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劝农文对农民的劝化

2006-11-24 15:11
农业考古 2006年4期
关键词:农民

苏 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是以农为本。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农民生存状态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兴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及农民作为立国的根本。元代是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原本以游牧为传统的生产方式,但为了对中原汉地等传统的农耕地区实现更为有效的统治,统治者继承并延袭了历代王朝重农的传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元政府于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委所在亲民长官不妨本职,常为提点。年终通考农事成否,本管上司类申司农司及户部照验,任满之日,于解由内明注此年农桑勤惰,赴部照看,以为殿最。提刑按察司更为体察,期于敦本抑末,功效必成。”(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圣政一·劝农桑》,P45)司农司从此成为了元代管理农业等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虽然其名称及机构设置在以后屡有变动,但其主要职责却一直未有变更,“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2)(《元史》卷87《百官三》,P2188)司农司是元代中央最高的劝农机构,它在地方设置相关的机构,并委派一些官员进行劝农活动;元代的监察机构如提刑按察司等也拥有劝农的职责;同时,元代的地方官吏本身即兼有劝农之衔。因此,元代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劝农机构体系,这些机构以劝课农桑为基本指导思想,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劝农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国家对于农业、农民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关于元代劝农机构的研究,可参见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最高的农业管理机构,大司农司曾经编写《农桑辑要》一书并散发给各级官员作为其劝农的依据,还发布了一些重要的官方文件如《劝农立社事理条画》等来对劝农活动进行具体指导。(3)(《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作为兼有劝农之衔的地方官员,在任期间也会发布劝农文以劝课农桑。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元代官员发布的劝农文主要有几件,分别载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第六十二卷一篇,(4)《墙东类稿》第十卷三篇,(5)《金华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卷一篇,(6)《筠轩集》第十三卷一篇。(7)其中,《秋涧集》同卷还载有劝农诗二十首,可与劝农文的内容相对应,其内容表达简单明了,便于记忆。这些劝农文中,无论从篇幅长短还是从内容的丰富程度来看,都以《秋涧集》劝农文为最优,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其它几篇劝农文来进行讨论。为了便于利用,现将《秋涧集》所收劝农文全文抄录如下:

切惟民生之本在农,农之本在田,衣之本在蚕,蚕之本在桑,耕犁耙种之本在牛,耘锄收获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勤,勤之本在于尽地利,人事之勤、地利之尽,一本于官吏之劝课。夫田功既尽,纵罹水旱尚有所得,仰事俯育,乃克匡生,穑事不勤,虽值农穰,终无所获,赋税、饥寒将何以济,由是而观,克勤者,身之宝,自惰者,家之殃,此劝课所云急也。提刑按察司钦奉圣旨,所至勤课农桑,使职近缘,巡历考照簿书,其耕播栽植之事、勤惰劝率之方,大抵虚文,多失实效,劝农之官、长民之吏,安得不任其责?况今春首,农事方作,巡行劝勉,适在兹时,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惩劝之,所有事条,开列如后:

如田多荒芜者,立限垦断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若无闲田,此最良法。

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禾弟稗,切須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雨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此必然之理也。

二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犁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

所在水利常令修葺,毋得因循废弃,倘遇旱干,独沾丰润,是地利遍惠一方,人力可不加谨,又兼此系朝廷最重之事,切当用意仰体至怀。

桑麻之务,衣服所资,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薅,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入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可采摘。

蚕利最博,养育实难,如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

耕犁之功全藉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羸弱,以尽耕作。其或引重服劳,使长有余力,若有羸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勿擅行屠宰。

鸡豚鹅鸭之属,菜果瓠芋之类,皆可养人,务须繁畜广种,用之接间不为无补,故古人有言:菜不熟曰馑,岂为细事。

时至物成,禾罢禾亚垄亩,更加并力收敛,以防风雨损坏,有失岁计,不惟尽废前功,一饭到口,自行暴弃,良为可惜。

古人蓄积,最为急务,故国无九年之蓄,国非其国也。如平阳、太原两路,例有蓄积,往彳生山下饥荒,鲜闻山上失所,近日官设义仓,正为此也。蓄积之事其可后哉。

织纟壬纺绩,责在女工,可谕家长,戒其慵惰,严立程限,造成端匹,以备妆着,盖非鸟兽,必须温暖可御冬寒,若无衣褐,何以终岁。

或有顽不率教、惰农自安、背本趋末、败坏淳风、朋游群饮称曰事情、酿酒屠牲指为口愿、田务方集耽乐城市,其或别生事端、遭值官司,父兄亲戚理须营救,岂止破坏家产、田产转成荒废,此等切当禁治,毋得轻犯。

