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中国文化最大的毒瘤

寒　石　文　雨

策划/本刊编辑部

10月12日，同济大学大四学生吕德鑫背负着助学贷款的债务毅然选择了退学复读，再战高考。

11月中旬，南京理工大学人文科学院教授王汉清率领的课题组，通过为期1年的研究，对外公布了有悖于人们传统印象的结论一学习成绩基本不能反映创新能力。他们选取50道世界权威的“威廉斯创造力倾向试题”，在南京4所高校中随机抽取426名文、理、工科大学生进行“实际测量”。结果发现，创造力倾向随着高考成绩的提高略显下降趋势，学习成绩在“中间段”的学生，比“两头冒尖”的学生更容易出科技创新成果。

11月14日，上海商学院一女生宿舍着火，得以逃生的两名女生端着脸盆去水房打水，准备用来泼“热得快”引起的火苗，其余四位女生慌乱中从6楼跳下当场身亡。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确认参加考试人数77.5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一夜之间，“国考炮灭”、“当了公务员考试的分母”、“国考陪跑小能手”等带有自嘲意味的签名充斥了QQ和MSN的签名档。

随着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临近，早在一个多月前，不少高校的大学英语教研室统一安排，不再上英语课文：剩下的时间，做试卷、讲习题，并且把班级分成四级班和六级班，分开来上课，有针对性地复习。课堂上，老师给学生灌输考试“技巧”，传授做题的“经验”与“方法”。学生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试。拿到学位，在找工作的时候比别人岛一个筹码，在某高校的海报栏，一张大海报上赫然写着“高端访谈”四个大字，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要来个什么大人物，却原来是某四、六级考试研究的专家要来办培训班，提前做个讲座预热查传。用“高端访谈”来形容四六、级讲座，说明考试已成为大学生活的重中之重。而像牛皮癣一样四处张贴的“四、六级包过”的小广告，还有那些横行在网络上的用来考试作弊的现代化仪器与设备的广告，都表明了这是个大学英语应试的狂欢时代。

我们，被应试教育格式化了

对应试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前两年有人大委员厉声痛斥应试教育让孩子走上犯罪道路。近来接踵而至的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新闻，则把基础教育阶段已被批判得热火朝天却又异常顽固的应试教育，又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应试教育，从我们对它进行批判之日起，它已经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席卷大学校园。套用王朔的话：“臭鸡蛋还用吃吗?臭鸡蛋闻一下就知道是臭的了，根本就用不着品其味。”大学以前，教育天天围绕着高考，一切为了高考，由此不难想象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怎样一副模样。大学的过分自由让刚刚走出圈养的大学新生们过度放纵，失去了方向。而大学的课程设置又严重脱离社会，一切学习都冲着毕业证和学位证，更无从谈起生命教育。当危机来临，他们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无力面对，导致悲剧的发生。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小孩要乖”。乖，意味着对现有秩序和知识体系的默认，对任何具有反叛性思想的抛弃，把本来拥有无限可能的头脑格式化，统一成一种人，一种应付考试以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人。这种应付贯穿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呈现抛物线的发展态势，在幼儿园的时候相对轻松，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达到顶峰，进了大学又彻底松懈下来。

西方国家的教育跟我们很大的区别就是一大学教育宽进严出。在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中学后，需要你调动自己的整个知识框架和创新思维，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纸大学毕业文凭。所以，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典礼，是极其隆重和荣耀的，在很多电影镜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举家出席孩子毕业典礼的场景。而我们的大学，平时教室空空。到了期末人满为患，临者了复印笔记、背笔记，就能轻松过关。我们没有隆重的毕业典礼，学校发毕业证就像发作业本，大学毕业显得仓促，大学毕业生显得廉价。

拿着廉价的大学毕业证书，也意味着我们被成功地格式化，输送到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却因十几年来的应试思维，让我们在招聘单位面前手足无措。因而，近来关于名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的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生去一家外企面试，考官中的一位老外问他是否可以明确地辨认出美元，他摇了摇头；问他是否认识英镑，他的答案仍然是“否”：老外又问他能否说出一般日常药品的名称，他的答案是“some of them”。这下，轮到老外疑惑了：“你在大学学了些什么?”该学生回答道：“英美文学、语言学、语言文化……大学里有很多的英语等级考试，我非常辛苦地背了成千上万个单词。”老外却是笑笑：“其实应付考试你只需要一本字典就够了，不需要老师，不需要上大学。你知道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有多少词汇量吗?我告诉你，2000。你需要做的就是把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都能表达出来，而不是去做一个考试机器。”面试结果可想而知。

