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

张殿兴

资源委员会是原国民政府属下一个专门负责重工业建设的机构。它所兴办的工矿企业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它发动并资助上海主要民族工业内迁武汉,又辗转迁往川滇各省,形成后方军需、民用生产基地,同时,在川滇各省建立国营重工业基地,开发后方自然资源,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一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它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缓和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推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进而笼络资产阶级并针对日本的侵略威胁,有计划地进行中国的国防调查、统计、设计和计划工作而成立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喉舌的《独立评论》、《大公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和评论,在表示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不满的同时,积极探讨救国的方法。如《大公报》发表评论,指出:"无国家即无自己,无国防即无一切事业!""卫自己必先卫国,欲卫国必须建立陆海空之国防!"^①并将救亡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指出"国防问题,工业问题也","诚以为政府国民,须明确认识救国亟务在工业化"^②。面对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需要网罗一批非国民党的有可能与之合作的名流学者,加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并通过他们扩大国民党的阵线。1932年10月,蒋介石采纳了黄郛、钱昌照的建议,决定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委员大多是名流学者、金融资本家和实业家。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机构一开始带有军事性质,它隶属于参谋本部,最初所从事的调查统计工作主要是为制定国防计划服务的。这是一个秘密的机构,对外不公开。蒋介石对这个机构非常重视,经费由蒋介石从委员长的秘密费里支出,每个委员每月可得到200元的研究费。它的实际办事机构是秘书厅,名义上翁是秘书长,钱是副秘书长,但是翁当时仍在北平照旧做他的地质调查所长,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事情很少过问,日常事务多由钱来处理。制定国防计划"既非仓卒可期,亦非财力人力所能胜任。故设计之工作须研究事项之缓急轻重与施行之难易,而划分国防为若干步骤或若干期"^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防设计委员会最初的工作主要分为八个部分,即军事、国际关系、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调查^④,每项工作都写有比较详细的报告。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仍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根据组织条例,其执掌转变到对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开发上来,原来的军事、国际关系和文化教育工作停止。需要指出的是,改称资源委员会后,其工作重点仍然没有放在工业建设方面。到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大"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继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在行政院的九个部长中,有三个是资源委员会的委员,行政院的秘书长是翁文灏,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虽不是资源委员会的人,却是钱昌照推荐的,有人称之为"三元巷内阁"(因为三元巷是资源委员会所在地)。这就大大加强了资源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实业部长吴鼎昌是靠资源委员会起家的,他把实业部变成一个单纯实业行政机构,把工业建设让给了资源委员会。经过改组,资源委员会由单纯的搞资源研究和开发而转变为从事重工业建设的机构。1936年,资源委员会成立厂矿单位21个,包括煤矿、金属冶炼、机器制造和发电厂等。考虑到安全问题,这些厂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云南、四川、青海等省,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除兴办工厂外,还对江西、湖南的钨、锑加强管理,在南昌成立了钨业管理处,锑业管理处设在长沙。

二

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权力迅速扩张,成为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主管机构。它垄断了国统区的煤、电力、燃料、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机等重工业部门的生产。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对政府进行改组。在经济机构方面,原计划把实业部、大本营第三部、全国经济委员会(除公路处归交通部外)、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部,由翁文灏任部长,钱昌照、何廉、秦汾任次长,原来机构一律撤销。钱昌照因不愿失去多年苦心经营的资源委员会这块地盘,坚决反对。翁文灏为了缓和内部的矛盾,决定采用调和的办法,保留资源委员会,作为经济部的一个附属机构,翁自己兼任主任委员,钱担任副主任委员。同时为了敷衍钱,翁仍要钱兼任经济部的次长,钱坚不就任。由于资源委员会继续存在,建设委员会的归并办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它的行政部门归并到经济部,事业部门并入资源委员会。这样,建设委员会的大部分技术人员转到资源委员会。原来的电力工业是归建设委员会主管的,而资源委员会只管工矿业。由于建设委员会事业部门的并入,资源委员会的经营范围进一步伸展到电力部门。