有孝悌力田为众表率,汝等举明到官,优加宽恤,如有浮泛杂役可除者,即为蠲免,以劝余人。

据已上事条,仰社长、耆老人等,各于当社时时开陈,随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劝惩之,不致因循苟且,徒文具而已。庶可以作副朝廷爱养元元、务农重谷之本意也,除已暗行体察,不如教者须议省谕各令通知。

从王恽的这篇劝农文来看,其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开篇,开篇首先提出了农桑为衣食之本的观念,而农桑收获的保证在于农民的勤奋,农民勤于耕种才会有好的收获,才可以衣食无忧,缴纳赋税,抵御灾荒。如果农民懒惰,失于耕稼,那么将是家庭苦难祸患的开始,而这正是劝农所要关注的重点。劝农文还指出,劝农活动是提刑按察司尊奉天子的旨意而进行的,这样便可以借至高权力的名义来体现劝农活动的权威性和不可抗拒性。再者,劝农文还指出,现在正值“春首,农事方作”,劝农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州县官以劝农二字系衔”((5)(《劝农文二首》),职责所在,应该尽心而为,不可敷衍了事,让劝农失去实效。由上所述,劝农文开篇以层层递进的方式,一方面说明农桑生产的重要性所在,另一方面也为官员的劝课农桑找到了理论及现实的立脚点。

劝农文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内容是具体的劝农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粪肥的使用。劝农文指出,如果田地较为贫瘠,就要施粪肥,以增加土壤肥力,这样可以保证农作物生长有充足的养分,对于其抵御水旱灾害也大有裨益,故称其“最为良法也”。《劝农诗》云:“粪田。年深莳种薄田畴,粪壤频加自昔留。田果粪余根本壮,纵遭水旱亦丰收。”(4)关于农田施肥的问题,王祯的《农书》也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施粪能改善土壤肥力:“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所以农民应该储存粪肥并用之来肥田,如此“则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8)(《农桑通诀集之三·粪壤篇第八》,P477)可见劝农文所述针对性较强。

二是注重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才会五谷丰登,可是“水旱之不时,此天数也”,(5)(《劝农文二首》),要想降低水旱灾害对于农业的不利影响,就必须注重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堤防必筑以泄水患,陂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备也。”(5)(《劝农文二首》)不能够“人事不尽”,却“诿之天时”,将责任推托给上天,其结果必然是“尔农所以重困。”(5)(《劝农文二首》)《劝农诗》云:“水利。细思水利最无穷,普例灾伤独歉丰。倘有可兴须举似,已成毋得废前功。”(4)

三是主张勤于田间管理。农田要经常锄草,“盖稂莠不除,则禾稼不茂”,“凡谷须锄,乃可滋茂。谚云:锄头自有三寸泽也。”(8)(《农桑通诀集之三·锄治篇第七》,P475)这样庄稼才能长得精壮,产量增加。土地犁过之后,应该耙耢。犁的作用是深耕,而耙的作用是使土壤疏松、作熟,且耙的次数以多为宜,这样土壤才能细实,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耙劳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实粟,难矣。”(8)(《农桑通诀集之二·耙劳篇第五》,P469)劝农文之载与《农书》所记十分吻合。《劝农诗》云:“勤锄。锄头有雨润非常,此是田家耐旱方。果使锄头功绩到,结多得米更精良。”(4)

四推广桑麻种植。种植粮食作物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而衣服问题就要靠桑麻来解决了。对于桑麻的种植,劝农文也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文中提到深坑种植法是符合桑树生长规律的。同时,王恽认为养蚕是获利最博的生业,并举山东农民养蚕致富的例子来作为鼓励,希望农民可以多从事桑蚕养殖,依据蚕书所提供的技术方法,最终“可收倍利”。 劝农文此处也突出体现了其富裕农民的经济思想。《劝农诗》云:“种桑。年年劝汝盛栽桑,相度田园土脉长。属汝一根如法种,明年要见百根长。”(4)

五重视耕牛的养护。耕牛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的作用十分突出,“耕犁耙种之本在牛”,王祯《农书》也指出:“牛之为物,切于农用。”(8)(《农桑通诀集之五·畜养篇第十四·养牛类》,P493)既然,耕牛对于农业生产如此重要,自然应当勤加爱护,精心调养,使其能够长久的从事耕作。即便老弱之时,也不可擅自屠宰。《劝农诗》云:“屠宰。上司禁汝莫屠牛,间有人来告事由。岂止到官刑罪惨,怨仇相结几时休。”(4)

