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时的复杂心情

杨　某

等待毕业：惶恐、失落与期待

从大四下学期开始，我们便进入了紧张、焦虑的等待毕业阶段。工作将会是什么?在哪儿?重庆人能回重庆，成都人能回成都吗?会到甘孜、阿坝、凉山州等偏远地区吗?爱情会成为牺牲品吗?一时间，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77级同学们沉寂了许多，“分配”成为大家默默关心的“关键词”。概括起来，那时我们的心态主要有三种：

一是惶恐。今后到底干什么?到学校以外的单位几乎不可能。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到中学，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中学教师并不是一个好的职业。

二是失落。在整个大学期间，77级有比较浮躁的“天之骄子”的情绪，但一旦要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变成一个中学教师，角色转换之间，心理上的不适应，让人感到空落落的。

三是期待，期待经济上的独立。作为师范生，在西师就读期间，我们的生活费就是每月仅够吃饭的14.5元。对于不少男生而言，吃饭都不够。大家都期盼工作后能有余钱，干点想干的事情。

惶恐与失落添一分，对未来的期待便增添一分；对未来的期待越重，惶恐与失落也越重。

面临毕业，爱情有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在学中国古代史时，一位女老师另类讲解汉乐府《陌上桑》，说罗敷是一个比较有才气的女子，被一些轻薄的男子调戏说丑，她就回答说：“丑是丑，人有才。”所有男生哄堂大笑。以后，此话隐隐成为男生们对身边多数女生私下的评价。不过，这也并没妨碍爱情种子的萌芽开花，同班同学中建立恋爱关系的，也逐渐增至十来对。

当毕业风雨到来时，爱情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同班恋爱的，面临分配时，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为了爱情牺牲工作，双方就要到当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去。我们班上有一对恋人，两人家乡相距很远，为了爱情，他们填志愿时就作出决定：“捆”在一起。最后他们到贵州去了，若干年之后。小孩读初中才一起回到重庆。他们是牺牲了留在家乡的机会，而作了“爱的奉献”。也有一两对为工作牺牲爱情的，在经过较长等待后。最后劳燕分飞。当然，分配的风雨也并非都是花落人散的结果，有一对成都籍的同学，就是分配时都回到成都，只是不在一个单位。

学校定了“终身”

我们的就业确实叫分配，由学校决定谁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学校基本“定”了你的“终身”。

经过焦灼而漫长的等待，1982年1月，分配开始了。系里召开大会，将分配的大体形势告诉大家，由自己酝酿选择，然后系里把这一年分配的指标告诉大家，接下来填志愿。填完之后，系里根据情况个别进行调节，如果调节与个人志愿有较大差别，就会有系主任、辅导员找你谈话，做思想工作，然后系里张榜公布，发派遣通知书，到哪里去一锤定音。

尽管担心了整一学期，但真正的毕业分配在1个月里就尘埃落定。2月初，同学们陆续离校，去迎接全新的工作和生活。

尽管结果基本上遵循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但那时的分配标准在我现在看来大致是两个：一是政治表现，在校期间表现如何。由辅导员说了算；二是人际关系，主要是和系主任、系里面主管老师的关系如何，成绩不是主要的，因为成绩不具有多大的可比性。

回首当年：恍若隔世

毕业了，没有了之前的紧张，也没有太多的兴奋，我如愿留在重庆，到市教育局报到。后来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分配去向一定，心情也趋于平静，开始做一些工作前的准备，借了一些中学教材来看，附带旁听其他中学教师的讲课，同学们的交往渐行渐远，只有在校时便知心的朋友还联系不断，其他就慢慢不知所踪了。

回忆起20多年前的大学生活，心情很复杂，颇似“白头宫女说明皇”的感觉。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觉得如今大学毕业自己择业，来得更主动，更有人情味一些。当然，今天的大学生们竞争更激烈，操心的事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