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致华罗庚函手迹

傅林

1994年5月的一天,笔者走进了华罗庚生前在京住过的最后一个住所——北京市崇文区一幢普通的高层住宅。华罗庚的大儿媳柯小英女士把笔者引进了华老的寝室,寝室里一如华老在世时的摆设,除了一张床、一只沙发、一张书桌外,到处摆放的都是华老的书籍、手稿和用品。柯女士在华老的书桌里郑重地取出一封信,她告诉笔者,这封信是华老生前珍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信件。

这是胡耀邦在1982年4月1日致华罗庚的一封复信。胡耀邦在信中充分肯定了华罗庚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的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这是一个长约29公分的信封,牛皮纸信封上用毛笔字竖写着三排字:右侧写着:专送;中间红框内写着:华罗庚同志;左侧写着:胡耀邦。信封的左上角有用钢笔写的:“急件”二字;“专送”下面也有用钢笔写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字样。信封的背面上下封口处,分别贴有白色宣纸上印着红字“胡耀邦同志处密封”的纸条。打开信,信纸是白色宣纸,红色竖格,黑色毛笔跃然纸上,字体雄浑有力,笔划流畅,颇见功底。信共有7页,竖写:

罗庚同志:

你3月21日给我的信,几天前我就看到了,因为忙于应付其他的事,没有及时回信,非常抱歉。

你信上谈到的许多看发生很对的,我已经把你的信转给了方毅、李昌、卢嘉锡同志,请他们重视你的这些见解。

至于你谈到你今后工作的过重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戒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的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以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

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非常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认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写长了,有机会再面谈。

祝你

近安!

胡耀邦

1982年4月1日

华罗庚收到胡耀邦的复信,心情激动不已。年届七旬的华老,摩拳擦掌,决心响应胡耀邦总书记的号召,建造中国的“通天塔”,不负厚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令华罗庚兴奋的,还有他没想到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仅仅10天,就收到了复信。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华罗庚给胡耀邦的信是在3月22日写的。他是在报上看到胡耀邦的一次讲话后,深受鼓舞而欣然提笔。

那是在1981年5月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300多名科学家与中共中央的座谈会上,胡耀邦对科学家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现在的问题是,要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科学技术真正变成生产力。”他还说:“我们的科学家们为了振兴科学,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代表党中央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提出两点希望:第一,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科学的发展和发展一开始就和是人类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要为解决当前生产中提出的课题服务。工农业生产中的新课题多得很,这虽然不是科学的全部任务,至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我希望科学家深入到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去找课题,研究自然界出现的现象,现代科学技术的新苗头,新发明,从而把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推向前进!”

当时,华罗庚正在参加一次重要的学习,没能参加会议。事后,他从报纸上看到胡耀邦的讲话,心情很不平静,感到胡耀邦的讲话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粉碎“四人帮”后,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机会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而我国在整整20年里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此时的华罗庚,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喜迎数学的春天》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数学在科学技术现代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了发展我国数学,除了继续加强数学理论研究外,也要加强数学的应用与推广,既要重视基础理论,也要重视联系实际,面向群众,使数学既有一个大提高,又有一个大普及,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中,数学同样担负着重大使命。他在文章的最后说:科学的春天,当然也是数学蓬蓬勃勃,郁郁葱葱的春天,作为一个年龄较大的数学工作者来说,更不该老骥伏枥,空怀千里之态,而应当快马加鞭,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余年。

华罗庚联想起许多年来,自己深入工厂、农村推广“双法”(即“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情形,越发感到胡耀邦讲的太好了,只有科学家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思来想去,也不能寐。于是,他提起笔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坦露自己的心声。

他在信中说:我现在补鼓一掌,举手赞同。——

早在1972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毛主席、周总理也都一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即以我岗位所属也作了深远考虑。

“从生产实际找问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书斋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而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解决得了问题与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如果考虑到祖国相适应的问题和方法,那就更困难了,何况还有人评头品足呢?(这样的人往往是理论实际双落空的人)。

再谈些个人体会。首先决心不易下,再则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已往我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并未放弃理论)已20年了,才略窥门径。在十年浩劫期间,尝到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深不怕,能为人民甘如饴。

他在信中还谈到:“在法国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国歌声中,对我工作除纯理论的评论外,在应用方面他们认为有极端创造性的,西方与东欧学者所未有的。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Pollock博士建议出版社发行我的应用数学专著,并建议黑龙江省写一部数学在林业上的应用的专著。这是美国数学家访华团到黑龙江亲自了解的结果。”

“1980年1月,曾给党组织写信说明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3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十年浩劫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年复一年,更时不我待矣。”

“总之,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为其不能实行而着急。在发展时有过能为人民(生产)尽一份力的喜悦,在拂逆时,也有过一筹莫展坐困的苦恼。但愿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教遗策而努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愈。”

建造中国的“通天塔”,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是华罗庚多年来的追求。

数学,一向被人们视为科学的皇后,而数论,则是皇后头上的皇冠。华罗庚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数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关于完整三角和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华罗庚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入国际著名数学家的史册。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是我国最早在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50年代末期,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广泛的普及和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普队伍。为了让更多的劳动者掌握“双法”,他用通俗的语言,写出了介绍“双法”的科普读物。毛泽东对他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当今,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把科学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伟大事业。

1998年5月,华罗庚的亲属将胡耀邦致华罗庚的亲笔信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当人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历史的丰碑——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展览中看到这封信时,更深切地感到胡耀邦在信中提出的建造中国的“通天塔”的工程,正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步步得以实现,“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