索罗斯之所以能成为投资大家，不在于他的股票、货币知识有多渊博，而在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工作中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在于我们在学校里培养了怎样的思维方式。应试教育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忽视了日常的需要。让我们成为分数的奴隶，生活的盲人。

所以，大学生要想从大学的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只能自觉地实现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提升思维判断能力，而不能将视野局限在课堂和应付考试上。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

自我决策能力。在未来的工作中，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像在学校那样有老师给你指导，而必须靠自己迅速作出决定，及时予以处理。这就需要你平时多参加一些活动，在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前程。比如，许多用人学校在挑选毕业生时，往往注重的是毕业生的试讲能力和试讲效果，而不只是他们的专业考试成绩。大学生应注意克服只注重理论学习而轻视实践操作的倾向，通过打短工、实习的形式接触社会。

社交能力。大学生步入社会后，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可以锻炼自己的胆量，也能掌握与人交往的诀窍。

组织管理能力。近年来，许多用人单位在录用大学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往往会优先考虑那些曾担任过学生干部，具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毕业生，纯“书生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去学生会或团委镀金吧，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四年里。你们要学习学校传授的知识、技能等硬能力，更要通过一些社会实践和勤工助学培养自己的创新、团队精神等软能力，不被应试教育牵着鼻子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应届大学毕业生普遍达不到工作要求的能力水平

麦可思发布的2008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年度报告中指出：在工作要求的最重要的五项能力上，应届大学毕业生普遍达不到工作要求的能办水平。

这五项能力是：积极学习、学习方法、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聆听、理解他人。工作能力的最高水平是100％，企业一般要

求员工达到40％以上，毕业生掌握的水平与企业的要求有3－6个百分点的差距。

优等生，跟同龄人没了交集

重庆大学机械设计及自动化2008级陈坤

倒了几趟车，终于抵达大学城。若不是校门口醒目的“重庆大学”四个宇，我们难以把它从众多的学校中区分出来。新修的大学城，整齐划一，个个都像公园，这里没有了市区的喧闹，多了几分田园的感觉。当然，这是以牺牲学校个性为前提的，几乎每个学校都挖了河或湖，就连教学楼也是一个色调的。

冬天，阳光不会眷恋山城，整个校园有些像被伏地魔阴影笼罩下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阴沉沉的。踩着金黄的银杏叶，路边是海报张贴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报中，很少看到往年这个时候批量张贴的招聘广告，偶尔有那么一两张，紧巴巴地粘在海报栏上，似乎怕风一吹就飞了。有一些心理辅导讲座的预告，同学们多是匆匆看一眼就飘过了，高校里哪年没几个跳楼的?何况这些讲座，大多时候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或是事后诸葛亮般地热闹一阵。海报栏上，考研辅导班的广告，比比皆是。冲刺阶段了，哪家都要打个牌子出来，号称自家命中历年的英语和政治题多少多少，无非是把一些知识揉瓷实了，往学生的脑子里塞。

理工科院校的学风，历来口碑好，重庆大学也不例外。这里的自习教室挤满了人，除了操场上那些上体育课的和路上行色匆匆的学生，几乎看不到更多的人影。

陈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瘦弱的男生背着书包急急地往教学楼走，似乎前面等待着他的依然是高考。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高考对陈坤的影响还在延续。这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学生，从初一开始，他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复旦大学。在这一点上，他跟很多同龄人不一样，父母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偷偷地看小说或打游戏。每学期在实验班排名前十的成绩，也总能带给陈坤踏实感，自己离复旦更近了。

进了重点高中，陈坤把最爱的篮球搁置在了一边。老师也在班级里明确表示过不许自己的学生在他的眼皮底下打篮球。要求学生们拿出所有的精力应付高考。这下，学习真的成了陈坤的唯一。即便是在熄灯前的那段时光，宿舍里的同学忙里偷闲地聊些闲话，陈坤也是在心底里想着某道题的解题思路。于是，当同学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往往只能成为倾听者。

三年里，陈坤几乎没碰过篮球，偶尔目光触及飞跃在球场上的身影，他的眼里会燃起一丝光亮，然后迅速地暗淡下去。身子越来越瘦了，大脑思考得越来越多了。在诸多模拟题和真题的狂轰滥炸下，陈坤对题型了如指掌，比如，数学考卷最后三个大题一般都是难题，解题思路比较复杂，大多人就是输在这三道题上，而陈坤在这三道题上很少失手。做多了难题的陈坤信心满满地走进了考场。数学最后那道大题，简单得让陈坤觉得不可思议。按照以往做真题的经验，这道题无论如何不该如此轻易地算出答案。陈坤想自己肯定哪一步算错了，于是越想越复杂，最后竟怎样也算不出答案。