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1938年2月28日公布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资源委员会的职掌为:"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动力事业。四、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⑤尽管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的隶属关系从军事委员会转到经济部,但是资源委员会遇有重大事项,仍旧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汇报,蒋介石也直接向资源委员会作指示。所以,资源委员会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直接指挥下的一个机构。

资源委员会从事重工业建设是从1936年开始的,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主要由德国提供。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沿海城市陷落,机器不能进口,原来兴办的25个企业中,有13个不得不宣布停办。以两湖和江西作为重工业建设中心的计划也因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和日军步步内侵而不得不加以改变。在资源委员会原有的企业纷纷停办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又在内地大量兴办新的工矿企业,仅1938年一年中就增加了37个。经营的范围由原来的钢铁、机械、电机、煤炭、金属开采与冶炼进一步扩展到化工、电力等部门,分布的地区也从两湖、江西、四川扩张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除采用独资兴办企业外,还和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私人资本家、银行家合办,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到1942年6月,资源委员会所办的企业增加到96个。这一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扩张是异常迅速的。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非常薄弱、数量有限的工矿企业又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工业极其微弱。随着资源委员会的急剧膨胀,国统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重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国营企业垄断了煤、钢铁、石油、电力、机械、电机、化工和有色金属等重要的工矿部门。国营企业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其中机械制造业占73%,化学工业75%,电力和电机工业89%,冶炼工业90%,而汽油、煤油以及有色金属如钨、锑、金、铜、锌的生产则完全为资源委员会独占^⑥。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扩张到121个,其中包括电厂26个,煤矿19个,石油矿2个,金属矿14个,金矿2个,冶炼工业9个,电器工业5个,化学工业37个,机械工业7个^⑦,成为集工、矿、贸、电力、服务机构为一体的超大型工业集团。

三

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工矿企业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完全由国家投资、经营和管理。其会训"公诚",强调职员要一心为公,不谋一己私利。其主要任务为"依照民生主义,施行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筹划目标,不但仅为一会之盈亏,而尤应注重全国工业之建设及发展"^⑧。它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内的大官僚借助其政治、经济特权,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而积聚起来的私人资本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官僚资本";不能把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经营范围的扩大,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采取的工业垄断看作是"历史的倒退与反动",是"旨在反对人民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对于这一时期资源委员会的评价不能离开抗战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衡量其功过的主要标准。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资源委员会兴办工矿企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

中日战争不仅是两国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实力的较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这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导致了其无力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收益慢、风险大的重工业。抗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虽有所发展,但"各种工业之发展上,显示出极端的畸形,重工业可谓绝无仅有"^⑨。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轻工业上,中国的重工业仍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国民政府在没有现成的国家资本重工业可资利用的情况下,只有加速充实国家资本重工业的投资,才能适应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这也是资源委员会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由蒋介石一个参谋机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机构,由单纯的资源调查转为兴办工矿企业的重要原因,即为了抵御外敌,充实国防,促使国家工业化。正如资源委员会业内人士所言:"本会自始设以来,所尤注重者,厥在国防经济方面。"^⑩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扩张都有其合理性。而事实上,资源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主办重工业的总管理机构,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首先,在国防需要、财政困难和外汇短缺的背景下,资源委员会利用对特种矿产和重要物资的管制与专卖,采用"易货偿债"的办法,使国民政府从德、苏、美等国获得不少贷款、军事物资和机器设备。如抗战开始后,苏联向国民政府的三笔借款共计25000万美元,条件十分优惠,中方以钨、锑、桐油、茶叶等农矿产品偿还¹¹。国民政府从德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和从美国所获得的借款也都以钨、锑等矿产品和农产品(猪鬃、桐油和生丝)作为偿债物资。正如冯玉祥所说:"以货易货是充实抗战物资的一个好办法。"¹²其次,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在协助私营工厂由沿海内迁时,也尽了自己的责任。1937年8月,由资源委员会主持,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遣大批人员帮助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内迁,仅上海一地,就迁出私营工业146家,技术工人2500多名,器材14600多吨¹³。这些私营工厂的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最后,资源委员会在经营过程中,本着"不与民间争利"¹⁴的原则,规定了自己经营的范围。资源委员会所经营的主要是"为国防所必需","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与多数人才,私人没有力量办,或虽有力量因经济上没有把握不愿去办的事业","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技术甚感困难,人才甚感缺乏,目前无利可图的事业"¹⁵,等等。而把风险小、周期短、收益快的轻工业让位给私人企业,这就相对减轻了私营企业在资金、原料、市场方面的压力,有利于私营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对于私人愿意办而力又不逮的事业,资源委员会还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予以协助;对于有些经营管理不善,难以支撑的私营企业,为避免其破产倒闭,资源委员会将其接收过来或投入股份,使其继续生存,以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

