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88年:激情年代

本刊记者 翁宝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以后,在一种粮食大幅丰收,民心空前统一的美景下,中国的改革大船开始调转船头,向城市改革全面进发。

当时有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很能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情,一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一种乐观的激情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城市改革全然不是一个农村式的联产承包就能理定大局,与希望的田野相应的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城市雷区。而又恰恰不幸的是,两位当时被视为改革先锋人物的雷宇和项南在改革不久后,因为两个失误相继落马,这更是为改革涂上了些许悲壮的色彩。

受农村承包制的启发,中央提出了"包字进城,一包则灵"。但是,此间在企业中尝试的利润提成、放权让利、经济责任承包制等等,并没有带来形势的明显好转。反而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的上涨。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单纯指望这种战术上的权宜之计来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显然不很实际。甚至于,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国企改革就注定了要走一条坎坷的路。

在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无法期望当时的改革者能够直指问题的根本。然而,15年后再回首,中国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把国有企业引导到市场的主体中,参与市场竞争,而主要是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就这点而言,当时种种寄予厚望的举措注定了只是一种战术性的试探。

如果讲农村改革只是成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话,那么,城市改革则是开始拉开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帷幕:改革在观念上的变更来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一下子难以适应,体现在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失业、保障、社会公平、传统、改革成本及其分配、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阶级阶层等方面。

机构改革及其相应的民主试验也是这一时期的话题之一,虽然这个问题和国企问题一样几乎伴随着整个的改革进程,但此期间机构改革的重点是放在政府的管理如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是政府的补课。这一时期,最惊心动魄的事莫过于强闯物价关了。这场中央的强势决策同民众的快速反应都出后人之意料。幸运的是,政府的强势最终能够遏制住这场不成功的物价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当然,问题和不满的积累也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最激动人心的当然非海南建省莫属。10万人才下海南,除了道出当时人们的开拓激情外,更多的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全面苏醒。该为这个时代作个结语了:放和收的历史性争论开始在这个时代得以全面验证。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但是,单纯的放权让利又不能保证药到病除。

另外,由于改革是一种对原先不合理制度的重大调整,其中需要付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成本。这一时期,改革成本开始不断凸现,客观形势要求社会应该开始进入一个需要有意识共同分担成本的阶段。改革并非理想之中的甜蜜蜜,甚至于,我们开始慢慢尝到了改革的苦涩。

时代难忘沿海开放

1984年5月4日,中央正式宣布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个开放的高潮逐步形成。

从时间上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同城市改革差不多同时进行。改革大船也随之驶向深海。

沿海城市的开放具有双层的意义,一是放权松绑,让这些城市有更大的经济权力,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以开放的姿态来搞活。另外也有窗口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政治意义。"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确定广州为14个开放城市之一。""哗---"一片热烈的掌声。好哇,开放了,松绑了,放权了!……

广州不办开发区,那是不可想像的,长期以来,广州引进外资和工业技术改造的步子一直迈不大,如果不采取新的战略措施,广州很难有质的飞跃。人们把开发区看成开放的窗口和试验新经济体制的实验室,看成是大显身手开拓事业的一块宝地……《南风窗》1985年第4期,《争回来的宝地》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是城市改革开始的标志之一,也是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关乎的政治意义是决策层考虑的首要问题。

这一时期国企的压力更多是一种管制太严太死的情况。"松绑"是此时的首要主题。现在争论激烈的企业产权问题,当时还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生存了多年,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自主权,那都会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另外,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感受到产业升级的大势冲击,国企的生存压力远没有如今这么严峻,决策层有理由选择的是退一步以观其变,而不是贸然重新走另外的一条道路。

国企改革是中国社会的首要难题,有学者称,如果谁有灵丹妙药改革中国国企,那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在国家和企业关系上的调整,让我们丧失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时间,更可怕的是,如此长的"阵痛"带来的疲态更让人心焦。

承包经营责任制仅仅是深化企业改革的一种过渡形式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只是在各种利益关系不稳定的条件下求得相对稳定的一种暂时性措施,并不规范化,也没有必要规范化。只有真正把企业从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地位中摆脱掉,才能达到深化企业改革的目的。不能指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广普及,就能解决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真正确立企业的经营者地位。全社会都应承认企业的地位和特点,才是搞活企业、深化改革的前提。《南风窗》1988年第1期,《承包不等于企业改革》

海南建省

这里曾经是令人断肠的天之涯海之角,游离此地的除了土著之外便是谪臣或凶寇。"独上高楼望帝京,飞鸟犹有半年程"。海南自古以来就与内陆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距离的遥远及文化的断裂使得许多人谈及海南时颇为陌生。

