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井冈山”的斗争

2008-03-30 06:51:58 足迹2008年6期

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由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她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星星之火,燎原全国。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许多方面与井冈山颇为相似:第一,从革命形势上看,都是创建于全国革命的低潮时期。第二,从环境条件上看:除地形条件相类似外,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而浙西南有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领导的进步农民武装组织支持红军。第三,从创建模式上看,浙西南根据地是由毛泽东培养出的干部,运用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起来的,其斗争形式,基本类似。因此,丽水人民把浙西南根据地亲切地喻为“浙江的井冈山”。

一、组成挺进师,插入“敌心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下,进行了中央主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在长征前3个月,党中央派出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这支部队到达皖赣地区后,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于1935年1月下旬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失利,先头部队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围抵达闽浙赣苏区。根据中央指示,突围部队迅速组建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还是陈诚、汤恩伯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家,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不少是浙江人。而且浙江是国民党财阀赖以生存的基础,四大家族中浙江便占了蒋、陈两家。因此,浙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1933年时就被毛泽东称之为“敌之根本重地”,如果把南京比作国民党统治“首脑地区”的话,浙江便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集团对浙江的控制十分严密,红军在浙江境内建立起新的根据地,那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扎上了一把尖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月,挺进师正式成立,全师共538人,步枪445支,轻重机枪12挺。人数虽少,但干部战士配备极为精干。3月23日,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的龙泉。26日,部队在龙泉宝溪乡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首战胜利,拉开了在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挺进师进入浙江,使得国民党大为震惊。4月下旬,当敌获悉红军正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活动时,即调浙江保安团李秀部、福建保安团马洪深部、大刀会及地主武装3000余人,妄图围歼挺进师。斋郎地处百山祖山区,海拔高达1248米,山高林密,地势险要。4月28日上午,战斗打响,挺进师居高临下打得敌人落荒逃窜。此役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约200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50多支,子弹万余发。

斋郎战斗,是关系到挺进师今后能否在浙江立足的关键性一战,它迫使了龙泉河以南之保安团队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则因兵力南调而空虚,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离浙西南,这样挺进师就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二、建立苏维埃,分田又分地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到达松阳县的安岱后一带,受到以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为首的当地农民武装组织“青帮”的热烈欢迎。“青帮”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凌,有着朴素而又强烈的革命愿望,其中相当多的人曾参加过1928年—1930年的革命暴动。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青”指“青帮”,“红”指红军)。有了“青帮”的支持,挺进师在浙西南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立稳了脚跟。

刘英、粟裕都曾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他们深受毛泽东的教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6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的挺进师政委会上,刘英、粟裕决定按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浙西南创建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其核心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挺进师政委会决定首先加强根据地内党的建设,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并派出得力干部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经过努力,根据地内除建立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外,还先后建立了4个区委和3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24人。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加强对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毛主席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要求党员、干部、战士学会两套本领:做群众工作和打游击。并在部队的管理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队纪律,不拿工农群众的一针一线。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很快象井冈山时期一样成立了革命政权,建立了竹溪、玉岩、住溪、王村口等4个苏维埃政府和黄南等19个乡苏维埃政府,157个村苏维埃政府以及分田委员会。并象井冈山时期一样普遍开展了插标、分青苗和分田地运动,到处都是“分田分地真忙”、穷人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新景象。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浙西南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批大批的青壮年,纷纷加入红军或地方游击队,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也取得节节胜利。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逐步实行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在遵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制定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新战术。不但多次打败了浙江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清剿”,还主动出击。在7月底、8月初发起了“八一示威”行动,共袭击了19个大小城镇,缴获长短枪200余枝,轻机枪2挺,破坏了一些敌军重要的交通、通讯线路,给了国民党当局以有力地打击。以松阳县安岱后、龙泉县住溪、遂昌县王村口为中心的方圆200余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全面形成,挺进师、游击队和地方干部队伍壮大到3000余人,成了浙江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的“井冈山”,映得浙西南大地一片红。

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在党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红军主力长征后,全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各地的革命力量大多处于隐蔽、保存力量状态,国民党甚至声称“红军被消灭了”。而此时,挺进师却在蒋介石的老家建立根据地,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一个鼓舞,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一个打击,国民党惊呼:“浙江素有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前形势而称,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粟裕说:“这是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个局部高潮。”中央军委编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书评价说:“这派喜人的革命形势,犹如在浙西南夜空中升起一颗启明星。”

三、血战罗卓英,保卫浙西南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的。”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在1935年8月,调集中央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第18军约7万多兵力对付挺进师。

第18军是陈诚、罗卓英赖以发迹的蒋介石嫡系王牌军,其师、团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校友。这支部队装备了从德、法等国的进口武器,是国民党最精锐的、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

9月中旬,罗卓英部队采取“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等手段,开始向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凡有5户以上的村子,都派兵力驻守,不足5户的村子,则强迫居民搬迁,房屋茅棚付之一炬。

9月21日,挺进师在龙泉上田召开政委会,决定:为了保存挺进师的有生力量,由粟裕、刘英率主力跳出包围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敌进犯我根据地,我则进击敌人后方的空虚地方。黄富武率部分武装留在浙西南,保卫根据地。