第二,资源委员会的经营活动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门类不全的工业状况,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民族工业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种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二是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无近代工业可言。抗战爆发后,鉴于日寇大军压境,沿海地区首当其冲,为保护民族工业免遭炮火,原有的工业企业纷纷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为增强抗战的经济力量,在国民政府支持下,资源委员会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经营的范围越来越广,所属企业遍布大后方各省,因其投资的重点是私人资本不愿问津的重工业,这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门类不全的工业状况,对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资源委员会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制,为中国近代化工业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企业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资源委员会在人事管理方面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其总精神是"资源委员会本部掌管第一级人员的任用考核,强调人事权下放,采用人员任免三级制"¹⁶。具体来讲,会本部的第一级人员(主任秘书、业务委员、专门委员、处长、室主任、参事、简任秘书、简任技正)由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直接任免;第二级人员(处室下的科级人员、荐任技正、专员)和第三级人员都由第一级人员推荐报请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任免。附属单位的第一级人员(即附属单位主持人员,指总经理、协理、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总工程师及其同级人员)由资源委员会直接任免;第二级人员(指附属单位各处室的主管人员)由附属单位的第一级人员推荐,报请资源委员会审批任免;附属单位所属分支机构主持人员(各厂厂长、副厂长及其同级人员)由附属单位主持人员推荐,报请资源委员会审批任免;第三级人员(指附属单位第一级与第二级以外的其他人员及附属单位所属分支机构主持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均由所在单位任免,但须报请资源委员会备案。为了满足事业不断扩展的需要,资源委员会还设置了聘用及派用人员,简称"聘派人员"。如顾问、业务委员、专门委员采用"聘用"方式;专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采用"派用"方式。聘派人员的薪金由资源委员会专款支付。对于那些应送铨叙部铨叙的聘派人员,如果铨叙等级与实际支付的薪级有差距时,其差额部分由资源委员会专款支给。这样便于会本部各级主管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选用适当的人才。在用人标准上,资源委员会一看学历,二看名望,至于是否是国民党员,却不重要。但特别注意不容许CC派的混入,这反映了蒋介石与CC派之间的矛盾。资源委员会对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两者并重,凡属同级的工程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其薪级待遇完全相同。技术与管理并重,两者同职同薪,是资源委员会人事管理制度的一个特点。

此外,资源委员会还十分重视对人员的考核,专门制定有考绩奖惩规则。根据职员的表现、学识及品德三项,由各部门主管评定,送审批部门核定。人员考绩一般每年一次,在年终进行,考核结果作为奖惩的依据。人员平时考核不定期,凡有特殊贡献或有突出成绩者,由所在部门主管报请上级批准,可随时得到晋级、升职等或其他奖励。为使员工能够安于其位,生活稳定,资源委员会在员工福利、寿险和抚恤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