估分的时候，对完答案，陈坤傻了眼，那道数学题自己最初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最后，630分的成绩，陈坤以几分之差落榜于在四川招生的复旦大学，走进了重庆大学。

提及得知分数后的感受，陈坤目光延伸至远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花了半个月时间才能接受眼下的现实。那么，对于平时成绩优异的他来说，一次高考决定了他的命运，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公平?陈坤似乎并没意识到这点。他始终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自己没考好只能说明自己复习得不充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然而，他无法说服自己的是，这十几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让他变得很是机械化，缺少创意，他跟他的同龄人除了学习之外很难有交集。现在，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每个人都有无穷尽的话题，体育、娱乐、明星陈坤却没有一个插得上话，那些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领地，就连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跟自己同名同姓的影视明星，他也是被同学们说笑后才知道的。学校里丰富的社团活动，他也想参加，可是看看自己，除了学习好，几乎没有什么特长。陈坤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无知，但是除了日复一日地去听课、自习外，他还没有想到什么改变自己的方法。

我是一个200G的移动硬盘次品

西安外国语学院中文系2007级刘亮

天刚刚亮，便从床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蹭下床去，闭着眼睛拿着洗漱用具去了水房，抹了两把脸刷了几下牙，换上衣服就去了楼下的自习室。平时空荡荡的自习室，现在坐满了人。一直面书思过直到中午。吃完了中饭，稍微休息了会儿，又赶紧提著书包，赶到了教室。晚上十一点，宿舍灯熄了，拿出充好电的应急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困虫爬满整个面庞，凉水、清凉油也是没有用的，一觉醒来恍如隔世却只是过去十几分钟而已，但也觉得很满足了。睡眼尚且蒙咙，再次奋笔疾书，也许写的是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刘亮没有想到进了大学，自己依然要重复这样的生活轨迹。不过，还好时间不长，最多一个月。

剐开学，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来传授经验，某某老师的课很好过，平时不用怎么认真听课，考试前几天抓紧点，考个理想分数还是很容易的。

的确如此，最后一节课上，老师向大家许诺，70％的考试内容都在他划的范围里了，只要大家用功复习，过关是没有问题的。

用功复习?应该是用功背诵吧，从小学背到大学，背一路忘一路。刘亮觉得自己无非就是一个200G的移动硬盘次品——无数次地刻入，无数次地输出，而且还是短时间、大容量地输入输出，质量多好的硬盘也容易坏。刘亮越来越讨厌这样的考试了，再也不想跟自己的记忆力过不去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评选优秀学生，毕业推荐……这一切都与成绩挂钩。

大一考试前，还开了两天通宵，刘亮才把该背的背完。那时，他还挺后悔的，要是平时多学点就好了，这会也不用这么痛苦了。可惜每每到了新的学期，遇到无聊的老师，无聊的课程，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期末的那几天。

在大学里，期末复习的人相当多，甚至很多人通宵达旦复习备考，连学校也为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开设通宵教室方便大家复习。谁都知道考前一个礼拜是最重要的。因为临时抱佛脚绝对是有用的，不管平时上课你有多认真或多不认真，只要考前一个礼拜把握好了，考试就不会有问题。

谈起对大学考试的感觉，刘亮说了这么一句话：“期末复习就好像是拼命塞东西给自己吃，塞到不行了，快要吐了，没毅力的就放弃，有毅力的就死忍。考完一科就代表可以吐了，不管自己抠喉还是塞到要吐，反正就得吐出来，吐到没得吐了，继续塞下一科的粮食。就这样，塞完就吐，吐完再塞。一遍、两遍、三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的胃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变态的进食方法，最终就好比是设吃过，甚至连吃过也算不上……”

即将大学毕业，却退回到高中课堂

同济大学2005级自动化退学学生吕德鑫

周末早上，济南市经十西路209号一楼的教室里，戴眼镜的男老师正声音洪亮地讲解电磁感应易错题，讲得激动了，双臂飞舞。台下的学生们神情专注，目光追随着老师的身影。

经历过高考的挫败，他们走进了山东大智考试培训学校高考复读部。比起应届高三生来，他们更能感知到高考的压力。在这群人中，一位个子不高的男生显得有些特别。他看上去比身边的人年长，老师问题一抛出，他几乎能够马上精确无误地报出答案。

