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上）

陈　素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它标志着该项工程初步告一段落。"断代工程"自1996年5月正式启动到结题，历时四年有余。这项"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自启动之日起就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便于人们、尤其是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并有效地利用这一最新的重要科研成果，本文将对工程的缘起、目标、研究方法、科研人员的配置、研究的具体课题、研究结果与主要论证依据、意义等内容作一较概括的介绍。对于一些专业术语，则尽量用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

"断代工程"的缘起

中国素以历史悠久、文明兴盛著称于世，而且我国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经中断、延绵传续的文明。由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没有明确的纪年，所以尽管有"五千年文明"、甚至有"六千年文明"之说，尽管在我国的典籍中有丰富的古史纪年材料，尽管自两汉以来不断有学者探讨古史年代问题，但近现代史学界尤其是西方的学者对此总是持有疑问，提出了诸如春秋以前无信史、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不太恰当的观点。另外客观地讲，我国以往的年代学研究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相比较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现在极有必要利用当今的科研条件对我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作出科学的、精确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等世界性研究课题作出国人自己的贡献。而"断代工程"设想的提出主要就是基于上述理由。

"断代工程"是1995年秋由当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在一次在京专家座谈会上首先倡导的，其后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先后成立了以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同志为组长的"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任命李学勤等4位先生为"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领导小组聘任国内相关学科的21位学者组成专家组，对"断代工程"进行筹备与项目论证工作。1996年5月，论证报告得以通过；同年5月16日，由李铁映、宋健同志主持会议，正式宣布"断代工程"启动。

"断代工程"的目标

自"断代工程"启动之日起就有比较明确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具体情况，又确定以下四项相应的具体目标，即：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的前半期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可以说，这些目标已基本完成。

"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断代工程"曾明确指出，要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这种方法在近一二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在大力倡导。它可以应用于较小的专题研究。比如在探讨一个具体的历史学课题时，不妨综合利用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多种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手段。然则，此种方法更适用于一些重大课题。一般而言，重大课题由于涉及面过大、疑难问题过多，已非任何个人或性质单一的学术团体所能独立胜任，它需要众多学科的学者在各自领域内作出专精的研究之后，再通力合作，取长补短，对各种结果进行对勘与筛选，从而求出一个相对稳妥的结果。这样的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具体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把以往互不往来、缺乏共同语言的一批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到一起"^①，共同进行三代年代学这一历史课题的探讨。目前该工程所涉及的学科与专业主要有属于人文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属于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年代测定技术（详参本文下篇）等等。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思路我们可从"断代工程"研究人员的配置与课题的设置中窥得一斑。譬如，该工程所聘任的首席科学家有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4位先生，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国内乃至国际著名学者；而专家组成员中的21位先生也都是国内相关学科中的优秀学者；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研究的，来自全国32个科研院所与著名高校的二百余位专家也是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与中青年学术骨干。这种以文理交叉、庞大的学术阵容来探讨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又如，"断代工程"设置了9个具体的研究课题，即：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3.夏代年代学的研究；4.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5.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8.¹⁴C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每个研究课题之下又设置若干个专题，合计44个。可以看出，上述课题00除第八项之外，几乎都需要各个学科共同合作。以"夏代年代学的研究"为例，该课题下设5个专题，分别为：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禹伐三苗综合研究、《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等。其中前三个专题主要是文献学、考古学与¹⁴C测年技术的任务，后两个问题则需要文献学与天文学的通力合作。最后，联系商周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将上述诸专题的研究结果加以整合，便得到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研究结果与论证依据

《夏商周年表》的正式公布标志着该工程初步告一段落。虽说有些目标尚未完全实现，譬如对于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一项尚未达到预定目标所设想的那样有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年表本身亦如"断代工程"专家所言，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还有待于完善与细化，并需要随着今后更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进一步的更正与调整^②。但应当承认，这是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集大成之作，是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代表了本世纪末年代学研究的新水平。在此，笔者对其中的主要数据，尤其是非常关键的西周王年表的由来做些介绍。