留守浙西南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面对极端残酷的形势,毅然以铁的纪律执行了政委会的决定。以死相拼,致使敌人每占领一块地区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9月28日,敌进攻龙泉住溪,根据地军民顽强抗击。10月6日,在茶园坑战斗中,中共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壮烈牺牲。当敌人进攻王村口时,红军和游击队运用“滚乱石”、“吊木排”等原始战法砸得敌人死伤一大片。10月30日,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被捕,后杀害于丽水大水门。10月31日陈凤生被捕,敌人将他押至龙泉11师师部,残暴地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逼他投降,但陈凤生坚贞不屈,最后曝尸龙泉街头。卢子敬、陈丹山也先后被杀害。

由于寡不敌众,至1935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根据地内的战士、干部、群众先后被捕千余人,牺牲失踪上千人。其中,仅被18军抓捕有据可查的就有820人,被杀害370人。粟裕说:“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毙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不计其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山水水。

四、再战刘建绪,挫败敌阴谋

1935年10月5日,刘、粟率挺进师主力突围抵达福建省寿宁县,与闽东红军叶飞部会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由于当时罗卓英兵力仍然被英勇的浙西南军民牵制住,所以浙南地区的反动势力就显得相对空虚,于是临时省委决定开辟浙南根据地。为了掩护浙南的开辟,1936年2月,临时省委决定,将挺进师主力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由粟裕率领返回浙西南活动。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因准备与“两广”军作战,从浙西南调走了罗卓英的第18军。临时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重建浙西南特委,由许信焜任书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并发展了一些新地区。至同年10月,挺进师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的30多个县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陕甘宁中央红军的军事进攻,并许诺联共抗日。但鉴于浙江他的老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从湖南调集重兵约10余万人,由他的得力干将刘建绪指挥,对闽浙赣皖四省红军进行“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采取“机动灵活、寻机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刘英在飞云江两岸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浙西南活动。

1937年2月,刘建绪对浙西南开始“清剿”。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和副书记杨干凡先后牺牲。粟裕率部一路转战,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摆脱敌人,于4月抵达遂昌门阵,与红军谢文清部汇合。门阵位于三县交界处,北倚大岭,南控金衢平原,经济繁荣,有“小上海”之称。同时地形险要,有利于队伍的隐蔽。红军以门阵为依托,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斗争,并调整斗争策略,注重团结“中间力量”,建立一批乡、保“白皮红心”两面政权。在经济上采取新的政策,将过去打土豪、“抓兔子”筹款的办法,改为根据部队需要和地主负担能力征收抗日捐,不过份暴露自己。这样部队既可主动出击,又可隐蔽休整,成功地坚持到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实现。

实行隐蔽的日子,也是挺进师最艰苦的日子。部队不断地在敌人的“网眼”中穿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风餐露宿,常常是缺粮断炊,只能以野菜、草根、树叶充饥,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但不论如何艰苦,除个别分子外,广大指战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矢志不移,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在敌人撒下的“天罗地网”中,浙西南红军得以生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拼死相助。老区群众以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保护着共产党,保护着红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庆元县三堆群众吴思澄身上被割18刀,龙泉县叶张宝被割掉耳朵、鼻子,至死不肯出卖红军。景宁县黄竹山村刘章富一家7口,父母兄长3人被杀,年幼的4个兄弟仍然不肯出卖红军。

在浙西南人民的冒死支援下,浙西南红军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挫败了蒋介石“北和南剿”的反动阴谋,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五、汇入新洪流,红旗永飘扬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不久,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合作抗日。在这种背景下,9月16日,刘英在温州与刘建绪军方代表进行了和谈。10月14日,粟裕在门阵与国民党遂昌县当局谈判成功。18日,粟裕率部告别浙西南父老乡亲,到平阳和刘英会合。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到浙江,传达东南分局指示,宣布浙江红军编为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抗日前线。3月18日,粟裕率首批浙江红军400余人出发,经云和、丽水、遂昌开赴皖南。以后“成为在抗日战争中最好的队伍之一。”

鉴于浙江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曾山强调:浙江“不能放弃,是十年血战的成果,一定要保存。”决定刘英留浙主持工作。刘英以后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红军挺进师的斗争,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从不同方向进行长征的一支中央红军,最终的落脚点是在浙江———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他们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这里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较长时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并把浙西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她为浙西南重建了革命基业,播下了革命种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和革命有生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直至今天,再也没有中断。

第二,为以后的浙西南革命留下了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浙西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仍然是挺进师老红军。他们坚持浙西南革命斗争14年,使浙西南红旗永飘扬。第三,红军挺进师留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挺进师留下的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教训、领导艺术和策略思想,通过老红军传授给新同志,继承和发扬下去,使我们的同志既使处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也能有效地指导工作。第四,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留下了广泛深刻的政治影响,为以后浙西南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因此,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浙西南一度成为东南抗日前哨———浙江的抗战政治、文化中心,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驻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与浙南、浙东一样,成为浙江三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并比原来老区范围更加扩大了。解放后,丽水成为了浙江省惟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区县的地级市。

在创建和坚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斗争中,许许多多党的优秀干部、红军战士和数不清的革命群众,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抱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辉灿烂。他们的精神将万古长青!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将永远激励着丽水老区人民奋发图强、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