他就是10月12日才到山东大智考试培训学校高考复读部报到的吕德鑫，比学校开学整整晚了一个多月。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报到?吕德鑫在那一个多月里还是有过挣扎的。毕竟，他的大学毕业证唾手可得。身为2005年山东省德州齐河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吕德鑫听说自动化专业很热门，毕业后好找工作，而上海又是中国经济的活跃地带，他便报了同济大学的自动化专业。

一切顺利的话，明年的6月份，他就可以拿到同济大学的毕业证书了。在这个时候退学复读重新参加高考，对出生于农村，靠国家助学贷款和姐姐打工赚钱上大学的吕德鑫来说，实在是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一切还得从他进入同济大学的2005年开始讲起。

那年，高考成绩优异的吕德鑫从山东老家来到大都市上海，他的聪明与朴实，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在此之前，他对自动化专业了解顿少，只知道这是个热门专业，和前途直接挂钩。他太想上一个好的专业以早点毕业回报自己的家人了。可是，开始真正的大学生活后，他发现自己对自动化专业的课程一点兴趣也没，一想到这个专业出来很有可能跟机器打一辈子交道，他就怕了，反倒迷上了经济、商学专业。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老师讲老师的，他看他的经济类书。

如果这个时候有老师能站出来给他一些指引，帮助他转专业，那么也就不会有开头的一幕了。然而，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一个老师，却把自己的学生推向了另一条路。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大一下学期。那个时候吕德鑫频频出没于校内各类创业和管理讲座上，听得不亦乐乎。那天，他又打算逃课去听讲座，没想到老师的一句话却如当头一棒：“别去了，对找工作没什么用处。”

本来就对专业很失望的吕德鑫因为老师这句功利性的话，更是对大学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想不通，学习专业课不就是为了拿个好看的成绩吗?好看的成绩跟找工作有必然联系吗?在他看来，讲座上获得的海量信息是一堂专业课远远无法企及的。自此以后，吕德鑫经常逃课，或是到图书馆看经济学的书，或是溜出学校打些短工，体验大城市的生活。

当他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游戏上，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用第一年拿到的助学贷款买了台电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地玩冒险岛、下四国军棋，以至于他的父亲专程从山东跑到上海把电脑扛回了老家。没有了电脑，吕德鑫就泡起了网吧，经常两三天不回宿舍。有一次失踪长达一个星期之久，班主任屠天洁不得不通知全班同学在学校附近的网吧一家挨一家地找，最后是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吕德鑫。

大二第一学期结束后，吕德鑫的成绩已经一塌糊涂。然而，同济大学的身份又让他迟迟不愿申请退学。直至一位学长跟他说“大学是人一生的烙印，只有说是清华、北大毕业的，说出来感觉才会不一样”，吕德鑫决定不再浪费时间，退学报考北大或香港高校的商科专业。

10月12日，吕德鑫来到了山东大智考试培训学校高考复读部，接受了学校2008年高者语数外三科试题水平测试，没有经过任何复习的他水平在一本线以上，他希望能够在明年的高考中用成绩证明自己。而这个选择，却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学了四年，我连面试都过不了

重庆师范大学数学2006级袁欣

面试那天天气很冷。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点，袁欣穿得很单薄。和许多其他面试的同学一样，袁欣提前30分钟到了中学门口。不过，为了这30分钟，她必须7点左右就从位于大学城的新校区出发。从大学城到市区的车程近一个小时，但这一个小时，却是农村和城市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来面试的人很多，一共分了3个会议室。

这是袁欣的第一次面试，进入会议室后，袁欣发现面试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也许是太紧张的缘故，到现在为止，袁欣也没有想清楚那天面试她的人到底是七个还是八个。面试官们坐成半圆形的一排，一看这个架势，袁欣的心跳就不由自主地加速起来。心里开始暗自念着：放松、放松。可无奈的是，平时就缺少锻炼，这会无论如何放松不起来。

早已背熟的自我介绍都是在磕磕巴巴中勉强凑出来的。语无伦次说完后，没有一个人发话。主考官们只是不带任何表情地看着她。望着他们一个个冷峻的眼神，袁欣感觉到自己的手心都在出汗，张口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些什么。一开始的种种设想均被忘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上了四年大学，自己的表现吗?

