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万隆会谈

陈敦德

1989年8月，刚刚当选为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加深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其内阁外务省即于同年10月15日在公开日本参加亚非万隆会议的相关外交档案时，对日本多年尘封的关于周、高碕会谈这段历史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指出周恩来与高进行了会谈是日本“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

“两个行动不便的人物决定了日本国的外交行动”

1955年1月下旬的一天，行走不便而常坐轮椅的日本鸠山首相找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重光葵到其会馆来商量日本出席亚非会议的事宜。失去了右腿的重光葵是“二战”后期出任东条英机战争内阁外务大臣，1946年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七年徒刑。1952年刑满后重返政界，成为鸠山内阁中亲美之右翼大臣。当时东京曾经有报纸对此调侃说，“鸠山时代是两个行动不便的人物决定了日本国的外交行动”。

鸠山一郎接到了印尼政府通过驻日大使送来的邀请书，邀请日本政府代表首脑率团出席4月间在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国家会议。对于刚刚组阁执政的鸠山一郎来说，这封信显然意味着一个让独立后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

万隆亚非会议，是日本在旧金山媾和而恢复独立后首次应邀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鸠山得到报告说，1955年1月，东道国印度尼西亚代表此次会议五个发起国向有关各国发出了邀请书。其他亚非新独立的国家非常重视，及时予以答复，决定派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人物出席会议。而且有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派周恩来参加。鸠山自执政以来声言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想努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寻求更大的国际行动自由，包括发展与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关系。他觉得日本拥有在亚洲充当领袖角色和稳定因素的潜能，但由于日本还受制于美国，而亚非会议的宗旨是倡导新兴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参加会议，势必加深与美国的矛盾。于是，他约重光葵到自己住处来面商。

鸠山对重光葵说：“亚非万隆会议尚未召开，就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日本国民的舆论呼吁‘不要做亚洲的孤儿，这就给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重光葵并不把日本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视野之内。他对鸠山说：“当前冷战形势严峻，日本国首先考虑的是需要采取与美国相协调的外交政策。我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会不会开罪于华盛顿?”

鸠山心里不悦，但也不能不认同。于是，鸠山就委任重光葵指示日本驻美使节了解美国的态度。

社勒斯同意日本与会，是为了“阻止会议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鸠山一郎上台组阁之后，提出调整外交政策，强调说“完全无视与苏联、中国的交往和贸易是错误的”，这使美国政府震动很大。为了阻止鸠山内阁与中、苏接近，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1955年1月，国务卿杜勒斯特意发给美国驻日大使馆一份政策性电报指出：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接近的行动都是公然违抗“国际主张”的；日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行动将对亚洲其他国家带来危险的影响，也会破坏限制共产主义的统一行动。

奉重光葵的指示，日本驻美使节在华盛顿很快求见国务卿杜勒斯。当时，杜勒斯正为这次亚非会议恼火，部署在曼谷召开一次美国驻亚洲各国的大使碰头会，商讨对策。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赖投其所好，婉转地向杜勒斯表示：“日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参加这次东方会议作出贡献，阻止会议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杜勒斯一听很顺耳，就点头恩准了。

1955年2月日本正式大选，鸠山的民主党获胜。组阁的鸠山首相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与亚非各国政府首脑接触的好机会，日本是应该去的。本来理应由我本人率团出席，但是，出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还是由大臣去吧。”

鸠山一郎在讲话中只是泛点由“大臣”去，没有冠以“外交大臣”是有原因的——重光葵明确表示不愿去。内阁会议上，以重光葵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日本不参加这个会议为好，理由是美国和台湾蒋介石政权皆不会高兴。也有一些人，以通产相石桥湛山及经济审计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为代表，赞成日本出席亚非会议。高碕达之助是主管经济贸易的，极力主张通过这次国际会议扩大与亚非各国领导人尤其是新中国代表的接触，扩大经济贸易以复兴日本经济。

高碕达之助在日本是个在经济界很知名的实干家。“二战”期间，来到中国东北，先后出任过“满洲飞机制造公司”、“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及“满洲矿山”等的理事长或总裁等实业要职，并兼任伪满政府经济顾问。日本投降后，并没有立即回国，一度在沈阳任“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在东北为人民政权所留用，至1947年春被遣返。回日本后仍致力于实业，任电源开发公司总裁。高碕之才干及敬业精神很为鸠山所器重，请其出任经济审计厅长官。鸠山也了解高碕是对中国很有体验的人，也认可高碕的主张：日本的经济复兴是与地大物博的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分不开的。

最后鸠山首相作出决断：“高碕君，那就你做代表，组团去吧。”

