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

金陵客

读张宏杰先生《秦始皇的素质和能力》一文(《同舟共进》2007年第3期)，笔者认为，文中对秦始皇时代君臣关系的判断，值得推敲。张宏杰先生说：“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始皇本纪》，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笔者以为这个判断不能成立。

不可否认，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确实有阳光的一面。在其“续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的奋斗过程中，始皇不但虚心接受臣下意见，连普通百姓的批评都十分重视。李斯的《谏逐客书》是千古名文，妇孺皆知，可以不说。只说魏国人姚贾，出身“世监门子”，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根本无地位可言，奉命出使四国三年，大有成绩，始皇拜为上卿，封千户。韩非却攻击他乱花公款，谋取私利。始皇立即责问姚贾，姚贾说，自己交结诸侯的确动用了国家钱财，但这并不表示谋取私利，如果不交结诸侯，就无法达到外交目的。他还劝谏始皇，用人的原则应是“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姚贾的这些意见，不仅是为自己开脱，而且等于批评秦始皇没有掌握科学的用人之道。出人意料的是，始皇竟欣然接受了姚贾的批评，仍委以外交重任。他的“礼贤下士”，不仅施于李斯和姚贾两人，像茅焦、顿弱这些敢于直言劝谏，尉缭、王翦这些善于谋划霸业或者统兵打仗的人，始皇无不礼让有加。

但是，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同样存在阴暗面，而且暗无天日。他对臣下“礼贤下士”的态度，到统一天下后就烟消云散了。《始皇本纪》说他“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也就是让人当面给他歌功颂德。周青臣“进颂”“陛下神灵明圣”云云，淳于越却犯颜直谏，说“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假如始皇这时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不难区分谁是谁非；假如他还能继续保持“礼贤下士”的心态，真心欢迎臣下的批评意见，像淳于越这样的直言者就会继续为朝廷出谋划策，帮助始皇提高执政水平；假如他还能以开创君臣关系荣膺“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为己任，后来的焚书坑儒也许就能避免了。可惜，这时的始皇，已经没有了创业初期那种从善如流的心胸和眼光。你淳于越当面斥责周青臣拍马屁不是忠臣，不就等于批评皇帝喜欢别人拍马屁吗?结果可想而知，焚书坑儒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焦竑《焦氏笔乘》卷三说：“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钱穆《秦汉史》第一章说：“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深，为祸之烈也。”而一旦焚书坑儒之事发生，“礼贤下士”从此结束，大秦王朝就离垮台不远了。观察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不能对焚书坑儒事件视而不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称“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恶也”。

始皇的“礼贤下士”，说穿了，不过为了求计，绝非求过。创业阶段，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广揽贤才为自己服务，他的确做到了“礼贤下士”；一旦事业成功，以为功盖天下，再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更不知“礼贤下士”为何物。曾受过始皇“礼贤下士”待遇的尉缭说“秦王为人”“居约易出入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因此他一心想逃离秦国。我看，这才是对始皇时代君臣关系最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