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假钞大战

史　记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不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一幕幕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战争画面和英雄事迹，以及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故事，大多为民众所熟悉，而对于日本当局发动的另一场以伪造、发行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却鲜为人知，那么，共产党、国民党又是怎样领导各地抗日军民奋起反击的呢？

60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发动了一场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为此，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大规模地反击。

日本无法阻止中国币制改革

20世纪初年，中国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接着便又出现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确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这一币制改革举动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甚至公开声称不惜以任何方式彻底阻止中国的币制改革。当中国政府要求各国在华银行交售白银以换取法币时，日本断然拒绝，并指示其浪人大规模走私白银。然而，日本在无法阻止中国币制改革，又感到中国的抗日准备正逐渐显示其成效时，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币制改革后不久就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施尽伎俩，不遗余力造假

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法币有广泛的基础，在经济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又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至1937年6月所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1938年底，日本特务机构受命伪造法币的行动便秘密实施了。

日本方面想藉此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他出面网罗诸如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研究伪造中国法币。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的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支持。

制伪造假的小级以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对象，紧锣密鼓，制版印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匆匆印制出几十万元成品，火速运往中国，以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这些日本人伪造的假法币，一部分作套购中国物资之用，一部分补充特务机关经费之不足。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以为大功告成之时，却从中国传来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由于他们的粗心及粗心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被中国方面识破，此时已全部退出中国流通领域，成了废币。出师不利，山本和井上源因此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1940年4月，他们成批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1元、5元、10元券共500多万元法币。为不易被识破，这些假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在外观上成为成色不新的旧币。这些运抵中国的假币，自然不便于在伪政权银行公开抛出。于是，他们便交付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或沦陷区的"商社"，如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松机关"（南京、广东）、"梅机关"（开封）、"兰机关"（北平）、"竹机关"（青岛），及其在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真假币混和，鱼目混珠，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假钞的流行，是对中国的无耻掠夺，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套取真法币及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攻占香港。日军特务机构查获了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强掠造币机器及相关材料。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由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也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等也装入日本口袋。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掠来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中查缴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余元。日本便从盟友德国手中购进了这批半成品，加工后，源源不断地将假币运入中国。据估计，战时在日本国内制造、加工而输往中国的假法币就达30亿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了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并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四家银行钞票票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制造假法币。

日本侵略者在将假法币偷偷输往国统区套购物资、扰乱中国金融的同时，也将制造假币的罪恶之手伸向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的需要，大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些货币又称"抗币"。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共的抗币、汪伪政府的伪币都进入根据地流通。根据地巩固后，抗日民主政权便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的信任，日伪政权方面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使之大量涌向抗日根据地。如1940年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晋冀鲁豫的冀南分区，就出现了大量的5元冀南币的假票。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取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

两条战线的假钞之战

对假法币，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政策，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严刑惩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

在反假钞的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用"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彼之道，施诸彼身。资料表明，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伪造伪钞票的造币厂。为使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原中国银行造币厂中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通过汪伪汉奸周佛海，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炮制，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伪造的货币被悄悄运抵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从这里偷运到日伪控制的地区。如1943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匆忙宣布，该行发行的10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混乱，厌恶汪伪货币的情绪倍增。被宣布的假币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印刷质量与汪伪储备券几乎不差毫厘，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的一个小点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觉察的。

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也开展了持久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采取严厉措施，严惩制假贩假的罪犯。通过布告和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票。1940年，仅陕甘宁边区在民众防奸除奸活动中，就破获假钞案20多起。在华中地区，因日伪伪造法币毫无限制，市面上法币真假难分，蒋汪难分，广大劳动群众深受其害。因此，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的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三十年美国版的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因敌伪造假所致损失。

富有智慧的敌后抗日军民还发明了"用落后的方法防止假冒"的办法。如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如下经验：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尽可能在自造土纸中加引起小玩意（如加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敌伪要假冒，非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不可；在印好的钞票上手工加盖印码，使敌仿造非常麻烦；土纸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因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回流。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

土办法防假也确实收到一定的效果。如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抗币之初，没有印制的铅版，就用木板刻制。所用刻版木材为坚硬的楮树根和黄扬树根，一版只能印刷一至两万张。没有印钞纸，就在下胡里的山沟里建立一个专门印刷纸币的土纸制造厂。条件、方法虽简陋、粗糙，但直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刷以前，并未发现伪造的大江币。不过，由于土法上马，印钞能力大受影响，发行量小，满足不了流通的需要，也无法将其他货币完全挤出根据地，于是，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到上海等大城市购买先进设备和印币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