高碕达之助成了日本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与三十几位政界和官方人士一道赴会。当年，高碕达之助70岁了，身体还挺硬朗。高碕达之助出发之前对一个友人说：“政府派正式代表参加万隆会议这类的事情，在吉田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

精心安排的周恩来、高碕达之助秘密会谈，为什么被说成是“偶然邂逅”

当时，美国极力反对这次会议，派了一个数十人的庞大的“新闻记者团”前来“采访”，其实就是施加压力。万隆会议会场内外，到处都有美国中情局布下的耳目。也难怪，亚非会议主要出席者的名单就赫然令人侧目——在29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中，有13个总理或者相当于总理的政府首脑，有3个副总理和4个外交部长。相比较来说，日本算亚洲大国，只来了一个通产省下属管经济的司局级长官，有日本记者说这真有点“失份”。尽管如此，高碕达之助仍然是各国媒体和美国情报人员高度“聚焦”的对象。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4月17日抵达万隆。当时贸易部常务副部长雷任民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正在东京访问，经日本邮电大臣许可使用密电码，与周恩来一行随时保持着联络。因而在万隆的周恩来与廖承志及时得到东京消息，获知4月15日晚间，日本内阁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审计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等人出席在八芳园的民间宴会，与雷任民等见了面。同在4月15日这天，第一次中日渔业协定在北京签字，这虽是一个民间协定。但因涉及国家领海和军事禁区等问题，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在此背景下，高碕达之助作为日本代表也来到万隆，会前双方皆有了在万隆见面的意愿。到了万隆之后，廖承志就去饭店寻找日本代表团中他所熟悉的外务省官员冈田晃。冈田晃当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因近两年处理日侨回国事务与廖承志打过交道，也到过中国。两人商量安排周恩来和高碕达之助于4月18日上午在大会开幕式前进行一次照面接触。按大会规定，独立宫主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等候，临开会时一起进入会场，以显出大会的气势。

4月18日，万隆会议举行开幕式之前，周恩来、高碕达之助均提前半小时到达，首次在霍曼饭店大厅见面，双方约定另行会谈。同时决定由廖承志与冈田晃就会谈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进行联系。

当时，双方都知晓在这人来人往的饭店大厅不宜多说话，礼貌问候之后就立即约定另行安排会谈，决定强调了绝对保密，然后，两人就分头去独立宫赴会了。但是，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第一次短促见面，还是被细心的记者捕捉到了，被众多媒体大事渲染炒作，说什么“中共总理与日本内阁高官一见面，晤谈甚欢”，“蒋政权不获请而被排斥与会，毛共总理与日本代表之见面就十分耐人寻味”云云。

传媒的渲染见报之后，高碕达之助一方面叮嘱冈田晃绝不能让下次与周总理的会谈走漏风声；另一方面，请随团来万隆的外务省顾问谷先生去向美国驻印尼大使作一番解释。

把这次接触说成“偶然邂逅”，源自高碕达之助自己想出来的搪塞用语。鉴于东京方面特别是重光葵外务大臣十分顾忌，担心这次对话会惹怒美国和台湾，因此，高碕达之助在给外务省的会议报告中，特意添加了下面一段话：

“18日晨，在开幕式之前，各国首席代表在饭店门口大厅迎候东道国印尼苏加诺总统，周恩来总理正好站在我旁边，我便寒暄了一下。这个情景被记者看到，进行了渲染性报道。为了避免造成误会，我已让外务省顾问谷就此事向美国驻印尼大使作了内部说明。”

周恩来撤回中国提素“拉一把”日本，支持目本所提出“和平童言”在大会通过

日本代表考虑到日本在“二战”时发动过侵略战争及入侵很多亚洲国家，就按在国内时的部署，特意准备了在会上提出一项“和平宣言”提案。但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早在日本代表之前已经提出了“关于亚非及世界和平问题”的提案，并已获得许多与会代表的赞赏。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由于国际大环境及“二战”刚结束不久，一些曾受侵略与蹂躏的国家对日本抱有一定的看法，于是，日本提案似难通过。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在严格遵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说明，在周、高碕第一次见面的次日，周恩来决定对日本采取“拉一把”的办法。周恩来在和平促进委员会会议上最早发言，赞同日本的提案。周恩来说，日本的“这个提案很好，一定要让它通过”；如大会一致同意把日本发言中提出的“和平宣言”作为大会的提案，中国的提案可以撤回。当时，周恩来的“求同存异”之著名演说挽救了一度面临分裂崩溃的大会，使周恩来的形象在亚非会议上威信更高。这样，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就作为万隆亚非会议的正式决议而通过了。

