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报道的描写要有质感

周长年

台湾《联合报》最近对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掘作了报道（见2000年10月16日《参考消息》第8版）。报道对墓内发现的大批裸体彩俑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读来如同看见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真人，质感很强，真不失为一篇出色的考古发掘报道。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多为几千年前的古物，为现代人所不知。而考古发掘报道是让今人看的，如果只用古字、古词简单罗列出土文物的古称，读者必定会不知所云，当然也就起不到报道的作用了。细腻入微地描写出土的重要文物，赋予文物以真情实感，读者便能在今天形象、真切地感知其为何物，考古发掘报道帮助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艺术情况的作用便在其中了。考古发掘报道的这种描写，就是考古发掘报道的质感。这对报道的成功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写作的质感越强，就越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越能发挥报道的作用。

台湾《联合报》的报道做到了这一点。它是这样描绘出土男俑的：它们“高约60厘米，没有手臂，遍体彩绘。头面、躯干、下肢涂橙红色，似人的肌肤；头发、眼眉、胡须、瞳孔呈赭黑色；前额、两鬓及后脑勺上有一条宽2厘米的鲜亮朱红色带”，“脸型方园、阔、长都有，表情或喜悦、或冷淡，或柔和、或骄傲。天庭饱满，神态沉静”，“虽然陶俑仅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却完全合乎人体比例”。这种工笔画似的描写，就如将数千年前的古物原式原样地摆在了今人的眼前。

我国文物考古界十分重视考古发掘报道的这种质感。1971年和1972年，我曾两次对我国两起重大考古发掘作了报道。在1971年7月23日的新华社消息中，我提到了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汉墓中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的两套“金缕玉衣”。报道稿送郭沫若同志审阅时，他嫌我对两套“金缕玉衣”“着墨太少”，拿起笔来，就在稿上添了如下一段话：墓中的“随葬品工艺水平都很高。其中有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两套‘金缕玉衣。这两套‘金缕玉衣，是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穿孔，并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联而成，贴身穿在尸体上，企图保存尸体不朽”。这一既有描写、又有解释的补充，就使读者知道“金缕玉衣”为何物、有何用处了，质感很强。由此也使读者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工艺水平。

1972年7月30日新华社播发的我写的关于长沙市郊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报道中，一些文物考古专家也作了一些增强报道质感的补充。如对于墓中出土的重要文物——一幅呈“T”字形的帛画的描写，也从比较简单抽象，变成了比较详细和具体生动。主要是添上了如下一段话：“画幅长2米多，上宽92厘米，下宽47厘米，角上缀有飘带……整个画面，从上到下，表现了地下、人间、天上的景物。这些景物有的出自神话传说，如‘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故事。有的出自当时阶级社会的生活。有的想象，有的写实，线条流畅，描绘精细，色彩绚丽而对比强烈。”通过这样的描绘，那幅帛画的形状、大小、内容、工艺水平等都生动具体了，就像挂在了读者的眼前。有了这样的质感，报道即大为增色。周恩来总理很重视和支持考古发掘的宣传报道。他同意这篇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报道，认可专家们对上述帛画的描写，还将稿中对帛画的评价“古代帛画中空前的杰作”改成“古代帛画中前所未见的杰作”，使这篇报道更加妥当而留有余地。

出土文物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们不但具有重大的科研、学术和宣传、教育价值，而且具有难得的欣赏和文化享受价值。它们具有不可再生性，极为珍贵。对其中重要的出土文物，完全值得用浓墨重彩去加以描写；不仅让它们从地下走到地上，重见光明，而且要让它们走向广大人民群众，走向世界，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记者应该重视考古发掘报道，珍爱出土文物，视它们为中华民族的光彩和骄傲；怀着这样的情感去描写每一件值得描写的重要文物，努力增强考古发掘报道的质感，提高考古发掘报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