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王小刚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引起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普遍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文章首先从宏观经济总量指标上说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主要表现，然后分析了形成的许多深层次原因，最后则初步探讨了能够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2－0031－06

中国经济从宏观表现上看，应该是非常好的，年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而通胀率则在3％左右，维持了多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尽管如此，海内外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甚至有即将崩溃的预测，其依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问及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时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一古语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原文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优。”可见，总理对这一问题的深深担忧。因此，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过低

早在2002年时，吴晓灵在一次会议上就谈到这个问题。在国外，消费和投资比例中，消费一般占到70％以上。但中国的消费比例只有58.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如此高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并未进入到最终消费。改革开放前，经济出问题就是没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积累率过高，结果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改善，经济增长也极无效率。按照经济学理论，在最终消费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前期、中期投资增长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这种情况，到了2005年更趋严重。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2005年投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远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投资比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至200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而同年美国为70％，印度为61％。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利·诺顿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一书被誉为是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最全面的英文著作。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人力、物力以及资本高密度投资的结果。他说：“中国拥有世界最高的投资率，这么高的投资率，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力、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以及资本，所有这些投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其实，经济学家对于某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大规模投入某种形式的资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各种形式的资本在同一时刻、以中国这样快的速度、这样大规模的投入。”

中国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谈到，如果一个国家一年的国民产出，有将近一半没有人去消费，而是用来投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投资增长率过高，使中国原本存在的相当多数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剧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供应紧缺的局面。而且中国当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很多外部性成本并未包括进去，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依赖高投资驱动的经济比喻成一辆汽车在车身和路况都不好的状态下高速行驶。很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二)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对外资的依赖日益严重

由于内需严重不足，大量的过剩商品只好出口。2005年中国向国外出口电扇54044万台、DVD播放机14594万台，出口各类鞋69.136亿双。仅以鞋类计算，中国为世界人均提供一双鞋。这样的外贸出口，不仅是将中国的大量资源廉价出口，同时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同时，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适当水平。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西方国家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以及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引起的热钱流入，导致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迫使中央银行投入大量基础货币，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挑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很显然，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增强，而是削弱了。一些知名企业如海尔、长虹。其实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所以中国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绝大多数产品的发明权都属于外商，因此产品最终销售值的绝大部分归外商，中国仅得少得可怜的加工费，这对中国非常不利。例如世界名牌耐克(Nike)鞋，在美国销售价至少60～70美元一双，而中国得到的加工费每双鞋不到1美元。DVD录放机的产量，中国名列前茅，每台售价29.5美元，中国要付出专利金20美元，中国的加工费每台只有1.50美元。

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为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GDP仅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率已经接近10％。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影响。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

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曾有效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使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在90年代中期，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了13.5％，而第三产业却减慢到9.1％，在这10

年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42.1％增加到50.2％，而第三产业的份额却基本上没有增加。在经济过热的1993－199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接近20％，而第三产业只有10％左右。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及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则是三次产业结构出现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11.8％，工业48.7％，服务业39.5％。而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4.8％；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23.8％；在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口则为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1.4％。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大，发达国家大体在2％～4％之间。更为严重的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人口几乎是这一比重的4倍。这样的经济与就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农民必定是贫困的。这当然是由中国农业生产水平低、农业人口多所决定的，它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步降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大，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制造业，使得经济增长对于物质资源的消耗特别巨大。2004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31％的煤炭。由于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2007年发生的无锡因太湖蓝藻爆发而产生的水危机事件，就给我们以严重的警告。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益和提升生活质量等，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所以也就难以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不仅影响到总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且会影响到其他各类型、各层次结构问题的调整，最终将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成因

(一)居民贫富差距过大

在国民总收入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不及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过去10年，职工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降至2006年的大约11％。虽然居民收入的增长似乎在加速，但政府收入的增长快得多。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收入从1.9万亿元增至3.9万亿元。2007年前5个月，政府就已获得2.17万亿元收入，同比增长30.6％。2007年前5个月，中国企业利润增长42％。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由于企业将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政府也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无怪乎中国投资增长如此之快，而消费率如此之低。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就城市内部不同行业来看，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城乡差距近年也处于不断扩大之中。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4％，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5％的速度。而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8％，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仅有4.5％。特别是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拉动效果则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债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相对较少，政策导向存在着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中已有的二元结构的倾向。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此外，由于大部分人无钱消费，少数人穷奢极侈，使得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一些奢侈品的销售却十分火暴，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不仅造成经济结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问题。

(二)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奉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是以经济论英雄，以数字论英雄。也就是主要以按数量计算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政绩，而中央官员对地方的视察也只能以表面观感为依据，至于社会发展方面很难有准确的把握，往往也只强调社会的稳定，不要出乱子就行。这样的选拔用人机制和政绩考核方式导致了政府行为严重的企业化倾向。所谓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是指地方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来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甚至在政策上屈从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利益，而忽视了地方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职能和所应捍卫的公共价值。

首先，地方政府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刺激了投资的过热增长。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干快上，把产值搞上去。又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责任追究制度，许多投资项目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和腐败问题，这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低效和浪费。例如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却少有乘客；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据《新快报》2005年3月29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拥有172辆公车；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竟达2.5万元一台。郑州市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号称“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六幢办公楼，而该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10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挥霍浪费之严重可见一斑。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一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

其次，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长效项目。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经济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分别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2.9％和2％。这个比重接近世界倒数第一，只是略强过柬埔寨、辛巴威等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种状况，显然与中国增长迅速的经济实力和政府收入不对称。中国政府在基本民生投入滞后的结果，是