四年前，她是位于大学城新校区的第一批学生。报到那天，袁欣坐了十多个小时火车。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大城市。下了火车，来到学校的迎新点，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车外的风景从繁华逐渐变得荒凉起来。车上，学长不停地给新生们展望新校区美好前景，可看着越来越冷清的窗外，袁欣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兴奋了。

袁欣花了大量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数学专业本来课业就比较繁重，也因为这里除了学习几乎没有其他别的事情可以做。

图书馆正在修建中，书报亭没有……大学四年，差不多没有看到什么学术交流。参加讲座，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那边睡觉。因为肯到这里来办讲座的都是些不知名的，没有什么魅力的人物。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文学方面的讲座，后来才知道那人在小报上发表了一些东西，然后借助学校的力量出版了一些所谓的文集，而海报上却赫然写道：这是一位专家、著名作家……

社团活动更是少之又少，因为这里只有大一的学生。到校本部参加社团活动吧，花在路途上的时间太多了。这里呢，都是刚进校的新生，人少，又没有什么经验，没搞几次活动，就没了消息。

宿舍里已经有姐妹和学校签了协议书，听说学校特别满意，认为她基础扎实，很有上升空间。袁欣知道，其实自己不比室友差，可是，不善于与人沟通的她，却在面试的第一关就被刷了下来。没想到上了四年大学，自己却连面试都过不了。

应试教育，引发高等教育的深度危机

朱大可

经过长达30年的发展和泛滥之后。高考制度已经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

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纠缠着人生的三分之一岁月。在这条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儿童乐器考级、外语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由此形成庞大的考试网络。世界上设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考试困

扰。中国已经沦为应试教育的头号大国。

但这并非是巨大的荣誉，恰恰相反，它是必须加以反思的恶弊。应试教育的基本逻辑是：放弃那些更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而把考试成绩作为升级、录用社会人才的唯一标准。

答题正确与否，作为能力判断的唯一尺度，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它消解了创新思维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全国统一考试尤为可怕，把上千万乃至上亿人，推人只有单一标准答案的荒谬世界，这不仅否定了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而且也断送他们在就学、就业和事业发展上的生存空间。

全民化的应试制度，是后集权教育思维的标记。考试成为政治修辞的技巧训练。许多教科书概念错误，漏洞百出，充满各种谎言，却被奉为学术圭臬，成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强行灌输给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

应试教育仇视反叛，乐于培养思想的奴隶。儿童为此丧失童真和原创力，成人则失却了探求真理的动力。反叛、挑战、怀疑和否定，是创新机制形成的精神基础，而一个无法。容忍、欣赏和接纳这种精神的文化氛围，又有什么创新可言?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制造”的环球产业危机，跟应试教育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味抄袭、模仿和拼贴，就是中国工业产品无法超越廉价怪圈的主园。中国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试教育制造出的“人才产品”，露出了更为刺眼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应试型人格”的出现。这种人格擅长模仿、抄袭和剽窃，以作弊和应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长放弃主体性，拒绝独立的价值判断。服从威权，按别人的思路行走；擅长在被规训的压力处境中生存，成为在集体和公务空间里说谎的能手；擅长从社会责任和义务中逃脱，因为在考试唯一标准的体制下，责任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应试教育制度泛滥的原因，在于“考试决定论”——一种典型的后集权官僚主义的行政病毒。它确信考试是测试学生、选拔精英和解决社会分层的唯一途径。用频繁的考试和量化技术，制造繁琐的公务程序，大规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剧官僚队伍的自我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在急剧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就是官僚主义综合征的一部分。

治疗应试教育的病症，无疑只能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而作为教育职能部门，则有必要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减少考试次数，取消各种无聊的考级项目，并最终取消高考，代之以高中会考；并从幼儿园开始，把想象力、创造力和反叛性，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假如不从这些方面着手矫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创新社会的愿景，就只能是美妙的画卷而已。

学者视点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生了，只是考生。考试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考试内容上面，凡是不考的，大家碰都不碰。

钱旭红(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我女儿很优秀，两年前被复旦大学录取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上大学的兴趣在哪里?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她却一脸茫然。他们没有时间玩耍，甚至没有时间梦想，他们被一纸试卷扼杀了创意。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后，不少人会表现得很有个性，但通常是叛逆，甚至会走向玩世不恭。就连我的博士生，也让我相当头疼，谈一个问题，他们总谈书上的东西和别人的观点，从来不敢怀疑和反驳我。

孙复初(清华大学教授)：考试是一种计量手段，也好比是尺子和秤，排在第一位的是计量的准确性，否则就失去公信力。如果把四六级标准化考试这种“尺子和秤”拿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质检总局去检验，我看只能宣布其为不合格的“假秤”。

郑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的教育有太多误区，分数越高，学生受到的伤害越大，三分之二大学生已经“精神残缺”，应试教育是吃人不吐骨头。

陶宏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应试教育下，孩子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上了网络，就上瘾，这几乎成了一个铁定的规律。是应试教育让大学生染上网瘾，并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