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沪穗四市“三农”比较分析

1998年—2002年，我国农村进入战略性结构调整时期。五年来，京、津、沪、穗四个 大 城市紧抓机遇，积极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日趋活跃，特别是农村 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四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存在 明显差异。上海各方面表现突出，北京与之相比，差距明显。

一、农村基本情况比较

（一）北京农村面积最大，乡村数量最多，乡镇规模最小。

2002年末资料显示，郊区行政区划面积北京最大为1.57平方公里，居四市之首，占全市 面积的93.5％；上海郊区面积5700平方公里，占上海市面积的89.9％，在四市中面积、比重 最小；天津郊区面积1.17平方公里，占天津市面积的98.6％，面积居四市第二，比重第一； 广州郊区面积7033平方公里，占广州市面积的94.6％，面积居第三，比重居第二。

乡村人口天津最多，达386.6万人，上海第二，为386万人，北京第三，为357.6万人， 广州为316.2万人。乡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广州最高为43.9％，天津为38.4％，北京为31. 9％，上海为22.2％。

乡村数量北京最多。2002年北京乡镇个数196个，行政村4032个；上海乡镇136个，行政 村2090个；天津乡镇个数140个，行政村3829个，广州71个乡镇，行政村1376个。可以看出 ，北京的乡村规模较小，平均每乡镇人口1.8万人，上海2.7万人，天津2.76人，广州4.45万 人。

（二）耕地资源及人均占有量天津第一，广州最少。

2002年末，天津耕地面积为687.15万亩，按乡村人口计算人均耕地1.77亩，居四市之首 ；上海耕地405.6万亩，人均1.12亩，居第二位；北京耕地面积373.8万亩，人均耕地1.05亩 ，居第三；广州163.3万亩，人均仅0.52亩，为四市中最少。

二、京、津、沪、穗五年来“三农”发展的差异比较

（一）农村机构精简上海进程快、力度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市化

从乡镇、村机构数量看，上海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力度大。2002年，上海乡镇个数133 个，比1997年减少74个，减幅为35.7％。目前只有三个乡，其他均为小城镇；北京乡镇个数 为196个，减少58个，减幅为22.8％，小城镇增加了27个，乡减少85个，平均每个镇人口1.8 万人；天津乡镇个数为140个，减少85个，减幅为37.8％，小城镇增加了26个，乡减少111个 ；广州乡镇个数71个，减少5个。

从村级机构精简情况看，上海力度最大，在乡镇机构改革的同时，对村级机构也进行了 改革，走在了其他城市的前面。2002年末，上海行政村2090个，比1997年减少830个，减幅 为28.4％；北京行政村4032个，比1997年减少39个，减幅为1％；天津行政村3829个，比199 7年减少48个，减幅为1.2％；广州行政村1376个，比1997年增加102个。乡镇和村机构的减 少，缩减了行政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与此同时，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也加快了农村城镇化 的进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民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五年来，上海乡村人口减少28.6万人 ，减幅为9.7％；北京减少7.7万人，减幅为2.1％；天津减少3.1万人，减幅为0.8％；广州 乡村减少17.9万人，减幅为6％。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三农”比较，京、津、沪、穗差异明显。

1、农村经济上海发展最快。

战略性结构调整首先是对农村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强农村经济 实力。五年来，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于北京。京、沪两市郊区非农产业生产总值对郊区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90％。2002年，北京郊区生产总值720.5亿元，五年增长了1.7倍，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2％。郊区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86.4％，比97年 提高6.9个百分点；2002年，上海郊区生产总值1680.4亿元，是北京的2.3倍，比1997年增长 1.9倍，年均增长速度13.7％，比北京快2.5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郊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94.7％。比北京高8.3个百分点。

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2002年，北京农村 从业人员165.6万人，比1997年增加4.4万人，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净增了5.6万人；上海 农村从业人员253.5万人，增加10.9万人，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净增2万人；广州农村从业 人员164.6万人，增加10.6万人，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净增10.9万人。2002年，北京农村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农村从业人员比重为61.3％，比1997年提高1.8个百分点。农民来自二 三产业的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二三产业的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超过60％ ；上海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重达73％，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天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168.7 万人，占比重也达到了55％。

2、农业北京总量最大、效益最高，但增速最低。广州增速最快

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的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养殖 业发展速度快。农产品数量增加，品质提高，创汇农业、观光休闲等现代新型农业快速兴起 ，传统农业的单一生产方式向产业化经营方式转变。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 化经营的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生产开始步入标准化轨道。四个城市的第一产业都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效益都有不同程度提高。2002年北京一产业生产总值98.1亿元，比1997年增长15 .5％，年均增长3％；上海一产业生产总值88.24亿元，增长16.4％，年均增长3.1％；天津 一产业生产总值83.7亿元，增长21.7％，年均增长4％；广州一产业生产总值97.3亿元，增 长63％，年均增长10.3％。从农业效益情况看，劳均一产业生产总值北京最高为15302元， 比1997年增长17.7％；上海为10827元，增长3.8％；天津为10426元，增长20.3％；广州为1 1065元，增长51％。

