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为中国人

武际良

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逝世已经50年了。她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晚年的梦想就是“归化为中国人”。

被列入黑名单

1946年7月，正在一心一意写作朱德传的史沫特莱，被联邦调查局列入特殊安全检查名单。在关于她的安全检查卡片上，赫然注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本土出生的共产党人。”(实际上史沫特莱既未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美国共产党人)从此，史沫特莱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务们的监视。奥尔巴尼分局派来了乔装成耶德山庄管理委员会秘书的女坐探，偷听史沫特莱与别人的谈话，进行盯梢。还有一个男特务伪装成作家住进耶德山庄。每当史沫特莱到萨拉托加镇上散步的时候，他总是跟在后边佯装是史沫特莱的崇拜者，对她甜言蜜语，有一次甚至动手动脚，要拥抱她，愤怒的史沫特莱立即赏了他一记耳光。

面对美国日益反动的对华政策，史沫特莱拍案而起。她公开谴责驻在中国港口和内地的美国海军及其陆战队介入中国内战，保护蒋介石的利益。她认为美国的“陆战队无权呆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1947年初，史沫特莱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驳斥污蔑中共是“极权主义者”的谰言。

1948年2月末，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举办了一次辩论会。会后，史沫特莱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一些大学生参加了。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者说史沫特莱“试图使他们皈依共产主义的学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她的朋友耶德山庄的管理人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觉得很难堪。她同史沫特莱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史沫特莱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既无必要作出解释，也无必要因自己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要史沫特莱以后或是言行谨慎或是离此而去。

1948年3月9日，史沫特莱被迫离开耶德山庄，借住在朋友家，时常搬来搬去。她写的文章在美国的报刊上越来越难发表。生活日益困难，有时只能吃一个面包夹青菜算一顿饭。而当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远东民主政策促进委员会发动捐款时，只要她手上有一文钱，她就拿出那一文钱来。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在节节胜利，史沫特莱高兴得忘记了穷困的生活。她发表演说批评美国政府继续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的言词越来越猛烈了。1948年4月4日，在纽约市服装业地区举行的“撤离中国”群众大会上，她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点名批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正在美国访问的冯玉祥将军也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反蒋演说。

1948年6月，史沫特莱应邀搬到纽约附近哈德逊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她的老友布鲁克斯夫妇的乡间寓所居住，她一边继续写作朱德传，一边大搞园艺，也开辟了一个大菜园，种下了西红柿、茄子、青椒、胡萝卜、生菜、豆角、菠菜、芥菜、南瓜等等，足够她和布鲁克斯夫妇3人和十一二家朋友们享用的。她大搞种菜的用意是拿来补偿老朋友布鲁克斯夫妇供给她的食宿费用。

在哈德逊河畔，史沫特莱边劳动边写作，溃疡病竟消失了，身体也好起来。深秋之时，她写出了朱德传的草稿，修订后于年底寄给克诺夫出版公司，又寄了一份请斯诺阅后提出修改意见。此时，史沫特莱得到暂时的安静，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向她逼近。

“苏联间谍”

1949年2月10日，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美国陆军部发言人散发了一个根据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的报告编写的所谓国际性苏联间谍集团的文件，其中诬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美国的各家大报都在头版新闻中把史沫特莱当成充当苏联间谍的罪犯加以讨伐，并在版面中央刊登了她的照片和所谓这个间谍集团的已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1944年处决的另两名苏联间谍、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和日本人尾崎秀实的照片。

这是诬陷史沫特莱的一个十分卑劣的阴谋。事情的真相是，早在二战期间的1941年，在纳粹德国驻东京使馆任新闻参赞的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和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都是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战士。1941年在东京被日本警察逮捕，以反对日本天皇政府的罪名于1944年被杀害。他们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和烈士。

史沫特莱是30年代初在上海作为外国新闻记者圈子里的同行认识佐尔格(他为《法兰克福报》写的通讯报道很为史沫特莱欣赏)，并把尾崎(他把《大地的女儿》一书译成日文)介绍给佐尔格相识的。其实她从未在日本工作和生活过，对佐尔格和尾崎在东京从事反法西斯的秘密工作并不知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1949年，美国陆军当局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却把当年日本法西斯杀害反法西斯战士的所谓罪证材料，抛出来败坏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的声誉，诬称她是一个“无固定具体任务的苏联间谍”，“至今还逍遥法外”，“没有逮捕归案”等等不一而足。史沫特莱极为愤怒。她毅然决然地面对这一突然袭击，勇敢地迎接了挑战。

