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心理学研究进展

2008-04-02 07:47毛志雄高亚娟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年1期
关键词:变量心理健康身体

毛志雄 付 舒 高亚娟

摘要:基于国外学者的元分析、叙事性综述以及2000年之后的研究报告,对身体锻炼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心境状态、自尊和认知功能的关系进行了综述,以期展示锻炼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结果表明,身体锻炼与上述心理健康指标的理想变化有关,其发生作用的效果量整体上为小到中等,但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然而,要揭示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以使身体锻炼真正成为传统心理健康疗法的替代或补充,仍任重而道远。还分别探讨了第三变量对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指标的关系的影响,指出今后对该领域进行大量的“剂量反应”研究的必要性。还对身体锻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提出了5点建议,即,研究身体锻炼对“积极的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进行心理健康运动处方的研究;加强身体锻炼与自尊、自我观念及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对研究中额外变量进行控制;并且探索研究中的第三变量。

关键词:身体锻炼;心理健康;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心境状态;自尊;认知功能;元分析;叙事性综述;第三变量;剂量反应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1-0069-07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Exercise Psychology

MAO Zhi瞲iong1, FU Shu1, GAO Ya瞛uan2

(1.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Beijing Haidian Work睸tudy School,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meta瞐nalysis, narrative reports and researches published after 2000, present study revie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response, mood states, self瞖steem, and cognitive fun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nt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exercise psycholog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has significant relations with the positive changes of the mental health indices mentioned above, although general effect size ranges from “little" to “middl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explore their possible causal relation for physical exercise being taken as an essential replacement or supplementary of traditional mental health therapies. The effect of third variab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mental health indices was discussed in present study, which addressed the necessity of consequent “dose瞨esponse" studies. Five suggestions were also put forwar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 that a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ndices; 2) researches on exercise prescriptions on mental health; 3)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elf瞖steem, self concept,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4) control of extraneous variables and; 5) exploring the third variables.

Key words: physical exercise; mental health;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response; mood state; self瞖steem; cognitive functioning; meta瞐nalysis; narrative report; third variable; “dose瞨esponse" study

进入21世纪以来,锻炼心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研究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从研究方向上看,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元分析的方法,将不同的研究结果联系起来考虑,以期在众说纷纭的结论中寻找共同的答案。与此同时,我国锻炼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数量、质量、内容、方法以及研究对象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缩短了与国外学者的差距。

1 身体锻炼后焦虑的降低

1.1身体锻炼缓解焦虑的整体效果┆截至2001年,国际上至少已有6项关于身体锻炼与缓解焦虑的元分析研究(Calfas & Taylor, 1994; Kugler, Seelback & Krüskemper, 1994; Landers & Petruzzello, 1994; Long & van Stavel, 1995; McDonald & Hodgdon, 1991; Petruzzello, Landers, Hatfield, Kubitz, & Salazar, 1991)[1-6]。这些元分析中,最多的包含159项原创研究,最少的仅含11项。6项元分析均指出,所有的原创研究都认为身体锻炼与缓解焦虑显著相关。对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纸笔测量与心理生理学测量均发现焦虑得到了缓解(Landers & Petruzzello, 1994; Taylor, 2000)[3,7]

总之,多数叙事性综述和所有元分析研究都支持了如下结论:基于1960-199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短期和长期身体锻炼与焦虑缓解之间存在低到中度的相关关系。

身体锻炼对缓解焦虑是否比其他疗法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它决定着是否可以把身体锻炼作为其它疗法的一种替代或辅助。然而,答案至今尚未达成一致。元分析显示,锻炼对“健康人群”的效果量从“小”到“中等”(ES=-0.15~0.56),取值不等(Landers & Petruzzello, 1994)[3];但是对“焦虑或抑郁患者”的效果量却“大”(ES=0.72~0.94)(Taylor, 2000)[7]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锻炼对焦虑的缓解作用比控制组、娱乐活动及冥想要好;锻炼的降低焦虑的作用没有心理治疗好;锻炼的效果量和其他心理或药物的干预是一样的(Nordhus & Pallesen, 2003; Westen & Morrison, 2001)[8,9]