3、农民收入广州最高，增速北京最快

五年来，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 措施，使农民增收落在了实处。五年来，四城市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增 收。2002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5880元，比1997年增长56.3％，年均增长9.3％；上海农 民人均纯收入6212元，增长17.7％，年均增长3.2％；天津农民人均纯收入5315元，增长49. 8％，年均增长8.4％；广州农民人均纯收入6866元，增长23.8％，年均增长4.4％。工资性 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体和主要增长点。2002年，北京农民工资性收入3672元，比1997年 增长42％，占纯收入的62.4％；上海农民工资性收入4920元，比1997年增长31.7％，占纯收 入的79.2％；天津农民工资性收入2939元，比1997年增长49.8％，占纯收入的55.3％。四城 市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51.3％、126.6％、58.2％和89.9％。农民 家庭经营中的二三产业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2002年，北京农民人均家庭经营二三 产业纯收入比1997年增长了2.6倍，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26.7％；天津农民人均家庭二三 产业收入增长了96.3％，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21％。

农民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民生活方式趋向 城市化。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上海最高，北京增速最快。2002年，北京农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4206元，比1997年增长50.5％；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311元，比1997年增长25.6 ％；天津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778元，比1997年增长31.7％；广州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435元，比1997年增长23.1％。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 北京为33％，上海为35.2％，天津为38.2％，广州为43.3％。交通通讯支出和文化娱乐用品 及服务支出增长突出，2002年比1997年，北京这两项支出分别增长1.4倍和1倍；上海分别增 长92.5％和48.8％；天津分别增长1.2倍和41.8％。2002年，上海农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移动 电话63部，北京为52部；上海百户家用计算机12台，北京16台；上海百户家用空调24部，北 京35部。农民生活趋向城市化。

三、北京与沪、穗相比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自然条件和区域发展条件的制约

从自然条件看，北京市山区面积大，约占全市的62％，远郊区县山区占75.5％，七个山 区县山区面积占96％。山区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城镇发展都会受到制约，相比之下，上海全 部是平原，广州除少量丘陵地带外，基本上是平原。北京还是个水资源紧缺的城市，而水资 源既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区域发展条件看，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分别处于我国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京津冀 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但从区域发展水平和城镇体系发育的程度上看， 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上海作为长江三 角洲的龙头，与江浙一带的乡镇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而江浙一带的乡镇经济发展在全国也处 于领先水平，这对于促进上海乡镇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龙头，已与 利用毗邻港澳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珠三角城市带融为一体。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本身 的发展水平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北京周边地区乡镇的发展水平也不太高，与北京的经济联 系不够密切，这使北京乡镇的区域发展条件不如上海和广州。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上海、广 州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早，开发区建设早，开放程度高，目前上海、广州的产业布局、支柱 行业基本确立，而北京工业还处于区域布局和行业结构调整时期。

（二）首都特殊的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影响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要服从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需要。而上 海是全国和长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是珠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其经济功能非常突 出。北京与上海、广州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别对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北京制定政策措施滞后

目前，北京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三无农民”的安置问题。由于社会经 济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大量耕地被占用，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北京耕地占用情况突出，新 增耕地微乎其微，从1997年到2002年，北京耕地净减少140万亩，减幅为29.7％，新增耕地 仅9万亩。2002年，耕地减少50.8万亩，新增耕地仅1.7万亩。上海、天津、广州占用耕地情 况并不突出。上海五年减少净耕地30万亩，减幅为6.9％，新增耕地18.5万亩；天津净减少3 .6万亩，减幅仅为0.6％；广州耕地净减少26万亩，减幅为13.7％。目前，上海已经制定了 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而北京目前面临这样突出的问题，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四）封闭式发展，缺乏开放意识。

北京市“三农”政策和思路，缺乏开放意识，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式运行状态。环渤海 地区或京津冀地区没有形成紧密的经济协作发展区域。十六大召开后，上海在增强郊区对内 对外吸引力方面提出，要把郊区建成四大产业延伸产品的开发基地，成为兄弟省市参与上海 发展的中转基地，成为最吸引国际资本输出的、投资开发的高地，投资成本的盆地，投资回 报的福地。北京应在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区域协作方面更新观念，树立开放 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