高碕达之助及日本代表们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提案因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推荐才被大会采用，十分高兴，觉得此次万隆之行收获不小。

左“四·二二”密谈中，周恩未为什么巧妙地含混用词

4月22日这天凌晨5时过后，天色刚蒙蒙亮，晨雾中城郊山区塔曼萨里街十号院里飘扬着五星红旗——这是万隆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驻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幸免于难的周恩来，仍然是国民党特务蓄谋暗杀的首要目标。对此，印尼当局很重视，为安排周恩来的住处很费了一番周折。

一辆黑色小车赶早从这个院里驶出来，沿山路往城里开去。廖承志就坐在车里。车子进城的时候，只见零星行人。车子要驶入市中心区的时候出现了拦在路口的装甲车，荷枪实弹的印尼军警挥手示意检查。当时爪哇岛山里有反政府组织扬言要袭击大会，印尼动用军队和坦克装甲车守卫市中心区各个路口。军警一看清车前窗玻璃上所贴的大会特别通行证，就让车子开进去了。

车子驶到独立宫附近的霍曼饭店时，正好是早上6时许，日本政府首席代表高碕达之助和翻译冈田晃已经等候在饭店门前。车子马达都没有熄火，车门一开，两人迅速上车，车子立即开走。

会谈的房间拉上了窗帘。会谈时，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态度，同时也照顾到高碕本人想要设法打开日中关系的良好愿望，有意找了一些轻松的话题。周恩来对高碕说：“高碕先生，我知道你年轻时在中国工作过，我年轻时也曾在东京留学，并在大学附近寄宿。记得宿舍附近有一条河。初到时虽不懂日语，却能读日本报纸。通过读报来了解日本与中国的政治动向，同时也考虑中国的前途。”

周恩来说，“中日两国所幸的是一千多年来都使用相似的文字。高碕先生，恐怕您也能读中国报纸上的汉字。然而，中国今后想实行汉字简化，听说贵国也搞了简化字。让中日两国的学者聚集一堂研究一些共同的简化字就好了，您以为然否?日中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这一点却是在百年、千年之后也能留给两国子孙后代的一笔遗产。中日两国进行这种对话是与美国无关的，日本政府恐怕也能够赞同”。

高碕答道：“回日本后立即同文部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士磋商，设法安排两国学者对话。”

周恩来说：“我注意到鸠山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谈到，东西方两阵营的对立不利于世界和平，对中国要极力改善贸易。”

高碕说：“因此，新内阁对日中两国的民间贸易是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的。”

周恩来说：“一星期之前，4月1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这是可喜的突破。现在，我国贸易部常务副部长雷任民正在贵国访问，两国之民间贸易协定问题正在谈判，相信也该会有结果了。”

高碕说：“正如总理阁下所了解，日中两国的贸易往来克服了困难，要发展下去；但是，日中邦交的恢复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懂得对方考虑到日美两国签有安全条约，就说：“依我看，可以在维持日美友好的前提下，建立中日友好关系。”

高碕达之助听得懂好些中国话，有点吃惊，听着冈田晃将这段话翻成日语，更是惊诧。高碕与冈田交换了一下目光，要知道，当时日本国内的左派势力是强烈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高碕说：“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的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

冈田晃刚刚把这句关于“美国占领”的话翻成中文，这个时候，为周恩来担任翻译的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说：“刚才经审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

于是，冈田晃不得不向高碕达之助说明事情的原委，取得了高碕的谅解。

这时，周恩来马上说：“不用争论了，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的。”

万隆会议于4月24日晚间闭幕。

大会闭幕的次日，4月25日，在日本代表团离开万隆之前，当天清早，周恩来去霍曼饭店与高碕达之助及日本代表团成员见面。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黑白合影照片，常被一些史书采用。

高碕达之助回国之后，将“和平宣言”提案的通过经过向国会作了报告，反馈都很好。

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万隆秘密会谈的两周之后，5月4日，正在日本访问的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与日本方面签订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鸠山内阁虽然未能实现日中两国政府间签订贸易协定，但是，由于鸠山首相的支持，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做到了“政府挂钩”，也有了突破，提出了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互相办商品展览会，应该说，鸠山一郎首相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使这个贸易协定有了半官方的性质。经过数年努力，1962年11月，在北京由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订了著名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采用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史称为“L·T贸易”。高碕达之助万隆之行，并与周恩来总理作重要会面，成为中日关系史重要的一页，并使后来“高碕达之助”发展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永载史册的人物。高碕达之助曾感慨地回忆万隆会议说：“从此，我对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万隆会议改变了我的一生。”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