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权威:利维坦的福音

2008-04-21 03:23:52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8年1期

黄悦波 刘亚宁

摘要: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持续生命力的内核,然而古往今来的各种社会形态表明,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国家时代尤其需要一个权威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当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成为时代主题之际,法治成为越来越多追求民主的国家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的法治权威的建立蕴含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法治权威;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福音

中图分类号:DFD文献标识码:A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持续生命力的内核,而人类文明进程表明,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都内在地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古往今来各种社会形态中,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即某种程度上而言,任何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尤其是“利维坦”时代,都不能缺少一个权威——无论是专断的、民主的、道德的还是法律的。受市场经济即分全球化的影响,当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生命之际,多元文化背景下使得法治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的法制权威,无疑为解决当前对中国民主法治的“困惑”提供了深入科学探讨的可能。

一、法治权威是国家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

对于国家的产生方式虽然学者见仁见智,由国家维护人民权益的基本思路还是不言而喻的。霍布斯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还原为他们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存对生命所需东西的获取和对使生命受到威胁的东西的逃避,他指出:“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是自由地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为了保证人们即使推翻了暴虐的政府也不至于完全回到自然状态,洛克采用了双重社会契约的理论,并指出:“在任何地方,不论多少人这样地结合成一个社会,从而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和公民的社会”。恩格斯则针对国家的起源问题时一针见血的阐述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如何“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又如何找到“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在此,历史则是最好的老师。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俄罗斯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而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宣告了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改革以彻底失败。为了结束社会政治思想领域混乱的局面、加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俄罗斯广大社会与知识精英呼吁俄罗斯应该实行权威主义政治,呼唤一个新的、以“国家权威至上”为主旨的思想来主导目前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乱局”。当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份“沉重”的政治遗产,他别无选择,只能在“加速现代化”、当社会依然没有能力根据明确的利益结构来组织自己时,让国家承担塑造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秩序的主导角色。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写道:“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与欧美国家乃至日本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西方各主要国家自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演变至今的500多年,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而且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的政体制度,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来所解决的问题,对应的是西方17-19世纪各民族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现在所必须应对的国际秩序却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秩序,面临着既要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又要建设自由民主宪政的两难困境(而这是西方各现代国家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秩序是发展中的首选,当中国在社会治理方式最终选择法治之际,法治权威的树立对于肩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情要求法治权威

政治文明是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必然为此付出代价。托克维尔分析了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因此它认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然而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即“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文明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

当前俄罗斯在市场制度下,社会分化为各个阶层,形成了各种利益。当各利益集团相互攻击,并达到白热化阶段时,就需要“国家的铁腕”予以制止,并不断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为民主改革创造条件,这一历史阶段是不能逾越的,即权威主义是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需,因为人民群众在排斥和拒绝现存的东西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他们经常受到平民主义的蛊惑,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西方的民主制和市场是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反,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前美国总体克林顿曾公开强调:“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还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和历史的余绪不绝于屡,而国家这种组织形态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产物,在西方它是在古典城邦制和封建制之后逐渐形成的,而在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催生的。民族是国家的载体,但是单纯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有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诉求,或单方面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目的的政治实践,在历史上曾经导致了无数的灾难,特别是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它们都有惨痛的教训。所以,民族国家的建设还需要吸收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制度设施,那就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与宪政,英美的国家建设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即宪政国家的建国之道。而若从上述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大格局,就不难发现,任何一个优良的宪政国家(比如英国、美国),它们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以及其中的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是职能强大的政治国家,对外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甚至走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目前的迫切任务是对内建设自由民主宪政的民族国家,对外反对国际霸权主义,最大限度地现实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而这都需要借助于国家的权威。当然,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极权政治之苦,一说起国家权威就心有余悸,但现在所强调的国家权威是法治之下的国家权威,非个人也非党制国家的权威。宪政国家是建立在宪法之上的国家,宪政确实是要限制政府和国家的权力,保障人权,而这些在今日中国仍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限权不等于不要权力,宪政国家的权力在边界上是有限的,但在职能上却是强有力的,一个有限度而又有能力的国家制度是宪政国家的实质,总之,国家的权威也就是法律的权威,宪法的权威。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增强,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担着当代中国全体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只有以此为指导的选举才能整合当前社会“断裂”而共同前进。

