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徽商的话题

殷光衡

日前，由无锡中视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海南电视台和滁州海顿国际大酒店联合摄制的20集电视连续剧《恩怨》正在滁州紧张拍摄，剧组让我为该片撰写片头和片尾歌。那几日，适逢滁州电视台正在播映20集电视剧《徽商》，看着这三年前自己倾注了心血的作品又一次播出，听着片首李娜如泣如诉的绝唱，而此时的我正遭陷害，蒙受不白之冤，在这酷热的夏夜里，百感交集，提笔写下本篇，亦借此回答两年来一些朋友们的提问：为什么要拍摄《徽商》?这个题材在今天有何意义?

拍摄一部安徽题材的电视剧，是出生于安徽淮北的海南电视台青年导演王栋的宿愿。在酝酿过程中，他与作家季宇、安徽电视台编导禹成明、陈树凡等走访了徽州，边走边议，有了一个初步的考虑，这个初步想法得到当时安徽电视台台长吴钟谟先生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开始了《徽商》的具体策划和创作。

王栋先生的愿望也是我们一群闯荡深圳、海南等特区的安徽人，特别是从商之后对文化的追求尚未完全泯灭的江淮之子的共同希冀。1995年，安徽电视台曾到海南、深圳、珠海等特区拍了一部16集的大型纪录片，名叫《安徽人在特区》。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我得以与该片的撰稿季宇、编导禹成明、摄像陈树凡诸位先生相识，并讨论筹拍《徽商》的有关事宜。随着筹划的深入，我们不断深化着创作的主题，丰富着创作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这批身在异乡的安徽人亦在不断升华着投资安徽、建设安徽、宣传安徽、回报乡梓的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我们参与了《徽商》的创作和拍摄。

拍摄《徽商》，感情使然；选定“徽商”，乃属必然。

《徽商》的主创人员大都是对江淮文化情有独钟的热心人。我和王栋等虽为海南户籍，但对安徽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在安徽生活了差不多30年，我们曾经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生我养我的江淮大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步入中国经济特区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远离安徽的天涯海角，我们对家乡的情不是淡了，而是更浓、更真。我们倾情关注安徽的每个发展过程，我们为家乡的自然灾害忧心如焚，我们为安徽大水后迅速崛起而欢欣，我们远距离地注视着安徽，更客观、更全面地加以纵横比较，倒是更清楚地认识了安徽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不无自豪：安徽是个好地方。她的地理位置，她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她的人文环境——从古寿州、古亳州到古徽州；从黄山到九华山；从敬亭山到琅琊山；从桃花潭到采石矶；从花鼓灯到徽墨、歙砚、宣纸；从茶文化、酒文化到豆腐文化；从长江文化到淮河文化；从楚文化到新安文化……安徽的文化底蕴是如此深厚，这是一座挖掘不完的文化宝库。

以往人们常说，江浙出商人，安徽出文人，出政客。此话似乎不无道理。安徽在经济上有无建树?有无留存于世的作为?在沿海相对活跃的经济环境中，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揣摩着家乡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安徽的经济并非一片虚无，相反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辉煌。这使安徽人为此骄傲，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选定了“徽商”。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奇特的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它雄居中国商界300年，一时间，“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传为美谈。作为一部20集的电视剧，它以声像手段从一个层面上对徽商历史进行了缩影式的总结，同时，它亦是现实生活对徽商遗产精华的一种呼唤。徽商及由此产生的徽商文化，对于今天的安徽和中国，尤其是经济生活有些什么启示呢?

首先是走出家门的开放意识。当年徽商走出家门的动因很多，但无论是为家境贫困所驱使，或尽孝遵命，或被宗族习惯左右，或主动，或被动，他们走出来了。人出来了，物也出去进来了。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民工潮”应当有它革命性的意义，谁能说他们不会成为未来新生产力的代表呢?

其次是“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几百年里，徽商以此建业，为此立本，饮誉商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经历初始阶段的阵痛而逐步走向成熟，“无商不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和“流氓阿飞成大款”正在成为过去。成熟的商品经济是诚实的经济，它必然受约于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第三是亦文亦商，贾儒结合的新安遗风。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儒商风范，亦文亦商，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种结合啊!徽商中的许多人以文治商，获得成功，这也是一种“功夫在诗外”罢。更有大批徽商事业有成，投资文化，捐资教育，善泽千古。

诚然，徽商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但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总结和吸取。在拍摄《徽商》的过程中，许多朋友提出，徽商称雄三百年，徽商足迹遍天下，但它为什么走向衰败，而且他们的后代不再经商。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对于今天的安徽经济界、政治界和文化界来说，从徽商的衰败中找出原因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第一，徽商从一起步就先天不足，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徽州早期的商人们和他们的后继者都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徽商走上兴商之路多为生存所迫，一旦生存环境有了改善，需要与目标一时得到满足，兴商的动力就随之衰减。这应该是徽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徽商的成功之所在，也是徽商衰败的重要原因。徽商文化在商业的发展中得到繁荣，同时也经常地顽强地反作用于商业本身，这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却是消极的。重义轻利为徽商留下美名，徽商本身也引以为荣。但就其本质而言，重义轻利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和漠视，是与商业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已经到了清末，距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徽州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其节节败退之势当在情理之中。在反思安徽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之时，我们常常可以感到，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在以这样的义利观来评判商业现象和人之品行，这是多么的有误啊!