在"断代工程"的总体目标中，对西周年代的要求最为具体，需要推算出每个王在位的年数；而其中武王克商之年则是关键点，也可以说是整个工程的基础。但文献给予的西周时期的确切纪年只有共和元年，也即公元前841年，此前的9世10王的王年数，也即在位年数并没有太统一或确切的记载，所以西周起自何年（也即武王克商之年）历来颇多争议，各种说辞从公元前1130年到前1018年凡44种^③。显而易见的是，正确的结果只能有一个，或许已有学者找到了答案，但也有可能所有结果都是不准确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可行的思路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文化的分期与测年的验证，建立一个西周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西周列王年代^④。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殷商时期的一些数据，譬如殷周之际关键性考古遗址的¹⁴C测年数据、甲骨文日月食材料的天文学推算数据，以及文献记载的相应历史时期的各类数据等等，最后整合出一个最佳的年代^⑤。

其研究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依照文献记载，首先系统清理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根据各种异说，勾勒出一个西周积年的年代范围（因为就某些王世而言，文献的记载存在互有歧义的多个在位年数，所以西周积年经过排列组合后会出现长短不一的多种结果）。这个年代范围与先秦两汉文献所记载的各种西周积年一起，再加上典型考古遗址诸如琉璃河燕国墓地、晋国天马-曲村遗址^⑥的各个时段的各种测年数据（包括常规¹⁴C测年数据与AMS测年数据），便构成一个西周积年的年代框架，也就是在360年～250年之间，而西周始年的年代范围则在公元前1130-前1020年之间。这便是西周年代学的基本范围。但由于西周始年的年代范围过长，所以还需要通过相关研究作进一步压缩。为此，"断代工程"通过对沣西H18、殷墟四期^⑦、西周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曲村一期一段等等典型遗存的¹⁴C测年，同时通过对宾组卜辞^⑧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的计算以及通过对黄组周祭卜辞^⑨的排谱而推算出商末三王的年祀等研究工作，最后将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选定在前1050-前1020年之间，而西周积年也相应缩短在280年～250年之间。有了这个前提，便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铭文中年、月、纪时名词（详参下篇）和干支B10Ｋ囊素齐全的、并且有实物留存或有器型图像流传的51件青铜器进行考古类型学上的排队（也就是根据51件青铜器器形、纹饰、铭文字体，并参考出土年代比较明确的西周墓葬中的西周青铜器之形制发展特征，做考古器型上的研究，排列出每件青铜器相对年代的早晚序列）；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天文学家所作的"合天历"（详参下篇）对四要素齐全的63件铜器铭文以及相关的周代文献中的有关纪时资料按其年代早晚进行排谱，从而得出一个如文后所附的、相应的西周王年表。

在西周王年的具体推算过程中，有7个重要的支点，它们分别是：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2.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以上为西周晚期）3.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问题；4.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5.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以上为西周中期）6.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7.《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以上为西周早期）通过与文献的拟合、天文学的计算与实地观察以及金文自身的排谱，便可以得到如下数据：宣王元年为前827年、厉王元年为前877年、懿王元年为前899年、穆王元年为前976年、昭王元年为前995年、康王元年为前1020年、成王元年为前1042年。在此基础上，再对隶属于懿、孝、夷二世22年间的15件青铜器进行排谱，列出三王在位年数的各种可能性谱系方案；最后结合文献记载以及金文中的人物关系，选择出其中最佳的一种，也就是懿王8年、孝王6年、夷王8年；从而可以确定孝、夷二世各自的元年，分别为前891年与前885年。

根据前述的西周积年或西周始年的年代框架，以及上述金文历谱，便可以用天文学方法对武王克商之年作进一步的推算。而武王克商之年的相关材料主要是《武成》与《世俘》中的历日记录、利簋铭文¹¹中关于岁星位置的天象记录；另外，通过计算商代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中的月食年代也能推断出武王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经过分别推算，便可以得出三种可能的年代，即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应该说这三种结果都有成立的理由，而"断代工程"之所以选择前1046年为西周始年，是因为与其他二说比较，它是符合相关条件最多的一种：既符合天文推算的结果，又能做到与金文历谱有较好的衔接，同时还能够与《武成》、《召诰》、《洛诰》等文献所记的历日以及《国语·周语》伶州鸠语¹²相容。