一项组内设计的实验研究中,20位女性按顺序接受锻炼、看喜剧、听音乐和控制组(静坐),每项活动的前5分钟和之后5分钟测量焦虑。结果显示,除了控制组之外其它3种处理都出现了显著的焦虑下降。效果量从高到低依次是看喜剧、听音乐和锻炼。可见,看喜剧和听音乐的心理效益与锻炼相当(Szabo, Ainsworth, & Danks, 2005)[10]

1.2研究中的调节变量在身体锻炼与缓解焦虑的关系研究中,还有一些调节变量需要注意,主要包括被试效应和练习效应。

1.2.1被试效应

以往的研究表明,被试的健康状况和初始焦虑水平对身体锻炼缓解焦虑的效果量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不健康、高焦虑的被试,缓解效应可能会较大;而对较健康、低焦虑被试,缓解效应可能会较小,但仍达到显著水平(Landers, 1994;Landers & Petruzzello, 1994)[11]。最近也有研究显示,性别也会影响锻炼的抗焦虑效果:长时间的身体锻炼(每天至少92 min)对男性有抗焦虑的效果,但对女性没有显著作用(Bhui & Fletcher, 2000)[12]

1.2.2练习效应曾有研究(Bartholomew & Linder, 1998)[13]表明,20 min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可明显减轻男女大学生的焦虑。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且,如经进一步的研究支持,会使我们对通过阻力训练缓解焦虑的条件有更清晰的认识。

还有很多研究探讨了其他锻炼方式的练习效应。如,有研究显示,持续步行(30 min/day)比间隔步行(3×10 min/day)的抗焦虑效果更好。

此外,还有一些调节变量如锻炼的环境,也影响着锻炼的抗焦虑效果。一项研究采用了2×3×6(运动强度×环境×时间)的重复测量实验设计,对高度社会躯体焦虑的女性在一次性锻炼后的状态焦虑变化进行了研究(环境有自然环境、实验室环境和控制组3个水平)。结果显示,锻炼之前状态焦虑只有在自然环境中出现了显著升高,尽管锻炼5 min后自然锻炼环境和实验室锻炼环境都出现了焦虑降低,但只有实验室锻炼环境的降低焦虑效果能够保持。研究提示我们,锻炼对高度社会躯体焦虑的女性的抗焦虑效果可能会受到锻炼环境的影响。

该领域未来需要更多的“剂量反应”(dose-response)研究,它可以更加精确地控制锻炼的抗焦虑效应,并且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科学的运动处方。

2 身体锻炼的抗抑郁效果

2.1身体锻炼抗抑郁作用的整体效果众所周知,与药物、电休克(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认知行为治疗或心理治疗等抑郁治疗方法相比,身体锻炼可谓一种有效的、替代性的、廉价且无副作用的新疗法。身体锻炼与抑郁的关系领域的元分析研究至少已有6项。最近的一项研究是Stathopoulou、Powers和Berry (2006)的研究,该研究对11项针对抑郁患者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锻炼对抑郁的效果量达到了“大”的水平(g=1.39 (95% CI:0.89-1.88), 相当于以d表示的效果量1.42 (95% CI:0.92-1.93))[14]

这些元分析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长期的和短期的身体锻炼都与抑郁的显著降低有关。在其中含30项以上原创研究的元分析中,效果量达到了中等水平(ES=-0.53~-0.72)[15]

近期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支持了身体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一项对1947名健康的中老年人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锻炼具有抗抑郁作用(William & Stéphane, 2002)[16]。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对心境和血液循环的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降低有抑郁病史的女性的血管收缩症状(Thurston & Rebecca, 2006)[17]。香港学者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有规律的气功练习可以缓解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并提高其幸福感(Tsang & Chan, 2006)[18]。这些研究都为身体锻炼的抗抑郁作用提供了证据。

当比较身体锻炼与传统抑郁疗法(如心理疗法和行为干预)的疗效时,元分析的结果却不太一致,这也许与被试的不同类型有关。有研究表明,锻炼组的抗抑郁作用优于控制组及娱乐活动或冥想组;但锻炼的效果并不优于心理治疗或社会交往;而且锻炼和心理疗法、认知疗法、行为疗法、认知行为治疗、谈话治疗及各种药物治疗的效果是一样的[9]