1949年2月10日当天，她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坚决地否认了对自己的指控，声明自己从来不是什么“苏联间谍”，谴责了麦克阿瑟将军邪恶的政治动机。当晚，史沫特莱在共同广播系统节目里宣布，“麦克阿瑟将军以连敌国政府都不相信的日本秘密警察的调查为依据，称我为苏联间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司令部既然对我提出指控，我也不能漠然置之。其实正是他本人才是散布这一卑劣谣言的罪魁祸首……”史沫特莱尖锐地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部下，利用从日本警察秘密刑讯室里挖掘出来的调查材料，干了日本军部的走狗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情。他们已堕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正在执行联合国战争罪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们的遗嘱……”

史沫特莱为了证明自身的清白，控告了捏造谎言报告的麦克阿瑟，宣布要在法庭上同他决战。一时间，黑云压城。史沫特莱在斯尼登兰丁村周围的活动和她的电话被窃听，来往信件遭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大多数她在中国认识的新闻记者都避开了她。

在史沫特莱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最先赶到她身边的是埃德加·斯诺 。他竭尽全力保护她，为她组织维护和援助会，筹集律师费用和其他庞大的费用。远在意大利的白修德发来支持史沫特莱的信说：“对于那帮混蛋们如此随便地玷辱具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我感到多么愤慨……我们这些身在世界各地爱你的人站在你一边……”

史沫特莱给《远东之光》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东京的烈士》的短文里，颂扬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作为反法西斯战士对人类所作的贡献，并继续给在东京的尾崎秀实的女儿寄钱、寄衣服。

史沫特莱的勇敢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军方于2月18日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公开道歉。据国际新闻社2月22日华盛顿电报道称：“陆军情报部指控美国作家艾格尼丝是苏联间谍，是违背事实的，是错误的。”合众社2月19日特讯指出，军方发言人说：“陆军部为没有证据而错误地宣布艾格尼丝是间谍一事表示歉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往美国公民脸上抹黑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正义在于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护没有犯罪证据的公民的清白。”

风暴虽已过去，但是给史沫特莱所造成的损害，却是无法消除的。魔影时时笼罩在她的头顶上。她再得不到登上讲坛和广播电台发表演说的邀请，她写的文章没有报刊愿意发表，她的著作被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撤了出去。克诺夫出版公司打来电话，把她叫到编辑部，同她谈对朱德传记手稿的修改意见。编辑借口需要大量修改，要求她增加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容。史沫特莱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尽管克诺夫公司是出版过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的一家美国第一流的出版社，她还是把书稿收了回来，另找出版者。

这场风暴使史沫特莱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已经好了的胃溃疡又犯了，还有心脏病、失眠，她衰弱得像突然老了十年似的。她感到十分疲惫和沮丧。

1949年，在美国，她仅剩的朋友只有埃德加·斯诺、米尔德里德·普顿斯、杰克·贝尔登和布鲁克斯夫妇了。

乔迁纽约

史沫特莱寄居在布鲁克斯夫妇家中，他们也受到牵连。有好几个星期布鲁克斯家前面不远的地方，总有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车子停在那里。她的主人布鲁克斯夫妇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和亲戚的抵制，甚至影响到他们儿女的工作问题。

为了不给朋友们带来诸如此类的麻烦，史沫特莱决意离开布鲁克斯家。但他们一再挽留她，还开玩笑说：“因为苏联间谍问题，你现在成了头号新闻人物了，大批新闻记者蜂拥而至，我们单调的生活变得热闹起来了。这倒挺有意思。”史沫特莱十分感激老朋友对她无私的爱护，但她绝不能因为自己给这两位年过七旬的老夫妇添麻烦了。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

1949年7月，史沫特莱告别布鲁克斯夫妇，搬到纽约，暂住在米尔德里家中。她到处找房子，但一听她自我介绍是史沫特莱，房主人便说：“对不起，你就是那个间谍案的当事人啊!这里不能住。”最后，她只好到一家叫卡特雷特的旅馆租了一间房子，每周旅馆费25美元，超过了她的经济承受能力。她自己做饭，并常常到距旅馆不远处的好友石垣绫子夫妇那里合伙吃饭。

