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报告”可行否？

谭　榷

拜读刘朝先生的《记者，你为何事先不报告？》一文，如鲠在喉，一吐为快。作者认为，记者在获知电白县和嘉禾县有人企图在高考中舞弊的消息后，不应该为“作一篇‘石破惊天的独家新闻”而暗中调查采访，应该“及时地向有关单位通报，并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字里行间，似乎记者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在大家一致谴责高考舞弊的卑劣行径、要求追究责任的时候，忽然提出这样的见解，诚可谓“人醉我醒”。持“事先报告”论者恐怕还颇有人在。

这种见解看起来很深刻，别具慧眼，可惜没有仔细为记者着想。记者得到举报，总不能轻易相信，总得去调查核实一下吧？结果发现，考场中的作弊行为堂而皇之，监考人员视若罔闻，舞弊现象大面积存在。以常识推断，倘若背后没有一定的势力，这种触目惊心的事情能出现吗？目前，腐败仍烈。被查处的案件，涉案人员多是上下勾结，大有抱团成伙之势。媒体要进行舆论监督，十分困难。往往是击首而尾至，击尾而首至，反应极快。有鉴于此，记者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防止反被伤害，只得暗中采访，以求取得无可辩驳的证据。而事后上级部门派遣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证实记者当初的暗访和顾忌并非多余：

广东电白的高考舞弊，除了当事者，“案件的领导责任也已查清，主要是电白县主管教育的领导和教育部门弄虚作假，严重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目前要追究领导责任的就有15人，其中有3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见200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湖南嘉禾的高考舞弊，“郴州市委、市政府报请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批准，决定撤销嘉禾县副县长莫仲齐行政职务。给予嘉禾县教育局局长雷柏成留党察看、撤销教育局局长职务处分。给予嘉禾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顺开除党籍、撤销教育局副局长职务处分……”（见2000年7月22日《文汇报》）。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用这两案的最后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就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舞弊的现象在下面，舞弊的根子在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记者去向地方有关部门通报有人企图高考舞弊的消息，岂不是“悟空筋斗仍在如来掌上”？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至少可以制止舞弊事件的发生。

这个推断我当然应该相信。但是如果手中没有充分的证据，当地有关部门反问“你有什么根据”，则记者何以处之？关于电白县的舞弊，其实上面并非没有觉察，据广东省教育厅考试中心负责人说，“早在去年和今年6月份，有关部门就曾对BP机舞弊现象进行过调查，但苦于找不到有效证据而无法采取行动”（2000年7月11日《新快报》）。所以贸然通报，弄得不好，还会被告上法庭，说你败坏了当地的声誉。此其一。

其二，你去反映，正好告在他们一伙的手中，客观上倒成为通风报信，给了他们一个提醒。这样，他们可以上下其手，统一口径，掩劣迹于前，造假象于后。舞弊行为更加隐蔽，防范监督的措施更加严密，从而大大增加了日后调查取证的困难。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地（指电白）公安部门虽然抓获了几个人，也审讯过舞弊的有关人和事，但是我们认为整个案件的关键问题仍未有突破”（2000年7月12日《羊城晚报》）。在已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上级部门的深入查处尚且还这样困难，遑论其他？

在那盘根错节的舞弊案关系中，为了应付外界的舆论或上级部门的过问，他们很可能会“丢卒保车”，抛出几个具体作案的小喽罗，惩办一下，使原本可能被挖出来的根子埋得更深、更隐蔽。广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抱怨，“事件（指电白舞弊案）发生了这么长时间，这些关键人物仍未抓获破案，我们多次向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提出交涉，但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00年7月12日《羊城晚报》）。养痈遗患，莫此为甚。是为三。

这样看来，记者只得拱手称抱歉，“事先不报告”了。在掌握了如山铁证的基础上，将这些舞弊的内幕如实地公之于世，促使有关主管部门加入调查，把处在幕后的嘉禾县的副县长、局长们一个个地牵了出来。电白县的舞弊，“领导有责任”的结论也已出来，可惜究竟是何等人物，何等面目，尚在朦胧中。不过，无论怎么说，电白和嘉禾两县考试舞弊的根子至少已经挖到了县老爷一级，总是令人欣慰的。而这一切成果，恰恰是记者“事先不报告”所取得的。

当然也有论者为那些没有作弊的考生受到连累而惋惜，我对此也深表同情。不过这个被连累的责任不能算在揭露舞弊事件的记者身上。对没有作弊的考生怎么处理，电白、嘉禾两县的考场今后应否取消，这本是另外一个问题。处置的恰当与否，均与舞弊事件的揭露无关。即使有说责任，也只有算在那些幕前幕后操纵这场高考丑剧的人的头上最为合理。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可见，主张记者“事先报告”的人，恕我说句言重的话，倘非对当前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估计，那就是想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不是已经有人对记者大为不满吗？嘉禾县高考舞弊的事被揭露后，“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教师不以为然。嘉禾县一中一位教师忿忿地对记者说：‘既然是为了促进工作，电视台记者既然知道有发生舞弊，为什么不立即告诉当地政府采取措施？就好像一只满载旅客的航船，你记者发现船漏水，不报告。等到船沉没了，你才报告！报道舞弊案的电视台记者的目的有问题！”（见2000年7月22日《文汇报》）。

其中“航船漏水”的比喻似是而非，尤其能蛊惑人心。“事先报告”论恐怕正是从此而来，故不得不辨之。众所周知，航船漏水之所以导致沉没，通常是因为船上的人（深知船漏的危险性而不愿它发生）都不知情，等到发现，为时已晚。高考舞弊则不然，行使者与纵容者并非不知这种舞弊的严重社会后果，能够预见危害，却为私利而听任危害的发生，这就是“故意”。诚如报道中所云，“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极其恶劣的舞弊事件”。可见两者的性质根本没有相通之处。记者暗访取证，报道揭露，正是要防止电白、嘉禾这两条已经漏水的“航船”彻底沉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这样做，倒是对那些已经陷在泥淖里的人的最切实的教育与挽救（因为他们现在只是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还没有到要“坐板房”、“掉脑袋”的噬脐莫及的地步）。记者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冒着风险，备尝艰辛，这不正是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具体体现么？

其实，对记者社会责任心的关注，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然而倘若用这样的例子来讨论，恐怕一开始就犯了论据选择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