在建省之前,海南也梦想着以政策的便利靠倒卖来完成初始的积累,这是当时心照不宣的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举。但是,海南不久便招致了中央从来没有的棒喝,像对待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代价是改革人物雷宇的下台。

对比后期的房地产热潮,1988年的海南还不能用疯狂来形容。但是,这一切是在"海南岛,海南倒""海南岛,海南炒"的共同认知背景下发生的。"10万人才下海南"描述的,犹如美国历史上激动人心的"西进运动"。这是一片热土,传媒曾经如此讴歌过这个地方。的确,海南建省所蕴涵的机会以及激发出的无限想像,成了这个时代最让人心动的诱因。那是信奉机会均等,饱含乐观又生机勃勃的激情年代。似乎距离现在是那样的遥远。

15年间,海南从一边陲之地走到人们视线的中间,然后再悄悄地远离。曾经的繁华和喧闹,在一场彻底的疯狂之后归于平静,也结束了许多人心的旅程。如今每每走在海口的大街上,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年疯狂之后的妖艳和凄美。在建省之前,海南是广东省的一个部分。《南风窗》对海南的关注除了地缘上的关系之外,更多了一份前瞻和清醒的判断。

1987年9月11日晚,两辆银灰色的皇冠牌小轿车悄然而来,直入中南海西门……一件将使中外瞩目的大事,正加紧进行。……海南建省的序曲,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一时间,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沙龙中,几乎是言必称海南,人人谈,人人想,议论的结果,是"勇敢分子"组成的"先遣队"直飞海南。……

在这支序曲中,党心、民意、中央、地方,历史、现实,都发出了共鸣和和声。《南风窗》1988年第2～3期,《海南建省,谁奏响了序曲》

笔者在海南跑了十来天,却隐隐觉得"人才热"后面潜藏着不小的片面性和盲目性,而许多人对此不太了解……

---海南岛上人均收入只有300多元。目前岛上有近1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没得到解决。

---海南电力奇缺,靠天下雨发水电是"老大难"问题。

---各级党政机关都面临精简,乡村、企业、矿场、农场、学校等才是真正的人才急需之处。---海南岛长期独处一隅,对外交往少之又少,岛民与外来人的心理沟通、思想认识方面差距较大,拒外的陋习在一些地方还存在……

《南风窗》1988年第2～3期,《"海南热"的背后》

物价闯关

物价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过程中,必不可少要经历的一个"关口"。许多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在这个闯关过程中失利,造成政局不稳,或是领导人下台。在作出价格闯关的决策时,当时的政府是抱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态。在种种准备工作之中,包括了警察武警以及部队的调动,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

1988年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戴河会议原则上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一时间,民心大动。物价闯关无形中被推着提前前进。据统计,1988年7～9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元。仅仅是这300亿元,就掀起如此大的风浪。的确出乎高层意料之外,而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

后人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多用了"强行闯关"这样的字眼,这道出了当时决策的特点。但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确实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通胀压力,并非仅仅是由于抢购所导致: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0%( 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而在这个时候加速物价放开,人们心理上的防线几乎一触即溃。

后来有人在总结物价闯关失败时列出的理由之一是,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对比90年代彻底放开物价引发的通货膨胀,1988年的物价飞涨仅是小巫而已。而后来却没有发生1988年大肆抢购的疯狂。

我们无意宣传"为革命少吃点"的主张,现代社会实际上很难要求个人在购买时也要考虑到大局。但知道一下,物价上涨也有你我他的心理因素在内,想必也是必要的。

……从全国和广州的记录上来看,近年物价的变化有点规律,其上涨的幅度是一年大一年小。如1984年小,1985年大,1986年小,1987年大。广州的物价也怪,或则居全国大城市之首,或则忝居末位,总不居中游。

……

经过慎重考虑,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还是要让价格的杠杆来调节,宁愿提点价,也不搞凭证定量,当然还免不了拿点补贴。

……

物价杠杆的出路何在?

