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刘　瑜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

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最近美国的最低工资法案问题，就体现了这种复杂。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其提高，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很快就于20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可惜，1月众议院刚通过议案，2月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十年内给小企业减税八十三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们这不是跟我们对着于吗?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终结果是：每小时最低工资从五美元十五美分增加到七美元二十五美分，同时五年内给小企业减税四十八亿美元。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如果说“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串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我们来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雇佣了七个人，每个人一小时的工资是五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七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七个员工裁成五个。这时候，这五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可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人失业率增加1％—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能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好吧，贸易保护主义p自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但是怎么做?强制企业不得解雇老工人、规定雇佣新工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目共睹。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其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真正冲击的，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大公司，而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商店，一旦它们因为劳动力成本破产、或通过裁员来维持低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提出最低工资法案时，就建立了一系列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至于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提高最低工资，同样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对小企业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勞动力培训……

总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问题，而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将可能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