抗战后期,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遍布后方各省,而会本部职员仅三百余人,如何使众多企业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就需要在企业管理体制上下功夫。资源委员会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独特的管理体制,总的来说是权力下放。资源委员会只抓计划和财务等关键性工作。在决策者看来,计划是企业赖以运行的依据,生产任务的下达、基建项目的审批都属于计划范畴;财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预算的编拟、贷款的筹措都属于财务的范畴。抓住了计划和财务就抓住了根本,其他方面的权力由企业行使。计划和财务由钱昌照和翁文灏各负主要责任。权力下放的关键是选好人。资源委员会对会本部第一级人员及附属单位主持人员的遴选特别慎重,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下面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由他们自行遴选。即使筹建一个新企业,会本部也只是确定生产规模、企业结构和定员,拟具一项《组织条例》,然后放手由企业自行筹划。在物资供应方面,企业订购设备和补充原材料,凡国内能解决的,由各企业负责解决;需要进口的,在最初也由企业向国外自行采购。抗战后期,资源委员会成立了材料供应事务所,为各企业提供物资。企业的产品销售,除特种矿产钨、锑、锡、汞四项受资源委员会统制外,无论内销外销,全部由企业自主。

资源委员会企业管理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按行业实行垂直领导。大的企业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或分厂,它们都只接受上级的直接领导,与地方不存在隶属关系。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的运转效率,又防止出现越权越级领导的现象,同时还可避免地方势力借机敲企业的竹杠。资源委员会的这种管理体制同西方近代企业的管理有诸多相似之处。

第四,资源委员会为当时和其后中国工业发展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和近代企业管理人才。

资源委员会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才是建设事业的基础,是"推进一切事业之动力"¹⁷。在资源委员会的决策者们看来,"仅仅建一个厂,开发一个矿,能生产,有盈余,不算是成功。建设一个厂,同时训练可以建设三个厂、五个厂的人才;开发一个矿,同时训练可以开发三个矿、五个矿的人才,才是真正的成功"¹⁸。他们把人才的培养看得十分重要,反映了决策者的战略目光。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其八大职能部门进行全国专门人才调查即是其中之一。抗战爆发前,资源委员会即已开始选派大学毕业、年轻有为的人员去欧美学习或实习,但每批人数不多。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根据工业建设急需大量人才,采用多种方式培训人员。其方式有四:(一)委托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培训;(二)创办短期培训班;(三)派员出国学习,这是资委会当时培训人员所采取的重点途径;(四)派员出国考察工矿企业及经营管理¹⁹。出国考察人员大部分为会本部秘书、业务委员、专门委员或处长级人员以及附属单位的主持人员,也有聘请会外专家,考察回国后吸收进资源委员会。通过这些途径,罗致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员。据统计,从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经营重工业起,每年都有几百名大学毕业生进入资源委员会各企业工作²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资源委员会更是有针对性地派遣大批高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赴美考察和实习,先后达七批之多,实习和考察科目涉及十多个部门。这些人员回国后,大都成为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出色的管理人员。

肯定资源委员会在举国一致对日作战这个特殊历史环境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这个大的环境中资源委员会起消极作用的一面。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本来就举步维艰。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以国家政府名义进行经济统制,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消极,资源委员会对国统区工业的统制和对民族工业的兼并进一步加强,造成中国自由经济成份大大减少,而垄断经济成份却不断增强。仅有的民族工业无法与之抗衡,或被其吞并,或破产倒闭,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缓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坎坷。

① 《淞沪之教训》。1932年2月12日《大公报》社评。

② 《中国之工业问题》。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社评。

③ 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④⑦13 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⑤ 资源委员会档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⑥11 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第94、91页。

⑧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卷第2期(1946年)。

⑨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社1961年版,第18页。

⑩孙拯:《资源委员会经过述略》。《资源委员会月刊》,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编,1939年4月第1卷,第1期。

12 冯玉祥:《以货易货就是充实抗战资源的好办法》。《贸易月刊》1941年1月15日。

14、15、18 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新经济》1939年第2卷第1期。

16、19 吴福元:《资源委员会的人事管理制度》。《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第200页。

17 资源委员会编:《中国工程人名录》序言,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20 《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5卷,第3期,第52页。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