一是忍住阵痛深化改革;二是正视现实调节消费;三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这样做下去,物价问题确实可稳,可控,可以出现根本的转机。物价的状况颇像宋词中咏春雨的意境:"临断岸新生绿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南风窗》1988年第4期,《春寒春暖---88物价后顾前瞻》

民工潮

民工潮的出现既有农村发展长期停滞,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理由,也与城市改革带来的社会松动和机会相关。民工潮同时还提示着农民商品意识的逐步苏醒和现代加工业在沿海地区的蓬勃。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来看,民工潮对农村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的冲击具有别样的意义。

原先戒备森严的结构被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拉开了一道口子,这对我们固化的管理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现有秩序的无言抗议。另外,民工潮还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观念传播和文化渗透,是农民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一次启蒙。在人员的流动过程中,社会在调整着经济人口的分布,并使得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另外,民工的个人意识随同经济发展而不断凸现甚至异化。而这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难题。

今天,中国发生的人口流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

"这种事态发展同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类似。人口流动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使她更为大都市化和现代化。"

工业化的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蕉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宏伟、深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人口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动力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代替。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建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中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了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南风窗》1988年第5期,《百万"移民"下珠江》

时代人物:叶选平

广东的发展实质上已经是最好地证明了叶选平的政绩。其开放的观念,灵活的政策以及独行的勇气,让后人印象深刻。

在《南风窗》举行的"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活动中,时任市长的叶选平公开在《南风窗》上亮相。他关于城市管理的言论让人耳目一新。正是沿袭着这种"司务长"的思路,广州以及广东的发展才在一种宽松的背景之下顺利进行。

广州的问题很多同对外对内的开放有关,所以,我们各方面工作都要打很大的富余,每为两个广州人服务就得做三个人的打算。

只要打开大门,来者不拒,这是广州的天职。这事儿,弄好了是个优势,弄不好是个包袱……有些事,不必反对,说到要提倡时慎重一点就是了。

堵的办法很多,一个运动来了,什么风都可以刹住,但不能解决问题。包括香港电视,退一万步来讲,总不能说每分钟都是毒素。再退一步说,就算是腐朽的,你看一看再说好吧。

《南风窗》1985年第4期,《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叶选平)

雷宇

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雷宇认为,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间是在海南的岁月。按照常理,海南汽车事件发生后,雷宇被降级使用,政治生命也随之走下坡路。海南应该是其个人生涯的滑铁卢才是。在海南民间,雷宇享有着近乎圣人般的地位。

坊间流传着种种关于雷宇的传奇故事,比如背着一个背包而来,背着一个背包悄然而去;应该把海南的"五公祠"变成"六公祠",加上一个雷宇。等等。在雷宇主政之前,海南是一个长年的国防前哨。封闭和愚昧使得这里近乎是一个未开化地区。是雷宇推开了海南对内对外开放的大门,并开始了一个地区大开放的尝试。

而海南人也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路程。可惜的是,刚开始就摔了个跟头。雷宇的后任者曾经说过,"汽车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海南社会的发展落后了10年。汽车事件之后,海南不断被外界瞩目,并开始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历程。或许是命途多舛,几起几落的命运让这个海岛上的人们以及来此拼搏的人,饱尝了疯狂和深深的苦涩。

曾经的三次高潮(汽车事件、海南建省乃至后来的开放热潮)并不能保证海南一个理性的未来。或许,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人们才能得到较发展高潮时更多的启发。就个人魅力而言,雷宇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他晚年倦于官场,主动辞职,一心专事老母。

天涯海角的涛声已经远去,南来的风不再带有大海那咸腥的气息。县委办公室的3楼,快乐的单身汉们有了新的邻居,雷宇在一个小房间安下了铺盖,隔壁的房间成了新的办公室。尽管县委办公室认为在人平居住面积为9平方米的花县可以调出更好的房子,但雷宇幽默地一笑拒之,他说:这里靠近县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还是住这里好。

"我叫雷宇。就是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雷宇,到花县来接受你们的批评和帮助……"

《南风窗》1987年第2期,《雷宇在花县》

马胜利

现在的马胜利开了一个小店,虽然不少人认得他,但是,生意并不很好。马胜利是"包字进城"后,最早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之一。以"马承包"知名的石家庄造纸厂,根据马胜利的规划,是办成一个造纸业的托拉斯(就像现在的"500强"之类让人目眩的话语)。但是,正是因为目标太宏伟,加上对许多地方政治经济环境水土不服,马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包字当头,是一个战术性的举措。指望一包到底,一包则灵,则是一种拖延搁置的态度。于国家于企业家于未来,更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先人的探索勇气,我们又不得不给予敬意。

承包石家庄造纸厂已经3年了,3年来,利润增长了20倍。但是,机构和脱产干部的增加又让马胜利有了改革的冲动。全厂960人,要减员到600人;科室人员240人,要减员到30人。人人满负荷,工作快节奏。这就是石家庄造纸厂今年要实现的重大改革措施。

马胜利认为:增产节约不能停留在"修旧利废"上,最根本的节约应该是劳动力的节约;艰苦奋斗不能停留在加班加点上,最重要的应该体现为工作的快节奏。《南风窗》1987年第7～8期,《马胜利的下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