也有研究探讨了锻炼作为辅助手段的抗抑郁的效果。根据公共健康指引,研究者为每个被试制定了相应的运动处方。结果显示,锻炼可以有效地辅助抑郁患者的药物治疗。而且锻炼既可促进健康,也可降低抗抑郁疗法本身所引起的抑郁症状。

考虑到心理治疗等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费用,而且身体锻炼至少与其它传统疗法有相同的效果,这就足以令人振奋。而且身体锻炼还能带来额外的身体健康效应,而行为干预却不能。因此,由于身体锻炼花费少并能带来健康效益且也能有效降低抑郁,它可以作为传统抑郁疗法的有效替代或补充。今后,如何在系统降低药疗剂量的同时辅以身体锻炼,将是抗抑郁研究中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课题。

2.2研究中的调节变量这一领域研究中的调节变量,仍是被试效应和练习效应。

2.2.1被试效应一项重复测量研究支持了前人的结论,即锻炼前抑郁得分高的被试其锻炼的抗抑郁效果更加显著。

另一项关于锻炼对脊髓疼痛患者幸福感的研究考查了其疼痛度、压力变化、抑郁与锻炼的关系,重复测量的结果显示,压力可以调节锻炼的抗抑郁效果,且调节作用显著。

还有研究指出,个体差异,特别是生活事件和个人经历的特殊性,也对锻炼的抗抑郁效果具有调节作用(Faulkner & Biddle, 2004)[19]

2.2.2练习效应过去的研究认为,除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和阶段次数安排以外,没有其它调节变量显著影响身体锻炼的“剂量反应”效果(如平均持续时间、强度、频率)。此外,不管是否存在练习效应,效果量都较大(ES=-0.85~0.94)。与焦虑研究相同,在不同身体锻炼条件下抑郁水平都会降低,并且不依赖锻炼者特定的身体健康水平。

然而,最近的研究有显示,强度可以影响锻炼的抗抑郁效果。2×2的实验研究显示,高强度(17.5 kcal/kg/week)的有氧锻炼有显著的抗抑郁效果;低强度(7.0 kcal/kg/week)和安慰剂都没有显著的抗抑郁效果。锻炼频率对抑郁没有显著作用(Dunn, Trivedi, & Kampert, 2005)[20]

可见,这个领域同样需要进一步的“剂量反应”的研究,才能加深对锻炼缓解抑郁的作用规律的理解。

鉴于上述调节变量的作用,可以通过控制调节变量更好地进行锻炼干预,以提高锻炼效果。2.3身体锻炼与抑郁的缓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临床抑郁患者,目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身体锻炼可导致抑郁症状的缓解。早在1965年,Hill就曾提出了判断身体锻炼与抑郁缓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8条典型评判标准[21]

一项研究考察了何时锻炼是否锻炼与心境间的调节变量,研究将12个被试分为4个组:早晨锻炼组、早晨不锻炼组、晚上锻炼组和晚上不锻炼组。结果显示锻炼组可以促进积极心境,然而,尽管早起锻炼似乎比晚上锻炼更加困难,但是两个组的心境变化并没有因此表现出差异。

锻炼频率也一直是研究关注的领域。一项研究考察12周的休闲锻炼对55名年龄在60~75岁的久坐型老年女性的心境的作用,并探讨研究锻炼频率的作用。结果显示锻炼频率为每周两次和三次的锻炼组的积极心境显著好于控制组和频率为每周一次的组,因此产生积极心境的锻炼频率至少应为每周两次(Matsouka, Kabitsis, & Harahousou, 2005)[29]

有研究探讨了人格对锻炼的心境作用的调节作用。重复测量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所有人格的被试锻炼后的心境都显著改变,人格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Milton, Lane, & Terry, 2005)[30]

也有研究考虑了锻炼初始的心境状态,将其作为协变量进行探讨,结果显示锻炼组比控制组在紧张、抑郁、精力和疲劳等4个维度上都有显著改善,但不同年龄段的两个组没有显著差异,且心境的变化与初始心境分数成负相关(Annesi, 2004)[31]