以上叙述是十分简略的，真正的工作极其繁杂。譬如公元前1046年的结果主要是根据《武成》历日材料推断出来的。它首先要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说（详参下篇）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同时还要对《国语·周语》伶州鸠语中每个月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认定一月朔（也就是一月的月首）的日期（11月12日-12月11日）。考虑到古人有建亥（冬至之前月）、建子（冬至所在之月）、建丑（冬至之后月）不同的岁首情况，所以将《武成》一月朔放宽到11月1日-1月31日期间进行筛选，从而得出自公元前1120-前1020年间约150组克商的可能日期。再按"断代工程"关于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进一步筛选出10组密合、15组粗合的日期。下一步就是以"岁在鹑火"¹³为检验条件，筛选出3组克商甲子日，即公元前1093年1月27日、前1082年1月29日、前1046年1月20日。最后结合文献、考古材料以及与天文条件的符合程度，选定第三组为克商之日¹⁴。而这个日期还仅仅是三个备选日期中的一种，还需要与前1044年（根据《利簋》天象记录推定）、前1027年（根据宾组月食卜辞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积年数推定）作进一步的比较与筛选。

周代的王年表既已求出，那么可以以此为基点，用相似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利用文献、卜辞天象资料、卜辞纪年资料以及考古文化测年数据等等，拟合出殷商时期也即盘庚迁都以后的积年数与列王在位年数。有了殷商王年表，便可以利用考古文化测年数据与文献材料进一步估算出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同样的道理，也能拟合出一个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具体叙述了。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读《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原文。另外像《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李学勤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西周诸王年代研究》（朱凤瀚、张荣明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论著也可参考。而"断代工程"在未来的一两年内还将陆续出版三十余种研究著作，读者也可关注。

总之，《夏商周年表》是众多学者四年多艰苦努力的结晶，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对其结果，我们应该予以充分重视。

①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任务》。《文物》1999年3期。

②转引自《〈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一文。载于200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③各种观点详参《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

④《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1月版，第12页。

⑤《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39页。

⑥"琉璃河燕国墓地"位于北京市西南43公里处的房山县琉璃河地区，发现于60年代，70年代以后经过多次发掘，其中重要的发现主要有M1193出土的克飠、克繹铭文关于周初成王封召公之子克于燕的记载，以及宫殿区西南的祭祀坑H108中所出的"成周"字骨。通过对M1193木椁与"成周"字骨的¹⁴C测定，可以求得成王的相对年代与成周建成的年代下限，从而为西周始年提供一个参考数据。"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与曲村之间，是晋国的早期都邑，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晋侯墓地，通过对该遗址各期遗存尤其是晋侯诸墓的年代测定，可以为西周王年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⑦"沣西H18"发现于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是"断代工程"的重要考古发现，其文化年代属于先周文化晚期，是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的重要单位，其测年数据可以为武王克商之年的上限提供参考依据。"殷墟四期"，考古学界依据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一般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殷墟四期"主要是商末帝乙、帝辛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下限则可能到早周，该期文化遗存的测年数据对推定西周始年的年代范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⑧"宾组卜辞"是甲骨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此组卜辞主要是武丁时期的遗物，但也有一部分是属于祖庚时期的。

⑨"黄组卜辞"也是甲骨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据常玉芝先生研究，该组卜辞应该分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个王世的。在"黄组卜辞"中存在大量的以翌日、祭等五种祭祀形式（或称祀典）周而复始地祭祀先祖先妣的甲骨刻辞，学界称之为"周祭卜辞"。"黄组周祭卜辞"是复原殷商历谱的最为重要的原始材料。

10譬如《五年卫鼎铭文》有"唯五年正月初吉庚戌"云云，其中"五年"是年、"正月"是月、"初吉"是纪时名词、"庚戌"为干支。

11利簋铭文有"王武 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有商"等记载，"断代工程"以为，"鼎"字念"贞"，古音与"当"同，"岁鼎"的意思就是"岁星正当其位"，也就是岁星正当周之分野"鹑火"之位。通过对这些天象材料的天文学推算，可以推定武王克商的比较确切的参考年代。

12《国语·周语下》伶州鸠云："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也是推算武王克商时间的重要天象材料。

13"岁在鹑火"是古代岁星（也就是木星，简称"岁"）纪年法的一种表述语。古人把黄赤道带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由西向东分别用"星纪"、"玄枵"、"诹訾"等十二次加以命名，其中"鹑火"位在第八次。古人认为，岁星由西向东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径行一个天次。如果某年岁星运行到"星纪"范围，这一年就记作"岁在星纪"；如若岁星运行在"鹑火"之次，就叫做"岁在鹑火"。

14《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46～47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彭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