史沫特莱的经济日益拮据。她除付出了1500多美元的法律费用外，她妹妹患癌症住院，她还寄去了100美元。又给弟弟寄去了500美元。史沫特莱认为，她的弟弟妹妹，她的全家都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而且父母早亡，她应该代替母亲照顾弟弟妹妹，对于弟弟妹妹她自己再难也是不能拒绝的。到了1949年8月，史沫特莱在银行里的一点储蓄已经告罄。面对严峻的现实，她顽强地挣扎着。

陈翰笙带来了毛泽东朱德的邀请

从大洋彼岸不断有好消息传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开进了北京城；又以排山倒海之势，跨过了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盘踞的南京、上海。蒋介石逃到台湾岛上去了，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

史沫特莱是个爱憎分明，喜怒哀乐都十分强烈、十分外露的人。1949年9月末的一天，她高兴地打电话给石垣绫子夫妇，说她得到一笔特别稿酬，邀请他们去下馆子，共进晚餐。石垣绫子夫妇了解她的经济困难，说不要破费了，还是请她到他们家里来聚一聚。史沫特莱接受了对她的邀请。他们看到史沫特莱满面红光，喜气洋洋，与前些天沮丧的样子判若两人。

史沫特莱带来了一个大圆蛋糕和一瓶杜松子鸡尾酒。他们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干杯。然后，她兴奋而神秘地对石垣绫子夫妇说，在纽约的中国老朋友陈翰笙看我来了。他是作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的使者，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对史沫特莱的邀请，希望她到革命胜利了的新中国去做客。因为他们希望最先欢迎曾和中国人民一同度过了艰难的抗日战争岁月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说这话时，史沫特莱眼眶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她还说，陈翰笙还交给她1000美元，作为去中国的旅费。我电话里说的特别稿费就是这笔钱。石垣绫子夫妇衷心地祝贺她得到这样光荣的邀请。

史沫特莱情绪日益好转。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一周前，她为《民族卫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歌颂中国革命的胜利。

10月1日这天晚上，史沫特莱在石垣绫子夫妇家中，他们互相举杯祝贺新中国的成立，并祝愿她早日摆脱令人窒息的美国，为她的未来干杯。

一连3天，史沫特莱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新中国的消息。然后，她无比兴奋地坐在打字机前，飞快地捺动键盘，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

“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您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

她在信的结尾写道：“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您和毛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在伦敦的梦想——归化为中国人

从1949年7月起，史沫特莱就开始申请出国的护照，多次遭到拒绝。护照科的人对她的律师罗格说，拒发护照是因为她是“共产党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一个参议员试图帮她弄到护照，没有成功。另外两个重要社会人士也作了努力，同样失败了。最后，她求助于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从1947年以来，就与史沫特莱保持通信，讨论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德高望众、正直的75岁老人。经他奔走，护照科在10月末才勉强地发给史沫特莱一张短期护照，有效期只有一年，而且只能去英、法、意三国，也不允许她去英国的属地，特别是香港，以防止她到中国去。

美国陆军当局虽然发表声明，撤消了对史沫特莱的指控，但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却仍然对她虎视眈眈，决定要调查她与佐尔格案件的关系。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洛并不甘心，他在日本多方搜集材料，妄图加罪于她。

史沫特莱意识到，如果还留在美国，继续遭受迫害，她没有安宁之日，结局将不堪设想，就如她在给朱德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她决定尽快离开这个生养了她，却总是压迫她的美国。她打算到英国最后完成朱德的传记，并使身体恢复健康，再设法到新中国去，她对石垣绫子说：“我可不想在中国生病给他们添麻烦。”

史沫特莱过去在中国结识的英国朋友希尔达·克拉克女士，得知她的处境后，邀请她到伦敦去。希尔达是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沦陷前港英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曾从事过工人运动，抗战中活跃在香港救济工作第一线，和史沫特莱的关系很要好。日本侵占香港后，她和丈夫被日军关在集中营达3年之久。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带着朱德传记的手稿和一大堆有关资料，乘亚美利加号轮船，经法国去英国。在纽约港的码头上，斯诺夫妇、陈翰笙夫妇、布鲁克斯夫人为她送行。本来日本朋友石垣绫子夫妇也要去送她，她在头一天晚去了他们家，并说：“今天晚上是最后的告别，你们不要去码头送行，因为我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盯着呢!一旦你们被他们看见，就会给你们找来麻烦。你们不是美国公民，千万当心!”