5 身体锻炼与自尊

5.1身体锻炼与自尊关系的整体效果目前已知有4项关于身体自尊或身体自我观念的元分析研究(Calfas & Taylor, 1994; Gruber, 1986; McDonald & Hodgdon, 1991; Spence, Poon, & Dyck, 1997)[1,32,5,33]。这些元分析中包括的原创研究从10项(Calfas & Taylor, 1994)[1]到51项(Spence et al., 1997)[33]不等。分析结果一致表明,身体活动/身体锻炼可以促使身体自我观念或自尊分数提高,提高的范围是小到中等程度(ES=0.23~0.40)。

还有一项综述性研究,包括了37项实验研究和42项非实验研究,其中78%的研究结果提示锻炼导致显著的自尊的变化。

近期有研究对62名瑞典女孩进行运动干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6个月的锻炼干预后,锻炼组锻炼前后的自尊发生了显著改变,但是锻炼组和控制组的自尊没有差异(Lindwall & Lindgren, 2005)[34]。看来锻炼干预的模式仍是这一领域的调节变量。

我国锻炼心理学对自尊的研究总体上与国外的研究范式一致,但已有研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例如,健美操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剧烈型锻炼方式,太极拳则是比较典型的东方绵缓型锻炼方式,这两种锻炼方式是否会对自我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张立敏(2003)[35]曾进行了两项研究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项研究比较了健美操、太极拳这两种锻炼方式对女大学生的自我观念不同方面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锻炼方式对自我观念(身体吸引力、身体价值感、身体自尊、整体自尊)的影响没有可靠差异。

第二项研究比较了健美操(n=15)和太极拳(n=15)这两种锻炼方式对成年锻炼者自我观念的不同方面产生的影响。结果同样表明,两种锻炼方式对被试自我观念(身体吸引力、身体价值感、身体自尊、整体自尊)的影响没有可靠差异。

张立敏(2003)[35]的研究还发现,被试通过身体锻炼,身体价值感(研究一)或身体自尊(研究二)有了显著提高,但整体自尊和生活满意感却没有显著改变,这提示,3个月左右的身体锻炼可能只对身体自我观念有特异性影响,而对整体自我观念和一般生活满意感的影响很小。

5.2研究中的调节变量对身体活动与自尊的关系进行的元分析已经表明,在不考虑性别、年龄及人群的差异时,身体活动对自尊具有一般性影响(Fox, 2000)[36]。通过检验8项随机控制的儿童研究,Fox得出结论:身体锻炼对自尊的初始水平较低者更为有效。尽管研究者们在各年龄阶段的被试身上都观察到了身体锻炼对自尊的积极影响,但是多数研究证据仍集中于儿童与青年人。

Fox(2000)[36]注意到,对于老年人来说,多数证据表明,有氧锻炼和力量训练相比,后者的效益持续时间更短;其他活动如游泳、灵活性训练、武术或舞蹈,研究结果未见自尊水平的显著改变。但是,这类研究数量很少,要得到确切的结论,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对自尊,身体锻炼是否存在剂量反应效应,研究结果也不一致(Fox, 2000)[36]

除此之外,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也会产生调节作用。对200名参与锻炼和不参与锻炼的65岁以上老年人的横向研究显示:有规律的锻炼可以降低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提高自尊和生活满意感;男性比女性的自尊更高;自尊与年龄成反比,与健康状况成正比(Um, 2004)。

国内也有研究探讨了调节变量的作用,如何颖(2002)[37]的研究对444名大学生的运动量和性别在锻炼和自尊及抑郁水平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运动量和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且女大学生的相关更高;而运动量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且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明显低于男大学生。

6 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

6.1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关系的整体效果关于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已有12项叙事性综述和2项元分析。最新的一项叙事性综述(Boutcher, 2000)[38]主要关注老年人认知操作水平与体质(fitness)的关系。Etnier等人[39]做了一项包括134个原创研究的元分析研究,该研究跨多项任务如反应时、记忆、推理和学术成就测验,结果发现,身体锻炼对认知功能改变的总体效果量较小(ES=0.29),但显著。

一项综合了1970-2003年相关研究的元分析,整合了30个实验中的2020名被试的数据,结果显示锻炼能够提高认知功能,效果量达到0.57(Heyn, Abreu, & Ottenbacher, 2004)[40]