第三，徽商所信奉的以同族同乡为基础的商业行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所谓“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而其特点都是对外积极竞争，对内保护弱者，这对于克服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窝里斗”、“不团结”等，无疑是有益的。但商会组织的领导大都是凭年长辈份而定，裙带关系盛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人的经营自由和个性发挥；在内部，弱者得到保护，强者受到抑制，平均主义开始逐步渗入。久而久之，必然使其在对外竞争中同样处于无力的境地。

总之，徽商始终未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始终没有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商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还是赔了，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当然，徽商衰败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有其重要的社会因素。

我想，在拍摄《徽商》中体会、揭示出这样一些问题，对于今天的安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叩响新世纪的门扉。站在两个千年的交汇点上，每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在回顾，思索，展望。放眼江淮大地，审视安徽经济，时代呼唤着新徽商。

什么是新徽商?毫无疑问，它是既源于徽商又高于徽商的，它是既弘扬老徽商精华，又摒弃老徽商糟粕的。一言以蔽之：新徽商是具有安徽鲜明特征，充满着儒商精神，具备中国传统人文美德和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家群体，或叫商人群体。

新徽商的内涵应当包括：

第一、守信、重义。新徽商是商，在商言商，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准则，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但在经营手段上，更要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道德。以诚以信立身，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第二，人本、崇文。靠以人为本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顾客第一到员工第一，从物质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让新人文主义潜移默化于商业活动。尊重知识，崇尚文化，以文化人，靠企业家和员工素质的不断提高，靠企业不懈的高尚的文化追求，步入知识经济的竞争行列。

第三，仁爱、竞争。以仁爱之心和仁爱之举去营造企业的内外氛围，以高效率的现代化的管理艺术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修身、报国。善处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坚守人们普遍认可的做人标准，不因从商而乱为。爱家乡，爱祖国，具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当一批又一批具有上述内涵的新徽商诞生，且形成前仆后继之日，便是安徽经济与文化水乳交融、兴旺发达之时。

作为对文化的兴趣和追求尚未泯灭的经商者，我渴望成为无愧于六千万安徽人民希冀的新徽商中的一员，成为人欢马跃的新徽商大军的马前卒。我们会严格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新徽商的内涵去规范我们的企业目标(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企业生存发展的意义)、企业哲学(为达到目标而进行经营管理实践时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企业精神(为达到目标而必须使全体员工具有的思想水准)，以及以上述企业宏观文化为依据的规章、标准、制度、结构、纪律、策略、措施等企业微观文化即管理实践。

在实践新徽商丰富内涵的过程中，对于经商者而言，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如一地抓住两点不放，一是正确处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的关系；二是自觉地亦文亦商、贾儒结合。关于第一点，我从来不认为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是对立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其二者可以完全重合。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在许多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譬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要讲究货真价实的，与此相应的，在道德上就要讲诚实、讲信誉。市场经济讲竞争，在道德上也要讲敬业，讲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当然，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不可能完全重合，否则，就会出现极左路线统治时代的谬误。譬如，经营活动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做人就不能唯利是图；经营讲竞争，讲实力，做人就不能仅讲实力，还要有扶弱济贫之心；市场经济讲等价交换，做人就不能斤斤计较。总而言之，商场上的最终胜利者一定是在经营中充分显示其极富穿透力的人格力量的人。关于第二点，亦文亦商，贾儒结合，它是企业和企业家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作为一种理念和追求，如果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一种精神财富，那是怎样的一种乐趣呵!然而，从追求贾儒结合的初始，我们就应该注意两条：第一，对文化的追求要主动地做，自觉地做，不应当是被动的一种赞助，它必须真的有价值，真正体现自己和企业的审美倾向和审美意识。第二，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关系，坚决不搞那些充满商业味、铜臭味的为企业和个人贴金的庸俗文化。同时，又高度重视文化投入的效益，着眼于对企业和社会最终的得益。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经济活动本身来说，从经营者自身来说，越是向着高层次发展，文化的内涵越是增加。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含量高的经济活动，是高层次发展的经济活动，文化素质或文化造诣高的企业家，往往都是具有独到的见解，思想富有哲理的人。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已经不是简单的赚钱或谋生的活动，而是一种经营的艺术，它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具有这种特征的新徽商的身影，我们呼唤着新徽商群体的出现。它对安徽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都将有积极意义。《徽商》假使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起了一些作用，我们将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