帷幕落下，我们启程

王　苹

总觉得自己够乐天的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心，竟慌得要命。班里总是乱糟糟的，感觉像是一列破破烂烂的火车。不紧不慢地前行着。沉闷黯淡的车厢里，满载着的，是彼此陌生的人们：偶尔，车会在冷冷清清的小站上停驻，丢下一些人，又载上另一些人，便晃晃悠悠地重新前进了。

所以我想若是写小说，混在这样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群落里，是绝对有益处的。这些因为犯了或大或小的错误，而被系领导以“选二外重新分班”这样一个绝对正当的理由，扒拉到同一个车厢里的孩子们，像极了舞台上京剧里的脸谱，另类，张扬，又自我。只是从戏园子的门缝里，偶尔地瞥上一眼，心，也会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似的，瞬间便涌出一种温温暖暖的感动。

可惜我在读大四之前，并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美丽和妖娆。那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特不幸的孩子，像“文革”时被耽搁掉的一代，没有赶上好的年景。小学升初中，因为怕生，死活都不肯去上课，被老妈摁倒在床上狠揍了一顿。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了花季，偏偏又起了满脸的小痘痘，害得连个早恋的末班车都没有赶上，便可怜兮兮地走进了大学里男生少得屈指可数的外语系。而后，又在大二选二外重新分班时，分到了这样一个凌乱的班里。

所以刚开始，便极其地恨坐在教室后四排的那些不学无术又扰乱民心的家伙。像那个外号叫“找不着北”的杜大鹏，有事没事地便在教室或走廊里，干吼上两下子，一展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金嗓子。杜大鹏是大院的。大院的，是我们对教师子女的统一称呼，听起来很有些隔膜和排斥的意味。

不过这样的杜大鹏，倒不怎么叫人讨厌。不像王大雷、李小凯、张新力一撮游手好闲的痞子们，什么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事儿，都干得出来。平常不来上课还好，来了便会搅得人心不安，一副不到每个人面前报个到便不甘心的样子。老师们在上面很没劲地讲，他们便在下面很带劲地起哄。像是在校外做生意发了财，急需找个地方炫耀一番似的。每每看到他们，我便总在心里诅咒他们会倒上一次大霉，弄个倾家荡产什么的。

还有那一大群衣服必穿名牌，化妆必得浓艳，上课就有手机响的大小姐们，平时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也在忙些什么神秘的业务。

大二大三两年，便在这样凌乱嘈杂又散漫的群落里混过去了。而今读了大四，猛一回首，才发现，给我们这一级的学生，留下些值得反复把玩回味，甚或永久回忆的，竟几乎全部都来自于我们这个一无是处却叱咤风云的群落。

先是杜大鹏的那次让全系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涌到电视机前，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的“出镜”。那晚，系楼里像看世界杯一样地喜气洋洋。我们早早地吃了饭，坐在电视机旁，翘首期盼着得了全省大学生歌唱比赛一等奖的杜大鹏出现在领奖台上。没开灯，我却在淡淡的光线里，看清了每一张年轻又不羁的面孔上，写著的是一种孩子才会有的单纯素朴又无所适从的快乐、骄傲、幸福，与狂热。

然后便是在接二连三地给我们更换日语老师的情况下，全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不知是谁先写了封激昂悲壮的控诉信，在班里传着签名。而后，又有十几个人主动请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系主任办公室。这样反抗的结局，便是终于夺回了我们应有的权利，且让全系的师生们知道，我们这样的“糟粕”里，原本也是可以出英雄豪杰的。

如今临近毕业，很多老给系里抹黑的勇士们的归宿，更是成了整个外语系的热门话题。像那个得了好几次警告处分仍屡教不改的王大雷，神不知鬼不觉地竟去了收入不菲的海关。而吴利和孙小麦这两个老是逃课去游山玩水的女孩子，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连大学毕业证都还没领，就一个跑到日本，一个飞到美国读书去了。真的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戏，可惜，已经接近尾声。黑暗中，我听见有皮椅翻转的声音，脚步杂沓的声音：台上的音乐，亦在一点点地消散；还有激情未泯的人们，在做最后的鼓掌、欢呼和呐喊。像是一场动荡不安的迁移，渺小如沙的我，在其中，突然一阵一阵地心慌。

可是，心慌又有什么用呢?戏，终究还是要散的。毕业，其实也只不过是从一个剧院奔赴另一个剧院。途中的种种落寞，很快地，就会被另外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稀释，消融。

关键是，从这样一场一看即是四年的戏里，有东西值得我们反复地咀嚼、回味：不像爆米花，或是棉花糖，蓬松，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