一项研究调查了1 146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锻炼水平和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中根据锻炼的类型、频率和时间将锻炼水平定义为三级:高,即每周三次以上,每次至少30分钟的有氧锻炼;低,即所有其他锻炼;以及无锻炼。结果发现只有高水平锻炼组锻炼与认知功能下降呈负相关。而当将锻炼水平重新定义为高水平为每周5次以上(其他不变)时,高水平和低水平组的锻炼都与认知功能的下降呈负相关。可见,锻炼的确可以延缓认知功能的下降,且其效果还与锻炼的类型、频率及时间有关。

有一项研究探讨了锻炼和音乐欣赏结合使用对心脏恢复患者的感知觉的影响。研究采用组内重复测量设计:33名被试先后接受有音乐欣赏和无音乐欣赏的锻炼,且每次锻炼前后都进行流畅感觉的口头报告。结果显示,有音乐欣赏的锻炼可以显著改善被试的流畅感,而无音乐欣赏的锻炼组则没有显著变化。研究初步验证了锻炼和音乐欣赏结合使用的效果。

国内也有学者对锻炼与认知功能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研究考察了不同锻炼项目(跑步、篮球和跆搏)和中、小锻炼强度对男大学生的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锻炼对认知功能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等强度的身体锻炼的效果好于小强度,运动项目则是跑步的效果最小,而篮球和跆搏则表现出对不同认知功能的促进效果(翟芳,童昭岗,颜军,和王秋林,2003)[41]

6.3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关系的机制目前已有多项机制,已发展了许多解释机制(主要是生理机制)用来解释体质与认知操作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脑循环机制、神经营养刺激机制、神经效能机制和二级老化(secondary aging)机制。

随着对认知功能研究方法的进步,研究者开始对锻炼影响认知功能的脑机制和神经机制展开探讨。近期有研究基于锻炼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的认识,设计两个实验探讨了锻炼通过哪种神经活动进而影响不同的认知功能。研究发现前额叶功能的恢复解释了锻炼对认知功能的作用。

尽管这些生理学解释很具吸引力,但是Etnier等人(1997)[39]的元分析证据表明,它们可能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例如,效果量与任一调节变量(如身体锻炼周数或天数)之间的关系都不能说明身体锻炼能够导致健康的改善。此外,训练效果与效果量无关。因为这是生理学机制依托的基本理念,所以他们能否支持生理学机制受到很大质疑。可能用以下内容(一条或更多)对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的关系进行解释更为合理:第一,生理学机制独立于心血管健康;第二,在有氧适应性改变之前,生理学机制与心血管健康有关;第三,心理学机制(尤其是心理社会机制)独立于心血管健康(Etnier et al., 1997)[39]。其中第三种尤其适合解释长期/短期身体锻炼研究中样本量的调节作用。

总之,在锻炼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领域,今后需要更多地关注生理机制的研究。

7 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小结

身体锻炼与很多心理健康变量有关,通过对其进行综述分析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身体锻炼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积极心境、自尊和认知功能的理想变化有关,而不是身体锻炼导致了它们的变化。身体锻炼对这些变量产生影响的效果量整体上为小到中等,但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变量都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遗憾的是,仍需学习掌握大量内容才能充分理解身体锻炼与这些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使医疗健康工作者确信并逐渐把身体锻炼作为传统疗法的一个替代或补充,为那些在这些心理健康领域有问题的人提供治疗。

对调节变量的研究表明,测试前心理健康水平极低的被试(如高焦虑、高抑郁、更少积极心境、低自尊)会产生更大的身体锻炼效果。关于长期身体锻炼比短期身体锻炼更有效的结论也较为一致,尤其是锻炼时间长于12周时更是如此。多数元分析与叙事性综述中没有观察到身体锻炼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影响效果,因此今后对每一心理健康因素都要对“剂量反应”(即身体锻炼强度与持续时间)进行系统的检验。同样,对锻炼的其他因素,如锻炼类型、模式、频率、时间等,都需要进行更深入地“剂量反应”的探索研究。

今后的研究除了应澄清重要的调节变量之外,还有必要对那些关于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因素之间关系的各种解释进行评价。应该通过精巧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直接比较这些解释各自的贡献。