六提倡家禽的养殖及蔬菜瓜果的栽种。这些可以作为家庭生产的副业来进行,饲养家禽、种植瓜果蔬菜,一方面可以丰富食物的来源,增加食物的营养结构,在粮食短缺时,也可以用来接济生活。另外还可以将其货卖,补贴家用,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

七重视农作物的收获及蓄积。庄稼成熟就应该及时的收割,以防止风雨的损坏,避免辛苦劳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收获之后要注重蓄积,粮食储备对于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是其兴衰的原因所在。“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矣。”(8)(《农桑通诀集之四·蓄积篇第十二》,P487)而对于普通民众,其作用更为直接,充足的粮食储备可以平安的度过饥荒之年,所以最为要务。《秋涧集》劝农文在此还举出平阳、太原两路重视积畜而免遭灾荒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希望农民给予足够的重视。王祯也提到,“尝闻山西汾晋之俗,居常积谷,俭矣足用,虽间有饥歉之岁,庶免夫流离之患也。”(8)(《农桑通诀集之四·蓄积篇第十二》,P488)看来王恽所言不虚。

上述内容多是针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问题,或是提供解决的办法,或是推广相关的先进经验,较为切实可行,具有实践意义。在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的同时,劝农文还将劝化农村社会的风俗作为重点,期望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点在六篇劝农文当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劝农文对于社会风俗的劝化,首先体现在一个“勤”字上。“人之本在勤,”(4),它要求农民“勤于务本”,那么农民的本是什么呢?“农之本在田”(4),农民要以耕种土地为根本,也就是服田力穑,“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劳之意,不用力不勤劳即是惰农,惰农安有秋成之望?”(5)(《劝农文二首》)所以,不仅要以耕种土地为根本,还要勤于耕种,“勤之本在于尽地利”(4),勤于耕种,以尽地利,必然会得到土地的回报,“昔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为田六百亩,理田勤则岁增粟百八十万石,不勤则岁减粟百八十万石,勤与否之利害相远如此。”(6)(《诸暨州劝农文》)古人的事迹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勤与惰截然不同的结果,劝农文就是通过这样鲜明的事例来劝导农民,“欲尽地力者,亦在乎尽人力而已,诚能率而子弟,竭共四肢之力以从事于南亩,将见富岁之入弗减益增,蓄积既多,纵有旱涝可无乏食之虑。”(6)(《诸暨州劝农文》)“是以地无遗利,民无趋末,田野治而禾稼遂,仓廪实而府库充,则斯民宁复有饿殍流离之患哉?”(8)(《农桑通诀集之四·劝助篇第十》,P483)劝“勤”最终的落脚点一方面在于使农民勤于农业生产,这样可以保证衣食之需,有了积蓄还可以抵御灾荒,国家的赋税也有了保证;另外使农民安于田亩,专注于务本,农民就不会“趋末”。

男务耕田,女务纺织,这是小农家庭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原则,“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饥寒之患,则不肖之心生。”(5)(《劝农文二首》)王祯也说:“农夫受饥寒之苦,见游惰之樂反从而羡之,至去垅亩,弃耒耜而趋之,是民之害也,游岂特逐末而已哉?”(8)(《农桑通诀集之一·孝弟力田篇第三》,P463)劝农文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防止农民舍本逐末,不勤于耕稼,甚至离开田亩而从事“末业”。一旦农民安于游惰或者大量离开土地转向其它行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必定减少,田亩缺少足够的人力耕种,地利不能尽,庄稼收成一定会大受影响,而失去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后果都是较为严重的。而且农民如果不专注于本业,游离于田亩之外,必然会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好勇斗狠、博奕饮酒、聚其淫祀、驱诱良民”等(5)(《戊辰劝农文》),也就是王恽所指出的“或有顽不率教、惰农自安、背本趋末、败坏淳风、朋游群饮称曰事情、酿酒屠牲指为口愿、田务方集耽乐城市,其或别生事端、遭值官司,父兄亲戚理须营救,岂止破坏家产、田产转成荒废。”(4)此等状况的发生,已经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发展和稳定,无论对于国家和个人都绝不是一件好事,故而政府将其视为劝教的重点,希望通过劝农文来告诫农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则家道肥,男耕女织不事游荡则衣食裕,毋赌博纵酒食以破家,毋犯上讦阴私以败俗,斗狠违法者伤身,欺诈反复者致祸,皆尔农所当戒也。”(7)(《本路劝农文》)

劝农文之所以刻意强调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其终极目的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及考虑。统治者反复规劝农民要孝悌力田,勤于务本、不事末业,通过这些劝导向农民灌输一种生活态度,希望农民在这种生活态度的指引下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并时刻的遵循着它,那就是人人恪守本份、勤于农亩,家家孝悌忠信,没有赌博酗酒、欺诈争讼、斗狠违法、犯上作乱等事,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农村社会。