居民预期支出增加，收入不平等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国际贸易依存度过大。

最后，各级政府在处理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问题上，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责任。比如说，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在劳资关系上，往往是牺牲工人以迎合资方。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环境恶化到如此程度，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中国一般劳动力严重过剩，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政府又明显倾向于企业老板，其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多年没有上涨。

(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一直未被欧盟、美国承认。其原因固然有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偏见，但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也确实达不到标准。首先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

资金是重要生产要素，国有银行占绝对控制地位，资金利率仍然由政府决定。与此同时，资金的自由流动也非常困难。第一，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因此投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不在投资者手里，而在政府手里。第二，资金由于来源不同，待遇也各异。国有、集体、个体、外资，在市场准入、税收标准、贷款条件甚至在投资权益保护等方面都有差别。第三，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人为造成资金的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堵塞。

劳动力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决定要素。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力，是能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权不受地域限制。但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却在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下被极大扭曲了。农民进城打工，是“盲流”；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身份证、暂住证、打工证、上岗证“四证齐全”也会被收容送回。户籍制度、用工规定、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因素，制约着劳动力流动。

相比较而言，中国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更低。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由农村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其价格完全由当地政府控制。就是看起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商品和服务要素，其实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服务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极低。如电信、交通、金融、保险及水、电、气等社会公用服务的经营基本是垄断的，其价格远不能说是市场形成。其次，虽然一般商品的价格基本由市场调节。但一些重要商品，如石油、粮食、住房、汽车及某些生产资料等的价格制定仍主要由政府掌握。

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低，政府通过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来调控经济便收效甚微，甚至完全不起作用。最后，只能靠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往往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三、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对策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它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结构调整更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结构调整问题，但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经济生活中沉淀多年的结构性矛盾正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个问题，也绝非一日之功，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首先要避免这些问题所累积的矛盾突然爆发而演变为全社会的危机，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治根治本的措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一)转变政府职能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应体现在对市场“负外部性”效应的弥补上，诸如国土规划、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公共安全与卫生等问题。目前，政府对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行政垄断、价格和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审批、地方保护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扭曲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造成大量的寻租、贪污和资源浪费。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一，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突出社会问题。如何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是当前政府职能转换的当务之急。

第二，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政府只审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经济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以及政府投资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投资主体自主抉择。

第三，反对和打破行政性垄断。任何垄断都会破坏竞争，窒息技术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抑制市场容量扩大，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反对垄断，特别是由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所形成的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政府重要的公共职能。

第四，加强对一些重要领域的监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固然会带来竞争的繁荣，但也会产生负外部性，从而损害大众的利益。为此，政府必须加强对重要经济领域的监管，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消除其外部性。

第五，建立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计划确定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发挥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

(二)大力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产业结构的协调归根到底是稀缺经济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配置以及每一产业内部的配置。产业结构协调过程中面临的资源配置问题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解决。既然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政府的作用就是完善这一自我调整功能，并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最终达到改善产业结构的目的。必须承认，没有微观基础是中国产业组织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没有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任何市场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都不能达到预期结果。因此，中国实现市场结构完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大力度培育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营造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微

观经济环境。

为此，一是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完全按商业化原则进行考核和管理。应当通过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快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在保持自然垄断环节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逐步将大多数国有独资公司改造为多元持股的股份公司。二是要给予不同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当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体制性、政策性制约因素，政府管理包括服务和监管仍不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三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中国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造成地方市场分割，不利于形成大范围的社会分工，阻碍了经济增长。打破地区封锁，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益。四是要完善市场交易的规则。当前，假冒伪劣泛滥横行，各种侵权违约行为屡禁不止，严重阻碍市场交易的深化和扩大。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起市场交易的法治秩序。

(三)放手调节劳资关系，建立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中国《劳动法》第五章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中国各地也都建立起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最低工资标准过于偏低。有些地方最低工资低得让人不解，如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比lO年前提高了6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证实了这一说法，“假如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即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至60％的话，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这个要求。”

在经济学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一种关于反对最低工资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出于好心争取到的最低工资制，会在实质上减少就业机会。因为单位工资的提高，导致雇主为了控制总成本，而倾向于用更少的人来做同样多的工作。这样，人们的好心反而会增加失业率，同时损害了经济增长。但是，上述理由只看到了最低工资制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它的另一面。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若无外在的强制，资本家就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提高利润，特别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而并不一定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来获取利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失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就会产生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前，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此。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普遍地加强了对企业内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但即便如此，在发达国家，在政府的监管之外，也存在着一些以残酷剥削劳动者著称的“血汗工厂”。很显然，指望资本家会主动提高工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政府必须要负起责任，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并且要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建立起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这样，构成一道企业剥削工人的底限。从而使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高层次竞争上。这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反复强调：中国是走向权贵的、掠夺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法治的、共富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政治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现在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国内一些经济学者没有看到这种影响，以至于不认为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敌，主张“精英政治”，人民民主可有可无。当然，如果“精英政治”能够解决问题，倒是一种高效省力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

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整个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企改革总是牺牲职工的产权利益向资本方输送，中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难以出台，出台后也会在执行中走样。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合谋疯狂抬高房价，而共和国总理要亲自出面为民工讨工资。

民主政治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舍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本和权力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当前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事实，最少已证明我们改革至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如果不持续深入到政治层面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利益共享的经济体，真正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说，民主法治建设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所无法绕开的一个环节，只有坚决果断地推动民主法治进程，我们才不至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

(责任编辑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