8 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应注意的问题

8.1身体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效益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具体指出心理健康的标志为: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能彼此谦让;有幸福感;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可见,心理健康并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疾病,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积极的、适应良好的、能充分发展其身心潜能的状态。根据这一理念,国内外学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心理健康标准(如马斯洛(参见:毛志雄,翟群,2000[42]);季浏,1995[43])。他们都是在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探讨心理健康的标准。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多数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均是从心理健康的消极方面构成研究设计,很少有人沿着上述标准,从积极的角度探测心理健康的结构。

目前国内以SCL-90作为心理健康的测量工具似乎占据了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主流地位,这类研究所依据的假设是:有焦虑、抑郁、强迫行为等“临床症状”的人,肯定是心理不健康的。依据这一假设所测量的心理健康,实际上是“心理不健康”的状况,它的致命缺陷是无法测量心理“健康”的程度,而对身体活动或身体锻炼能否使“心理健康”的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我国学者陈勇嘉和殷恒婵(2003)[44]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率先从积极方面探讨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出了一个6因素结构模型。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国除体育专业大学生之外的其他人群,其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结构是什么?身体锻炼除了减缓焦虑、抑郁,能否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的增长与提高?

8.2心理健康运动处方的研究锻炼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不同的群体开具个体化的运动锻炼处方,使他们真正获得明显的健心效益。为此,未来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何种锻炼项目和运动负荷对哪些特定人群产生哪些特定的效益?为此,必须注重该领域研究中的第三变量。从国外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十分注重被试群体、“剂量反应”、练习项目等调节变量的影响,其目的也在于回答上述问题。为此,需要设计更有理论导向和思路的真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

8.3自尊、自我观念、认知功能的研究自尊、自我观念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身体自我观念是心理发展过程中最早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我观念成份。在此基础上,人们才逐步建立起社会自我观念、情绪自我观念、学术自我观念,并发展为整合的自我观念。在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有形成新热点的趋势,我国学者也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何玲,张力为,2002;徐霞,姚家新,2001;杨剑,2002;张力为,陈荔,2005)[45-48],研究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身体锻炼与自我观念的关系;第二,身体自我观念的测量方法。当然,这类研究由于概念含混,在设计上有相当的难度。国际上关于身体锻炼和自尊、自我观念的研究结果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一致。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身体锻炼能否促进智力的发展?它对反应时、记忆、推理乃至学术成就的发展是否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机制如何解释?要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问卷调查和心理测验,还有赖于从生理心理的角度进行探索,研究神经系统形态和机能的变化,以及神经、肌肉、循环、内分泌等系统机能的改善。这可能是锻炼心理学研究的潜在热点。

8.4对研究中额外变量的控制国外学者曾有人[49]怀疑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结果并非是锻炼本身的效果,而是被试的假性行为造成的。这些假性行为如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期待效应,反应扭曲(response distortion)或安慰剂效应等等,是导致锻炼产生虚假心理效益的原因。尽管这种怀疑受到了元分析研究和动物研究的有力反驳,但它的存在还是给我们以重要的警示作用。通览近6年来国内发表的研究报告,有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没有对可能产生假性行为的额外变量引起足够的注意,研究中也缺乏对这些额外变量的严格控制。如此发展下去,无疑会降低研究的内部效度,不利于研究质量的提高。因此,假性行为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8.5研究中的第三变量在探讨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同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第三变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Burke对44篇相关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将锻炼干预分为四组,以家庭为单位没有任何健康指导组、以家庭为单位并接受健康指导组、集体锻炼组和接受过凝聚力训练的集体锻炼组。结果发现接受过集体凝聚力训练的集体锻炼组其锻炼的生理和心理效益优于其它组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并接受健康指导组和集体锻炼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作者对此的解释是两个组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Burke, Carron, Eys, Ntoumanis, & Estabrooks, 2006)[50]。一项关于更年期女性锻炼与其生活满意感的研究显示,锻炼能够促进生活满意感,但是同时受到中介变量自我和更年期反应的调节(Elavsky & McAuley, 2005)[51]。可见,该领域的研究结果还存在很多空白和不一致,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探索。

总之,我国的研究也应该紧跟世界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上展示自身的特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需要重视张力为的5点建议[52],即重视理论假说、追求因果关系、探索第三变量、引入多元统计和利用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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