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

2008-03-30 06:03:58 足迹 2008年5期

铁 瑛

一、解放思想搞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省与全国一样开展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主要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而展开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积极支持这场讨论,并始终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6月10日,《浙江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们连续几天召开省委常委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一定要以实践第一的观点,来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各种新问题。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们的讨论情况。

10月5日至12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讨论会。我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告。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当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我们省对“两个凡是”的看法时,我当即代表省委向中央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9年1月4日至22日,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思想武器,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会议讨论了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贯彻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及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集中精力,同心同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英勇奋斗。会上,我代表浙江省委郑重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人们的思想认识毕竟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与我们辩论,说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虽然已经粉碎,但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

对此,我们一边强调干部要加强学习,一边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讲明为什么要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

这年的5月15日至26日,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调整国民经济问题。

9月,浙江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浙江的四化建设问题。认为搞好经济工作,必须在指导思想上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会议确定今后浙江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搞好综合平衡,以长补短,以轻养重,充分发挥本省的经济优势和特长;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快丝绸、棉纺、麻纺、造纸和工艺美术等轻纺工业、手工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使旅游、外贸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事实上,一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人们的思想认识才真正统一起来。

二、改革开放的硕果

我在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任内,主要领导了浙江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

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开始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主要是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又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较大幅度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先后在农村和城市逐步开展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改变了脱离实际的生产经营方针,经济优势得到发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逐步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对内对外实行开放,封闭式经济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化;重视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比较协调。

1979年,我省国民经济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业方面采用调价、奖售、换购、议价等经济措施,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上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稳定增长的好势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23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其中工业总产值149.36亿元,增长17.9%;增长幅度居全国首位;农业总产值82.09亿元,增长13.4%。

1980年,我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76.55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工业总产值为190.43亿元,增长27.5%。80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有67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1981年,全省贯彻执行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332.82亿元,又比上年增长20.3%。

到了1982年,我省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36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7%。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获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收成,总产值达137.6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工业生产在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上升,总产值为230.7亿元,增长8%。

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对浙江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起飞,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浙江的发展虽有进步,但离心中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关于第一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心转移,百业振兴。经济工作最终成了各级党委最重要的工作。在经济工作过程中,虽然我们竭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强化管理,合理安排生产,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地上升,但总觉得这个发展还有着某种缺陷,本来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发展得还要快些的。症结在哪里呢?思来想去,我们觉得应该在科学技术上面做文章。当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还在探索总结过程中,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一系列论断,都给我们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1979年3月10日至14日,我省科学技术大会召开。重点就是解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并讨论了1979年科技计划及1978至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草案,奖励了一批科研成果。

1980年5月15日至22日,全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浙江省科研工作的任务。

1981年6月16日至22日,在浙江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各级领导要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靠科学技术的认识。

1983年1月,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题为《从实际出发开创工业生产新局面》的文章,强调“要狠抓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现有3万多个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指明“像浙江这样人多地少,重化工资源不足,加工工业比重大的地方,更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有计划地把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

由于我们认识早些,抓得比较紧,至1982年,我省有22个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获得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的“农业科技推广奖”。这大大促进了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我省后来“科教兴省”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打下了基础。

四、抓文化教育

科技工作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这就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浙江素有“文化之邦”的美称,教育事业发展的起点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浙江大专院校数目偏少(当时只有11所),无形中也极大地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教育事业逐步重视起来。

1977年11月5日,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作了《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工作搞上去》的专题讲话,强调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使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正确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多快好省的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更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1980年1月5日,我们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通知》,规定了浙江省职工教育的目的、任务,并且提出为鼓励职工学习,要制订必要的政策、措施。从而掀起了全省性的业余学习的高潮。

1981年6月16日至22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打下基础,而科技的发展则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同样有着不可偏废的地位。浙江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文化渊源深厚,戏剧颇有特色。我们也同样花精力抓文化工作,并且抓出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在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文艺界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深入生活,放开手足,大胆创作。各级党委对文艺工作要担负起扶持、引导的责任。”

浙江的小百花越剧团的成功,就是当时我们大胆扶持的一个文化方面的典型。

当时,戏剧领域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和后继乏人的状况,使我们十分吃惊。我们深知文化工作对于人们精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戏剧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越剧是全国的第二大剧种,有广泛的观众。而1979年,中央文化部筹备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时,浙江却无法组团参赛,更谈不上取得好的名次。

我们了解了这一严峻现实后,毅然支持浙江文化部门的筹划,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生,组团参赛,争取在几年内培养出一批戏剧新人。当时这个招生在人事和劳动工资方面算是个新的突破,在我们几位常委的支持下,招生终于落实了。但小百花演出团胜利归来后,又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即这个并无编制又是从各地抽调来的20几位新秀组成的摊子,是继续组团,还是分返各地。我们听了汇报后认为人不能散,并协调有关部门,最后决定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这样几年后,就有了全省戏曲的小百花会演,也才有浙江越剧重新享誉海内外。

五、江南春来早

1983年春节前夕,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小平同志将到杭州,与浙江人民共度新春佳节。

我的心里不禁涌过一股暖流。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经济腾飞的领路人邓小平同志要到杭州来,要来亲眼看看改革开放后浙江建设的蓬勃发展,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小平同志———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上报中央,并已获得政治局批准。我与原省委的大多数同志都将退居二线,提拔一批年轻同志担任领导,只是根据中央指示尚未公布于世。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小平同志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王芳、薛驹同志一一握手。

我们想小平同志已经是近80高龄的老人了,鞍马劳顿,还是请他先休息几天。小平同志摇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于是我们一起进了屋里。

寒暄一番后,我开始汇报。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省委机构改革情况”后,小平同志说:“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11个常委中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接着,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提出“到2000年翻两番半到三番是可能的。”

“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小平同志面带微笑认真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有的。”我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抓紧的五项工作: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发挥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汇报了近两个小时,小平同志全神贯注,毫无倦容。听完,他呈现出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

注:本文1981至1982年的统计数据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


(function(){ var bp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var curProtocol = window.location.protocol.split(':')[0]; if (curProtocol === 'https') { bp.src = 'https://zz.bdstatic.com/linksubmit/push.js'; } else { bp.src = 'http://push.zhanzhang.baidu.com/push.js'; }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bp,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