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戈一击，奔向光明

○姜豪

我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今年已93岁高龄了。我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惊涛骇浪，回想自己50年前毅然弃暗投明的一段经历，不由得心潮激荡……

由于先父有担任过宋美龄姐弟几年家庭教师这层关系，加上我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即投身国民革命，因而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上海市老闸区区长等。蒋介石、宋美龄曾多次接见我，委以重任，勉励有加，从旁人的眼中，国民党有恩于我，而我为什么还要从反动营垒中杀出来呢?

原因只有两个字：腐败。

如果说在“七·七”事变前夜，我参加庐山暑训团，亲耳聆听了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抗日宣言，从而对国民党寄予一定希望，那么，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疯狂地掠夺国家和人民财产，大小官吏贪污腐化的严酷事实，则使我对这个反动政权彻底丧失了信心。

1948年12月底，通过《亚洲世纪》杂志主编方秋苇的介绍，我第一次与中共地下党员高汉取得了联系，从此在他的领导下，为中共搜集重要情报；在参议会上与吴国桢、潘公展、杜月笙等交锋；与曹聚仁、胡道静等著名文化界人士联名抗议反动政权摧残新闻自由……

我的这些行动终于惹恼了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毛森在老闸分局摆下鸿门宴，将我和另两位有投共嫌疑的参议员郭琳爽、张中原“请”去赴宴。毛森恶狠狠地说：“现在有些人勾结共匪，图谋不轨，我警告他们，要是不坦白，杀无赦，还要灭九族!”酒宴后，毛森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仍然放了我们，但我再不敢回家，就四处奔波，搞策反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劝告工商界人士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以及挽救了一大批上海的档案。

5月16日，上海市长陈良在天蟾舞台对知名人士训话：“中共统治下的土地，更无自由，天天实施恐怖，自由其名，如役其实。”他的训话更加刺激了外逃情绪，凡是有钱有权的达官显要，纷纷逃往海外、台湾和香港。

这时，我心焦如焚，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劝告工商界人士留下来，因为他们手中既有资金，又有厂房、机器、商店等不动产，加上多年积累的生产管理经验，对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有极大的作用。但是，众多工商企业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们的首脑人物。为此，我首先去说服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上海商会理事长徐寄倾。

我一进豪华的徐公馆，就诚恳地对徐寄倾说：“徐寄老，我们开门见山吧，您老人家平时对当局的黑暗甚多指责，如今正是弃暗投明的天赐良机，您千万不能去台湾啊!”他听后沉思良久，反问我：“共产党来了，会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工商界吾辈同仁态度如何?”

我立即回答：“您老人家不必多虑，共产党并非陈良所言面目可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追求幸福之人嘛。工商界同仁都向我表示留下来，特别是商界泰斗刘鸿生、全国商联会理事长王晓籁先生也答应我，保证不去台湾(上海解放前两天，蒋介石派特务逼他们去了香港)。你们都有办实业的丰富经验，将来可以为建设新上海效力，图个国富民强啊!”同时，我将自己拒绝逃往台湾的经过，详细告诉了徐寄倾，他终于下了决心，遂紧握我的手说：“老朽决定留下，为新政府尽绵薄之力。”

徐寄倾不走，极大地震动了上海的资本家，他们的心渐渐稳定了。5月中旬，我在大观俱乐部举行的工商界聚会上，向几百名资本家痛陈利害，他们全都表示要保卫大上海的工厂设备，这就为新上海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5月25日，解放军在攻克国际饭店、外滩公园、邮政大楼之后，将敌人逼至苏州河以北。在激战之中，我与张中原等策反了警察总队部、老闸分局、江宁分局、新成分局的警察。我正想喘口气，突然，地处苏州河以北的民政局主任秘书王微君(主办户口工作)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姜先生，我从广播里知道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也听到了您的名字，非常高兴。可是，民政局长陶一珊临逃时关照我，在紧急关头把全市户口总册及重要档案烧毁，搭乘最后一批轮船去台湾。您看怎么办，快说啊!”

我听罢吓出一身冷汗，马上关照王微君：“你无论如何要保存好全部户口册和档案，负责办妥移交，这样，你一定会受到解放军的优待。”他听了我的告诫，终于抢出了这批珍贵的史料。

我的义举气得特务头子毛人凤雷霆震怒，他将我列入国民党三大叛徒之一(另二位是杨虎、吴绍澍)，上了暗杀名单……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一瞬间流过了50年。解放前夕那壮怀激烈的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为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能作出明智的选择而欣慰。(秦维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