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就是救自己及其他

看客的悲哀

有人养了一群猴，常宰猴待客。当客人光临时，他会穿上白大褂领着客人挑选猴子。笼子里的猴子们非常紧张，拼命地往后躲。当客人选中一只猴子时，其他的猴子就使劲把它往外推。被推出去的猴子，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一动不动地任人宰割。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这只猴子被杀掉。这一幕不断重复上演，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杀了。

假如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并不是没有机会逃掉。但是，每只猴子并不知道其他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们在反抗与躲闪的策略选择中，都选择了躲闪，抓到谁算谁倒霉，都宁愿苟且偷生，陷入“囚徒困境”。猴子们都成了“看客”，殊不知，今日的“看客”，可能就是明日的被宰者。

猴子如此，人又如何呢?

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德国神父马丁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铭文，其表达的要旨，恰似上面的“待宰猴悲剧”：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袖手旁观与多管闲事

小贼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行窃时，旁观者都看到了，却都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人不是自己，何必多管闲事，又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受到伤害；而不多管闲事虽然没有收益，但也不受损失，那何必要多管闲事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结果，小贼们更加肆无忌惮，在公共场所行窃屡屡得逞。

小贼们通常团伙作案，在偷东西时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倘若谁多管闲事，就对谁大打出手!旁观者想，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假如个别旁观者多管闲事，而小贼不对该旁观者大打出手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旁观者抓小贼，现在将有可能被抓，因此，小贼必然对打抱不平者大打出手。结果，经过这番博弈，小贼偷东西时，旁观者不多管闲事，小贼也不大打出手。

如此的群体不作为，使社会风气恶化，偷窃行为猖獗而难以杜绝。对每个人来说，即使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概率就增加了。长此以往，大家的处境比以前更差。

看来，要使旁观者采取“多管闲事”策略，而非“不多管闲事”策略，应该加大采取“多管闲事”策略的收益，而减少“不多管闲事”的收益。当“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大于“不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时，旁观者就会采取“多管闲事”的策略。

这样，博弈的过程就变化了：当小贼偷东西时，尽管旁观者认为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假如旁观者是道德感强的人，那么博弈结局是旁观者多管闲事，小贼大打出手，从而小贼有可能被抓住。

见义不为与见义勇为

鲁迅先生在《药》里描绘了“看客”的丑态：“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鲁迅先生将看客行为视为中国人的一大劣根性。

据《大河报》报道，2005年4月27日夜，在河南宝丰县建筑公司附近，有一名歹徒将一名二十三岁的女青年摁倒在地，试图强奸。女青年大声呼救，但令人痛心的是，闻声而来的十多名“好事者”，竟然没有一人出手制止。直到从此路过的林先生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暴行才被制止。

面对歹徒行凶，旁观者面临博弈选择：当勇士见义勇为，当看客见义消极不为。这是一个类似“活着还是死去”的两难命题。勇士流血又流泪的悲痛现实，让我们也不能无端地把什么责任都完全归为看客的冷漠，因为至少，看客的生命也是需要保全的。而在没有一个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大力救济制度之下，鲁莽的勇士和无谓的牺牲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一个“理性人”，面对邪恶，会很自然地进行“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博弈。一方面，道德感驱使他见义勇为；另一方面他自然又会想到：我会不会因此受伤?一旦受伤，谁负责我的医药费?我的家人怎么办?这些都是很现实的想法。事实上，看客不能将道德的冲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原因也正是如此。给看客见义勇为的胆子，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为他们打消后顾之忧，替他们承担因见义勇为而带来的各种损失。

从法理学的角度讲，见义勇为者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补偿，但这里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受益人的支付能力。让有钱人补偿救自己的见义勇为者可能相对容易，但经济贫困者就很难做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为见义勇为者承担做好事之后的各种风险，给英雄以合理的物质补偿和精神褒奖。那些想见义勇为的人，在消除了各种疑虑之后，面对危险也很可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拯救别人与拯救自己

一天深夜，一位先生沿着一条昏暗的小路回家。经过一片丛林，他突然听到有挣扎的喘息声，慌忙停下脚步仔细听。发现是两个人在扭打，间或夹杂着衣服撕裂声。他立刻明白：一个女人正在被袭击!

他想，到底我该不该介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呢?

他很后悔，为什么今天晚上要选这条小路回家。假如自己成为另一个牺牲者怎么办啊?是不是该跑到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给警察就算了呢?

那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好像无休无止，但实际上没有几秒钟，听得出来那个女孩的挣扎声越来越微弱，他决定一定要有所行动。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立刻冲到丛林后面，将歹徒从那个女人身边拉开。随后他和歹徒扭打成一团。

最后，歹徒终于放弃，跳起来逃跑了。他气喘吁吁地爬起身来，那个蹲踞在黑暗之中的女孩仍在啜泣和不停地发抖。

他跟那女孩保持着一段距离，慢慢地说：“好了，那个人已经走了，你现在安全了。”

一段很长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带着不可思议的惊讶：“爸爸!是我啊。”

在这个故事当中，男主角冒着生命危险去援助一个受侵袭的弱女子，结果，他救回的是他自己的女儿!

