生产)运动在有效的组织下取得了成功，到一九四四年，“边区部队共开荒八十三万亩，产粮一三五○万公斤，粮食基本自给，经费自给率达71.8％。”“大生产运动”的方式成为一种成功的思路，后来“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国家政策上”，如生产建设兵团和知青农场等。在对驿运和大生产的“背景与绩效”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陈文从最高领导、民意机构、执行机关和民众四个方面详细地比较了国共两党的动员能力。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在发动大生产的过程中，中共的四个层级，从上而下，基本上做到了统一意志，齐心协力；而国民党在领导驿运时，则是意见分歧，上下阻隔，甚至对立。自然，即使只从动员能力看，国民党的驿运与共产党的大生产亦有不可比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两党的重视和投入不同。但两党在动员组织民众(农民)的体制与能力方面确有高下之分。如果这种差别在抗战时期的具体经济措施推展中显得并不特别重要，那么当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治演化为国共两党大决战时，谁能更有效地组织动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站到自己一边，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了。战后中共力量的迅速崛起和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其深层的原因其实在抗战时期他们各自发动的一场‘经济复古运动中已经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