劝农文对于其劝农目的的实施也是通过多种途径的。首先,劝农官员将劝农职责委托给地方基层组织的社长,利用他们来完成对于农民的劝教:“仰社长、耆老人等,各于当社时时开陈,随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劝惩之,不致因循苟且,徒文具而已。”(4)元初立社本为劝农:“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专一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桑,不致惰废。”(1)(卷23《户部九·农桑·立社·劝农立社事理》,P993)为了保障社长劝农得以顺利进行,取得实效,元政府还以国家权威作为其后盾,“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从社长丁宁教训,如是不改,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对社众审问是实,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如本人知耻改过,从社长保明申官,毁去粉壁,如是不改,但遇本社合着夫役,替民应当,候能自新,方许除籍。”(1)(卷23《户部九·农桑·立社·劝农立社事理》,P997)由此也可以看出,劝农文表面看来是一种温和的劝教,实际上背后潜藏的是国家机器的支持,“邦有常刑,罪及尔身,弗可悔。”(5)(《戊辰劝农文》)

同时,劝农文的实施也要依靠民间势力,也就是“耆老人等”。这些耆老人等多半在农村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拥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能对农村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统治者也是看重了这一点,所以也依靠他们来实现劝农的目的。每年农作方兴,劝农官员总要“率其属以延见父老”,“ 诫之农事,礼也。”(5)(《劝农文二首》)延见这些耆老之意一方面希望他们劝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尔等一乡之老,当帅一乡之子弟,胥训告胥教诲,浚乃沟洫、慎乃堤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畎,事事有备,有备无患”。(5)(《戊辰劝农文》)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劝化农村风俗,“父老率乡之子弟,惟勤惟谨、勿惰勿游、勿好勇斗狠、勿饮博争讼,惟耕蚕是务。”(5)(《劝农文二首》)这种语句在六篇劝农文中都有出现。结合上述情况,恐怕劝农活动首先要劝谕的就是社长、耆老人等,再由他们将劝农文传达到农民中间,利用他们在农村社会的职责和威信来实现劝农的目的。这种方式可能更为切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社长、耆老人等本身生活在乡村中,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较为了解,社会关系基础较好,更容易接近普通农民,沟通更为便利,农民也愿意接受。而这些条件,劝农官员多是不具备的。正因为劝农官员不具备社长、耆老人等的这些优势特点,当他們亲自下乡、直接劝农之时,由于缺乏乡土感情和地域背景,“虽课督之令,家至而户说之,民亦不知所劝也。”(8)(《农桑通诀集之四·劝助篇第十》,P484)这样,劝农反而会变成扰农及害农。当然,劝农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

再者,统治者还寄希望于学校教育来劝化乡里,“今天下郡县有学,乡社有学,门塾有学,皆立教法使人趋善而避恶也。”(7)(《本路劝农文》)根据史料记载,元代基层村社都设置有学校,元政府规定,“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义,敦本抑末。”(1)(卷23《户部九·农桑·立社·劝农立社事理》,P997 )社学的设立是以加强农村教育为着眼点的,《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所设学校二万一千三百余”。(2)(卷16《世祖本纪十三》,P354)这两万多所学校里,绝大部分应该是社学。社学的大量建立为农村进行学校教育创造了现实的条件,“农时有隙,子弟各入乡学,习以孝悌忠信,所以崇乡里之化也。”(5)(劝农文二首)农民学习孝悌忠信,一方面有助于“力田”,“夫孝悌者,本性之所固也;力田者,本业之所当为”,(8)(《农桑通诀集之一·孝弟力田篇第三》,P463)“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也。”(8)(《农桑通诀集之一·孝弟力田篇第三》,P462)当然,国家对于此也是给予鼓励的,“有孝悌力田为众表率,汝等举明到官,优加宽恤,如有浮泛杂役可除者,即为蠲免,以劝余人。”(4)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农民在思想上得到教化,自然会去遵循儒家的纲常礼制,遵循这套礼制,也就是自觉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而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

就劝农文本身来说,它是元代劝农政策的产物。一方面,它以农业生产为劝导重点,并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它注重农村社会的风俗与秩序的劝化与调整,并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来实现其目的。尽管其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这种对于社会风俗以及社会秩序的劝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不仅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同时有助于农村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2)(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通制条格》[M].方龄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5)(元)陆文圭《墙东类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黄氵晋,《金华黄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7)(元)唐元,《筠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元)王祯,《东鲁王氏农书》[M].缪启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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