这个故事对于那些见义不为的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实，拯救别人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选自高志明著《生存博弈：现实社会中的策略竞争》中国长安出版社版】

看客的悲哀

有人养了一群猴，常宰猴待客。当客人光临时，他会穿上白大褂领着客人挑选猴子。笼子里的猴子们非常紧张，拼命地往后躲。当客人选中一只猴子时，其他的猴子就使劲把它往外推。被推出去的猴子，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一动不动地任人宰割。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这只猴子被杀掉。这一幕不断重复上演，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殺了。

假如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并不是没有机会逃掉。但是，每只猴子并不知道其他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们在反抗与躲闪的策略选择中，都选择了躲闪，抓到谁算谁倒霉，都宁愿苟且偷生，陷入“囚徒困境”。猴子们都成了“看客”，殊不知，今日的“看客”，可能就是明日的被宰者。

猴子如此，人又如何呢?

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德国神父马丁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铭文，其表达的要旨，恰似上面的“待宰猴悲剧”：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袖手旁观与多管闲事

小贼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行窃时，旁观者都看到了，却都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人不是自己，何必多管闲事，又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受到伤害；而不多管闲事虽然没有收益，但也不受损失，那何必要多管闲事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结果，小贼们更加肆无忌惮，在公共场所行窃屡屡得逞。

小贼们通常团伙作案，在偷东西时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倘若谁多管闲事，就对谁大打出手!旁观者想，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假如个别旁观者多管闲事，而小贼不对该旁观者大打出手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旁观者抓小贼，现在将有可能被抓，因此，小贼必然对打抱不平者大打出手。结果，经过这番博弈，小贼偷东西时，旁观者不多管闲事，小贼也不大打出手。

如此的群体不作为，使社会风气恶化，偷窃行为猖獗而难以杜绝。对每个人来说，即使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概率就增加了。长此以往，大家的处境比以前更差。

看来，要使旁观者采取“多管闲事”策略，而非“不多管闲事”策略，应该加大采取“多管闲事”策略的收益，而减少“不多管闲事”的收益。当“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大于“不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时，旁观者就会采取“多管闲事”的策略。

这样，博弈的过程就变化了：当小贼偷东西时，尽管旁观者认为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假如旁观者是道德感强的人，那么博弈结局是旁观者多管闲事，小贼大打出手，从而小贼有可能被抓住。

见义不为与见义勇为

鲁迅先生在《药》里描绘了“看客”的丑态：“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鲁迅先生将看客行为视为中国人的一大劣根性。

据《大河报》报道，2005年4月27日夜，在河南宝丰县建筑公司附近，有一名歹徒将一名二十三岁的女青年摁倒在地，试图强奸。女青年大声呼救，但令人痛心的是，闻声而来的十多名“好事者”，竟然没有一人出手制止。直到从此路过的林先生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暴行才被制止。

面对歹徒行凶，旁观者面临博弈选择：当勇士见义勇为，当看客见义消极不为。这是一个类似“活着还是死去”的两难命题。勇士流血又流泪的悲痛现实，让我们也不能无端地把什么责任都完全归为看客的冷漠，因为至少，看客的生命也是需要保全的。而在没有一个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大力救济制度之下，鲁莽的勇士和无谓的牺牲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一个“理性人”，面对邪恶，会很自然地进行“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博弈。一方面，道德感驱使他见义勇为；另一方面他自然又会想到：我会不会因此受伤?一旦受伤，谁负责我的医药费?我的家人怎么办?这些都是很现实的想法。事实上，看客不能将道德的冲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原因也正是如此。给看客见义勇为的胆子，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为他们打消后顾之忧，替他们承担因见义勇为而带来的各种损失。

从法理学的角度讲，见义勇为者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补偿，但这里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受益人的支付能力。让有钱人补偿救自己的见义勇为者可能相对容易，但经济贫困者就很难做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为见义勇为者承担做好事之后的各种风险，给英雄以合理的物质补偿和精神褒奖。那些想见义勇为的人，在消除了各种疑虑之后，面对危险也很可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拯救别人与拯救自己

一天深夜，一位先生沿着一条昏暗的小路回家。经过一片丛林，他突然听到有挣扎的喘息声，慌忙停下脚步仔细听。发现是两个人在扭打，间或夹杂着衣服撕裂声。他立刻明白：一个女人正在被袭击!

他想，到底我该不该介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呢?

他很后悔，为什么今天晚上要选这条小路回家。假如自己成为另一个牺牲者怎么办啊?是不是该跑到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给警察就算了呢?

那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好像无休无止，但实际上没有几秒钟，听得出来那个女孩的挣扎声越来越微弱，他决定一定要有所行动。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立刻冲到丛林后面，将歹徒从那个女人身边拉开。随后他和歹徒扭打成一团。

最后，歹徒终于放弃，跳起来逃跑了。他气喘吁吁地爬起身来，那个蹲踞在黑暗之中的女孩仍在啜泣和不停地发抖。

他跟那女孩保持着一段距离，慢慢地说：“好了，那个人已经走了，你现在安全了。”

一段很长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带着不可思议的惊讶：“爸爸!是我啊。”

在这个故事当中，男主角冒着生命危险去援助一个受侵袭的弱女子，结果，他救回的是他自己的女儿!

这个故事对于那些见义不为的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实，拯救别人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选自高志明著《生存博弈：现实社会中的策略竞争》中国长安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