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山方言中的非屈折变调现象初探

本文作者在《对衡山方言中使用变调手段区别人称代词所有格和非所有格现象的进一步认识》中对衡山方言的一种屈折变调现象进行了分析，而在本文中作者主要针对该方言中的非语法屈折变调现象进行初步探讨。

变调现象是音变的一种。人们在进行言语活动时，不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来念的，而是把音节组成一连串自然的“语流”。在一连串的语流中，音素之间、音节之间、声调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至于产生音变现象。音变包括变调、儿化韵等。变调就是音素不变，声调基本调值发生变化的现象。

作者认为变调可以分为屈折变调和非屈折变调两种情况。屈折变调指的是利用声调的变化来区分不同的语法范畴，如古汉语中的“王”有平声和去声两种读法，分别代表名词和动词；衡山方言中利用声调变化区分人称代词的所有格和非所有格等（孙逐明，2004）。屈折变调是一种语法手段。非屈折变调虽然是发生声调变化，却不引起语法范畴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非语法手段的单纯语音变化现象。非屈折变调又称作连读变调（TONE SANDHI）。

屈折变调现象在普通话中已经基本消失，但在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中仍然保留了这种屈折现象（孙逐明，2004）。而非屈折变调（连读变调现象）在普通话及一些方言中都可以找到例子。

普通话变调主要指四种情况：（1）上声的变调； （2）去声的变凋；（3）轻声的变调； （4）“一”“不”的变调。普通话四声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变化，但上声的变调最明显。除了上声单独念或置于词尾念时声调保持不变（调值是214）以外，其它情况都需要变调。这方面已经有许多系统详尽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做展开。

既然谈变调，就先来谈一下衡山话的音调。王德亚（1999）在《衡山方言与普通话声韵调的对应规律》一文中提出普通话有四个声调，而衡山方言有六个声调，分别是阴平33、阳平11、上声212、阴去45、阳去34、入声24(声调调值用数字表示)。

衡山话的非屈折变调主要出现在叠音词中。在普通话中，叠音名词的第二个音节一般发生轻声音变。而在衡山话的前山话中，叠音词一般不发生轻声音变，而是部分呈现有规律的调值变化。一般说来，未叠声前为阴平（11）的叠声后不发生变调，其余五种叠声后都有可能发生变调，但主要出现在原调为阳去（34）和阳平（11）的情况下。

在亲属称呼语中，原调为阳去（34）的叠声后变成阳平（11）+ 阳去（34），如“妹妹”“弟弟”“舅舅”等；原调为阳平（11）的叠声后变成了阳平（11）+ 阴去（45），如“婶婶”“姨姨”“婆婆”和“姐姐”等；一般来说，原调为阴平（33），则叠音后音调保持不变，如“姑姑”“爹爹”等，但也有一些为可变可不变，如“哥哥”，可读为阴平（33）+ 阴平（33），也可读为阳平（11）+ 阴去（45）。

在儿童用语及成人对儿童使用的语言中，叠声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往往可以观察到变调现象。原调为阴平（33），叠声后一般不产生变调，如：“星星”“圈圈”“车车”“街街”等；原调为阳平（11），叠声后变成阳平（11）+ 阴去（45），如“毛毛”“鞋鞋”“饼饼”“球球”“蛋饽饽”“吃饮饮”（指吃零食）等；原调为阳去（34），叠声后变为阳平（11）+ 阳去（34），如“蛋蛋”“面面”（指面条或脸蛋）“饭饭”等；原调为阴去（45），叠声后读成阳平（11）+ 阴去（45），如“奶奶”（指乳汁或牛奶）等；另外有些更为特殊的是在叠音后，两个叠声字都变调，不读原调，如：原调为上声（212），变调后读作阳平（11）+ 阴去（45），如“手手”“水水”“满满”（意指叔叔）等。以小孩姓名的末尾字的叠声来称呼小孩时也存在以上类似的变调现象，如“文文”“兰兰”等。

在一些以叠声词来表达形状的情况里，变调现象也可以被观察到。如在“铁板板”和“枪杆杆”两词中，“板”和“杆”原音调为上声（212），但在两词中叠音的两个字的调分别为阳平（11）+ 阴去（45）；在“栾椭椭”“冰条条”和“条条筋”（形容瘦小）三个词中，“椭”和“条”原音调是阳平（11），而在三个词中叠词的首字音调不变，但后字读作阴去（45）。

观察到叠声副词的特殊音变现象。如“轻”字的音调为阴平（33），但在“轻轻地”这一副词中，第二个“轻”字的调变成了阴去（45）。

在衡山民谣、童谣中发现有叠词变调现象。如在“摇摇摇，摇到宋家桥，鸡公子吃糯饭，鸭公子吃浮薸，……”这一民谣中，原本音调为阳平(11)的“摇”字读了阳平（11）和阴去（45）两个调，其中夹在中间的“摇”字变成了阴去（45）。

以上为作者对衡山方言中的非屈折变调现象的叠声变调的初步认识和总结。由于是初步研究，难免出现偏差和遗漏，希望能在进一步的认识中逐步完善本文内容。

参考文献：

[1]孙逐明《汉语思维与汉语语法》，原载：http://skychina.94wo.com/index.asp，2004.

[2]王德亚《衡山方言与普通话声韵调的对应规律》，《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3 卷第4期.

（杨晓霖，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