石垣绫子说：“那么，艾格尼丝，咱们下次在中国见吧!”她从背后看着史沫特莱缩肩垂臂，步履蹒跚地走向公寓大门，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她奔上去叫住史沫特莱：“艾格尼丝，打起精神来，直到下次见面，多保重!”石垣绫子和史沫特莱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们的永别。

1949年11月下旬，史沫特莱到达伦敦，在温布尔顿的希尔达家安顿下来。在一个短时期里，她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她可以比较安定地从事朱德传的最后修改工作。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中国。她盼望一旦英国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她就到中国去。她有时出席英中友好协会的会议，参加伦敦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举办的一些活动，并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据中国留学生胡其安回忆：1949年深秋，他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英中友协成立大会。会上，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过程中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全体听众，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致电新中国政府，表示缔结外交关系的意愿。史沫特莱极为兴奋。胡其安回忆说：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约我去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菜。当我来到希尔达家的时候，几位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已经在座。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地教大家跳美国西部的土风舞。晚饭后，她的情绪似乎特别好。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希尔达家客厅的壁炉里火光熊熊。她滔滔不绝地谈着关于中国的事，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坐在我身边的英国朋友说：“她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史沫特莱那燃烧着希望的眼睛望着我说：“你是我们中间惟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在伦敦，史沫特莱通过中国留学生同中国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当胡其安要返回中国时，她请他捎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唱片给马海德、龚澎等友人。

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

195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严重的胃溃疡，使她仅能靠喝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然坚持对朱德传记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工作。同时，她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最后的一篇文章《对中国的恐怖轰炸》，强烈谴责驻扎在台湾岛上的美国飞机不断轰炸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恣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此文在她去世后，于1950年7月刊登在《劳工月刊》上。

1950年4月下旬，史沫特莱的病情十分严重了。胃溃疡引起不断内出血，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全身无力。医生劝她尽快住院做手术。她给中国留学生胡其安写了一封信，请他尽快到她的住处去。史沫特莱告诉他，她即将去牛津医院做胃切除手术，“如果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她已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同胡其安握手告别时，她伤感地说，“如果手术失败，这就是永别了。”

4月末，史沫特莱住进了医院。她躺在病床上，不能再使用打字机写东西了。她用铅笔、钢笔吃力地写信给朋友们。4月29日，她在给希尔达的信中说：“我生活在一向希望之中，即我能去中国。但是我现在怀疑中国大使馆会不会到这里来了(指中英建交)。我也看不出它为什么一定要来。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此前的4月28日，史沫特莱留给英国好友玛格丽特的信中说：我并不情愿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一切从我写作所得的款项均请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可以运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和自由的中国上。”

史沫特莱于1950年5月5日下午做了胃切除手术。次日，突然逝世。死亡证明书上说死因是：肺炎、急性心力衰竭，以及前一天胃部分切除术的后果。临终时，只有她的好友玛格丽特女士守在她的身旁。

一年以后，一个英中友协的代表团把史沫特莱的骨灰带到中国。

史沫特莱撰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在她逝世后，由美国的利奥·休伯曼和保罗·斯威齐两位编者整理的英文版，由于5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十分猖獗，虽曾几经推动，但未能出版。而是先由日本作家阿部知二译成日文，于1954年1月起，在日本《世界》杂志上连载，1955年由岩波书店印成单行本出版。当年秋天，石垣绫子访问北京时，把这部书献在史沫特莱的墓前。直到1956年英文版才由美国《评论月刊》出版社出版。1957年，香港出版了中文节译本。1976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又出了全译本。中译本于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伟大的道路》一书的稿费，据朱德的女儿朱敏所著的《朱德人生画卷》一书记述：国外有关单位按照史沫特莱的遗嘱办理了将稿费转交朱德的事宜，交给了中国驻原东德大使馆。1958年2月，大使馆请示朱德：“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大使馆遵照这一批示，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运回国内，全部分发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

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缅怀她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和她光辉的一生。还举办了史沫特莱的生平事迹展览。

当天下午，按照史沫特莱生前的遗愿，她的英骨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下葬时，乐队奏起了她生前最喜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茅盾沉痛地宣读了中国人民向史沫特莱的最后告别辞：你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当我们想到了中国人民胜利了的今天，你未能如愿地回到中国来，未能和我们再在一起，我们是深深地感到遗憾!但是，我们都相信：你一定是很高兴的。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民要胜利，你更看到中国人民胜利了。现在你的遗骸将与我们的革命烈士在一起，你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