三、法治权威体现了中国当前政治模式的国情

社会治理的方法应当的多种的,选举民主并非社会治理的万灵药。恩格斯曾强调:“单纯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治愈社會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他早已看出:“民主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人的自由就表现在选举的时候投上一票,并且说:你们看,国民清谈馆的演说家现在也有两万分之一是我的了,所有的神现在还不是对我表示好感吗?——这种想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托克维尔也看出:“搞阴谋和腐化是民选政府的自然弊端”。而选举制度的弊端还体现在于:“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各种分析。……(但)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只看事物的面特点。因此,各种骗子能够施用他们取悦于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不能取信于民”。更为可笑的是:“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担任公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选择”。此外,冯·哈耶克对于泛民主国家进行“为什么总是最坏者当政”的深刻分析,以及历历在目的俄罗斯学者对其历史和现实之深刻反思尤值得迷信“欧风美雨”者借鉴。

与此同时,选举制度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适应性的民主。政治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必然要适应经济发展。科恩指出:“富裕的人往往不能理解自己的民主要依靠物质福利。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总是认为只要勤奋并采用不限制任何人的政治制度,就可获得经济福利,忽视了采用这种政治制度要有成效必须是具有某种繁荣的社会,而这种繁荣是世界上许多地方尚未享有的”;科恩还引用其同事凯内斯,博尔丁的一节诗:“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公正与自由的民主,许许多多的好处,只有富国能实现”,该言语都发人深省。

另外,西方三权分立是泛民主人士敬仰不已的模式,司法审查的权威尤为其乐道,然而司法权威独大的局面不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托克维尔曾感叹美国联邦的安全、繁荣和生存本身,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的确,美国法官的权力很大,但“这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权力”。而“在目前,舆论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难于驾驭的力量,因为无法说清楚它的界限,而且界限以内的危险也总是不亚于界限以外的危险”。与此同时,历史上那些大法官并非各个洋溢赞誉,比如“隔离但平等”案例等一直以来就是被病垢不已的,而现代司法甚至也是对民主的不信任的产物。学者李道揆为此指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而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互动过程,和美国的社会互动,它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形成,同时美国社会也为司法审查制度刻上了时代的印记。社会需要权威,但权威是生成而非复制的,否则就如托克维尔的判断:“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者成名发财,而落入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的艺术品”。

四、法治权威反映了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

人权主义者通常抽象的强调“天赋人权”,迷信自由的神圣性,并力图营造世界的“大同”。实际上,古往今来西方的哲学家法学家或深或浅的都论述了自由权利的相对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现代社会,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那种不带任何义务、“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自由,只有在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状况,没有形成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当人与猿猴相揖别、形成人类社会时,人就必须受到某种限制,承担一定义务。当然,现代社会这种义务往往体现在法律上,即由一个社会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而法律的目的则“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在一切能够接收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与此同时,法治权威就如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人权学说的发表和传播的确是战后自由主义的一大成就,但“进一步说来,人权学说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了欧洲式的个人主义,而非西方文化关于人类认同的概念则更具有‘集体性。……鉴于世界范围内文化差异的深度,要想建立一套唯一的世界人权体系,这样做的本身必然是以民主为中心的,免不了要把一种文化对人的个性和人类认同的理解强加于其他文化”。

另一方面,历史证明,民主国家权威是维系民主体制本身的必须。如古谚语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科恩就指出:“各民主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必须准备保卫自己,遥远的过去以及最近的民主社会的经验明白显示,不论民主的其他条件实行得多么好,如果这个社会不能战胜或击退它的敌人,也将功亏一篑”。通过仔细研究美国的民主模式,托克维尔强调:“在讨论选举制度的绝对好处之前,总有一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即了解一下打算采用选举制度的国家的地理位置、法律、习惯、国情和民意是否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软弱而又受制约的行政权”。目前众所周知中国的台湾问题是中华儿女内心的忧伤,因此,尽管行政集权有很多缺点,“我绝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社会的繁荣富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迎接战争的凯旋”,毕竟,“民主的社会进程比其政治进程走得更远”,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缺乏民主制度的民主社会更加危险的了”。比如,瑞士是一个小国,不仅免遭两次世界大战劫难,并且保持着500多年中立的世界记录,但瑞士人民仍认为保留一只强大的军队,是捍卫瑞士和平、独立以及人民自由的需要。由此可见,世界的发展史及人类活动轨迹显示:国家,尤其象中国这种经受一百多年凌辱的民族,应该靠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发明、自强不息改变落后面貌。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努力进取而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的确,“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是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当然,“我也绝不认为,美国人发明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因为“可以说,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毋庸置疑,任何人类社会的制度都非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孤立的发展,而是在一国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中。在此消彼长的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以各自法治实践为依托来发展、来变化的。中国的政治文明应当结合国情、关注民生、完善制度,弘扬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坚持蕴含科学发展观的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道路,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担当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从而构建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王启良